一、1957年以後，黨內民主遭到破壞的原因
為什麼曾經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重視發揚民主的黨，卻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內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的破壞？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
首先，毛澤東同誌“左”的指導思想的錯誤是黨內民主生活逐步遭到破壞的直接原因。我們黨的曆史是與毛澤東同誌個人緊密相連的。他的思想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黨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但是就在黨接連取得巨大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同誌“左”的思想也逐漸發生發展起來。這主要是由於全黨和毛澤東同誌，在黨執政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認識不足，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又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同時又把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從而形成了關於社會主義時期一整套的“左”的指導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同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日益嚴重起來。在社會主義改造後期，毛澤東同誌“左”的思想已初見端倪。1955年夏季以後，合作化的步子加快了，超過了群眾覺悟水平和幹部經驗水平，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鄧子恢同誌曾經指出過合作化過急過快的錯誤，但被毛澤東同誌指責為“右傾錯誤”。1956年，周恩來等同誌也覺察到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有冒進的傾向，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但毛澤東同誌認為“反冒進”是右傾保守，並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離右派還有五十米”。1959年，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等同誌的批判。1962年在劉少奇同誌主持下，為了克服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並在政治上為1958年後曆次運動中搞錯的幹部平反，但後來毛澤東同誌認為這是刮“翻案風”“單幹風”。1964年，劉少奇同誌不同意把“四清”運動的性質看做是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鬥爭，他認為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毛澤東同誌提出“四清”運動的對象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同誌是不同意的。可以看出，毛澤東同誌“左”的思想在發生發展的過程中，遇到了黨內同誌不同程度的抵觸和反對，這種情況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有其明顯的表現。我們的經驗說明，具有“左”傾思想的領導者為了推行“左”的錯誤主張，鞏固其在黨內的地位，使其能得到貫徹執行，必然要求掃除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種種阻力和障礙，也必然采用破壞民主的方法和手段，才能達到目的。因為在正常貫徹民主集中製的過程中，錯誤主張是不容易得到通過的。事實告訴我們，黨內“左”的錯誤發生發展的過程，就是黨內民主遭到削弱和破壞的過程。如果民主集中製比較健全，並且能夠認真執行，那麼“左”的思想就不太可能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或者能夠得到及時的糾正。“左”的錯誤之所以能夠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往往是以黨內民主遭到全麵破壞為代價而取得的。“左”的錯誤越發展，民主越遭到破壞；民主越遭到破壞，“左”的錯誤也就越容易得到發展，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但這種錯誤最終還要靠發揚黨內民主來糾正。
黨內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出現不同意見是完全正常的，出現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也是不足為怪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條件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一個艱苦的探索過程。黨在新中國成立初，忙於新生政權的鞏固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繁重任務。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複雜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急迫地擺在了全黨的麵前。在這種情況下，黨內有不同的主張和分歧是必然的，也是避免不了的。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內，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存在分歧是一種普遍現象。為了更好地解決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執政黨更應該發揚黨內民主，以便發揮全黨的智慧和力量，使黨的方針、政策更符合客觀實際，而不應該對不同意見采取簡單地否定和打擊的辦法。毛澤東同誌對黨內的這種分歧采取了不正確的態度，聽不得不同的意見，更不容忍反對的意見。他常常把黨內的意見分歧主觀地提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原則高度來認識和處理。他消極地吸取蘇聯反斯大林的經驗，錯誤地看待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加上中蘇兩黨分歧的公開化，逐漸地使毛澤東同誌形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的理論觀點，並且使他感到，過去搞了工廠的鬥爭，搞了農村的鬥爭，搞了文化界的鬥爭，搞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不能解決問題，而必須采用發動億萬群眾的方法來解決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左”的錯誤發展到極端，黨內民主也被破壞無遺。
其次，製度不健全，黨的領導體製存在的缺陷，使黨內民主失去保障。這是黨內民主遭到破壞的一個根本性原因。製度上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我黨多年來實行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製。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製是在戰爭和革命時期的環境中形成的。這種體製對保證戰爭和革命的勝利曾有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變成了發揚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障礙。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中規定：“凡是中央政治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這種個人決定權同在充分民主基礎上實行正確集中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同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集體領導原則是完全矛盾的。如果說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同誌的路線和主張是正確的，因此這條規定的弊端還不明顯、不突出，那麼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條規定的弊端就充分地暴露出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左”的指導思想日益嚴重。個人專斷的作風也越來越發展。他曾多次使用個人決定權，推翻他沒有參加的中央政治局集體作出的決定。在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也大都是以他個人意見為基礎形成集體的決定。正是這種過分集中的領導體製，終於導致一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這種不好的製度不僅嚴重破壞了我黨最高領導層內的民主生活，而且也把毛澤東本人推向了反麵，犯了曆史性的嚴重錯誤。
黨內民主製度上存在的另一個大的缺陷，就是沒有建立和形成真正有效的、係統的監督機製，特別是缺少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者行使權力的製衡力量，這就潛伏著一個極大的危險。監督製度包括很多方麵。有組織對黨員個人的監督，黨組織上下級之間的監督，代表大會的監督作用，黨內輿論的監督以及黨內檢查機關的監督等等。雖然我們黨比較重視黨內的自我批評，號召人民群眾對黨工作中的錯誤進行批評。也建立了紀律檢查機關，但是沒有形成完整有效的監督體係。新中國成立後建立起來的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後來建立的監察委員會，對於黨員和幹部的違紀行為發揮過一定的監督作用。但這些機構隻能檢查下麵，而不可能檢查最高領導層，更不可能檢查監督黨內最高領袖的行為，起不到它所應起的監督製約作用。我們的經驗表明，嚴格執行製度和法規需要有專門的、有足夠權威的監督機構和公正無私的專業紀檢隊伍，否則，黨內民主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保障。黨內民主製度應逐步完善起來。如對黨內重大問題的決定，應當實行嚴格的無記名投票表決的製度。過去，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問題，往往是以發言和舉手的方式來進行表決。在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下，即使有人有不同意見也不可能表現出來。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決策上的失誤。
我們的領導體製方麵存在的弊病，說明黨內政治生活的不健康，說明人治大於法治。沒有必要的製度對領袖權力的製約，領袖可以由主觀意誌發動一場又一場的運動。這樣，黨內民主被踐踏的命運就在所難免了。
第三，權力過分集中容易造成個人專斷。過分集中的政治體製幾乎是所有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的特征。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無產階級革命將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首先取得勝利，而且有可能在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取得勝利。但曆史的發展超出馬克思的預料，無產階級革命卻在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比較低，資產階級統治最薄弱的俄國首先取得勝利。俄國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最重要的是由於有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列寧所創建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與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在組織上不同的最顯著特點就是以民主集中製為組織原則的統一的黨，高度集中和具有鐵一般紀律的黨。列寧曾經指出：“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製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①毫無疑問，沒有這樣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黨，無產階級就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戰勝沙皇和資產階級，十月革命的勝利也就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在俄國和中國這樣沒有民主權利可以利用，敵人又很強大和殘暴的國家裏搞革命，這種革命又以武裝鬥爭為其主要形式。因此，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體製是完全必要和必然的。
新中國成立，以中央高度集中為特征的領導體製，對於克服建國初期的經濟困難，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保障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為什麼曾經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起過積極和決定作用的高度集中的領導體製，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卻成為黨內民主遭到破壞的原因呢？
這是因為：（一）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適應於搞階級鬥爭，也適應於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而不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形勢、任務起了變化，高度集中的體製已由過去起積極作用變成阻礙作用。另外，權力高度集中體製的職能是對執行路線起到強化的作用。它既能使正確的路線得以堅決有效地貫徹，也能使錯誤的路線得以強有力地執行。正是由於“左”的錯誤得到高度集中體製的強化和推行，如前麵所分析的那樣必然導致黨內民主的破壞。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在客觀上為黨的領袖個人掌握幾乎不受限製和約束的巨大權力提供了條件，給領袖個人以違反黨章和憲法任意行事的可能。權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製與搞個人崇拜也是完全一致的，搞個人崇拜加強了權力高度集中，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使個人崇拜愈演愈烈。因此，鄧小平同誌說：“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和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①這是對黨執政以來幾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二）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和當時政治任務的要求，我們隻能采取高度集中的領導體製來進行革命和鞏固勝利，這是完全必要的。同時，也由於從遵義會議以來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重視發揚黨內民主，因而這一時期黨內政治生活朝氣蓬勃，上上下下團結一致。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後，這種傳統和實現黨內民主的水平應該有更大的發展，有更新的形式，有更大的範圍，而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基礎上。
最後，黨內民主遭到破壞有複雜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我國的封建社會有兩千多年的曆史，又經過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社會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獨裁與專製。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共和國很快名存實亡，北洋軍閥政府依然是封建專製的翻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的是大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獨裁與專製比之北洋軍閥有過之而無不及。資產階級民主製度從來就沒有在中國真正實行過。中國的近現代社會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始終是外憂與內患。由於中國的落後，列強國家相繼侵入，所以反對外來侵略和內部爭奪權力的鬥爭構成近現代中國社會政治舞台的主要內容。爭取社會民主的任務不可能單獨地進行，隻能作為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戊戌變法是由甲午戰爭的慘敗而激發起來的立憲改良運動；辛亥革命首先是用“驅除韃虜”為號召的軍事起義的方式推翻清王朝。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喊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但也是由於要解決社會急迫的救亡圖存的外交問題為其導火線而動員廣大青年和工人階級參加的。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才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製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但這種鬥爭是以武裝鬥爭和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形式來進行的。這樣的革命曆史特點說明，黨內民主意識的培養和民主製度的建設不能不受到很多限製。
從中國社會成員構成的特點來看，小生產者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其中包括廣大農民、城市中的個體勞動者和小資產階級。而小生產者經濟上的特征使得他們“彼此間並沒有多種多樣的聯係”。正如馬克思分析法國小農時指出的：他們“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在政治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麵的權威”，他們本能地希望“上麵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①。這就是說，小生產者不但不可能提出獨立的民主要求，相反往往成為官僚專製主義的社會基礎的一部分。
中國共產黨是在推翻清王朝十年後建立的，黨所領導的革命是在一個生產力水平低，經濟落後，小生產者眾多，文化水平低下的東方大國裏發生和發展的。封建主義的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對黨產生影響和侵蝕。在推翻舊政權的鬥爭中，由於受到外部強大敵人的壓力，黨要生存和壯大起來，在思想上非常注意防止和抵製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在行動上摒棄腐朽的封建主義的作風。而在黨執政後，這種外部的客觀限製已不複存在。相反在執政的條件下，貪圖安逸和享受等種種封建主義的東西就有滋生和發展的可能。應當指出，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放鬆或忽略了對封建主義思想的批判和肅清，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大失誤。我們在肯定黨的優良民主傳統的同時，也要看到因循守舊、墨守成規、閉關自守、唯命是從、人身依附、官僚主義、終身製，舊社會君臣父子關係、幫派關係等腐朽現象在黨內都有反映。連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領袖人物也避免不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他也無法繼續保持原來那種謙虛謹慎的作風而逐漸驕傲起來，日益脫離中央的領導集體和廣大黨員群眾，把自己置於全黨之上，欣賞和鼓勵個人崇拜，大搞“一言堂”，並且采用封建主義的傳統辦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黨內出現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大搞拉幫結派，結黨營私，封官許願，阿諛奉承，直到使用陰謀手段，千方百計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這就更加清楚地說明了封建專製主義在我們黨內嚴重存在的事實。同時，我們黨員的大部分是來自農民，小農政治上的特征也不能不在黨的隊伍中反映出來。在民主問題上。小生產者很容易接受專製主義思想，也本能地傾向於極端民主化。黨內“左”的思想、封建的思想、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等之所以能夠得到黨內許多人的擁護和附和，都說明封建主義的思想影響不可低估。說明黨內民主建設的必要性、迫切性和艱巨性。
黨內民主遭到破壞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我們絕不能簡單地把錯誤都推到毛澤東同誌一個人身上，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不公正的。如果全黨同誌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比較高，民主意識比較強，民主製度比較健全，那就可以防止和糾正在黨內民主問題上的各種錯誤。當然也不能拋開毛澤東同誌“左”的錯誤這個重要原因。概括起來講，毛澤東“左”的錯誤是黨內民主遭到破壞的重要政治因素，長期封建主義的社會影響給黨內民主生活的發展增加了阻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製助長了個人專斷，黨內民主製度的被忽視為個人崇拜的盛行開了綠燈。所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破壞力量。而黨內民主集中製的製度不健全和忽視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教育，因而沒有能夠形成足以製止這種破壞力量的有力機製和精神防線。這樣，黨就完全喪失了抵抗和戰勝這種破壞力量的能力。這是一個極其深刻而慘痛的教訓。我們應當認真地加以總結和吸取。
二、主要經驗與教訓
在分析了1957年以後黨內民主遭到破壞的原因的基礎上，可以把我黨執政以來黨內民主建設的主要經驗教訓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麵。
（一）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這是總結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八十多年的曆史經驗，也是汲取蘇共及東歐國家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最終失敗的慘痛教訓所得出的正確結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把黨內民主放在關係到黨的生命的重要地位上，意義非常重大而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