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講話係統地闡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在列舉思想僵化的一係列現象後，尖銳地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①，“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②“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③。鄧小平這一講話，為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出了貢獻，是實現曆史性轉變、全麵開創新局麵的強大推動力。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沒上來，取得了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成果。
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全會決定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作為全黨工作的方針。全會從根本上解除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為進行全麵撥亂反正，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
全會確立了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全會分析了70年代以來國際形勢的發展，鑒於全國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運動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應當及時地、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不適用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全會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等一係列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方針。全會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這些思想，是確立改革開放方針的開端。
全會提出了關於在國家政治體製方麵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的方針。要求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曆史問題，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全會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原則。為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當選為第一書記。
這次全會之後，雖然華國鋒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核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一係列重大決策，不僅結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的兩年徘徊局麵，而且從根本上結束了“左”傾錯誤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曆史，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開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曆史，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曆史轉折。
二、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撥亂反正，糾正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左”的錯誤，全黨同誌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民主精神有了很大發揚，一掃過去一人專斷，全黨齊喑的局麵。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開拓前進。首先在思想、政治、經濟、組織等各方麵進行全麵的撥亂反正，同時進行改革開放的工作，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開始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
1980年2月舉行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心思想就是強調民主集中製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要求健全和貫徹民主集中製原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在全黨和全國範圍內造成一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又有統一意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準則》強調了“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的問題，根據“文化大革命”及一個長時期以來的經驗教訓，發展了黨的八大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的思想。《準則》的規定要點是：（1）強調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要求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要按照這一原則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相結合的製度。（2）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3）要正確認識和處理領袖、政黨、階級和群眾的關係。
在黨內民主方麵，《準則》指出，發揚黨內民主，首先要允許黨員發表不同意見。隻要不反對黨的基本政治立場，不搞陰謀詭計，不進行派別活動，即不搞所謂“黨內有派”等，就要嚴格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同時，強調領導者要發揚民主精神，改變聽不得批評意見，壓製批評的家長作風，不允許追查所謂動機和背景，更不允許挾嫌報複，打擊陷害，把對領導者個人的批評上綱為“反組織、反領導以至反黨”等。強調黨內在思想理論上有不同認識及其爭論是正常現象，對思想理論上的是非隻能采取擺事實、講道理、民主討論的辦法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一般不要匆忙做結論，留待以後進一步研究和通過實踐來解決。要求堅決製止把思想認識問題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種種政治帽子，說成是敵我性質的政治問題的惡劣做法。《準則》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在黨的會議上或向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黨組織對黨員的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必須及時處理或轉遞，不得扣壓，承辦單位不要推諉等。《準則》強調黨內選舉要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誌。黨內真正實行民主選舉，才有可能建立起在黨員和群眾中有威信的強有力的領導班子。
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研究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問題，鄧小平在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講活，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①他說：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和其他製度，是為了從製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他還分析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幹部製度等方麵存在的弊端、危害及其產生的根源，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和肅清政治上、思想上的封建餘毒的曆史性任務及逐步改革的重大措施。他強調要廢除幹部領導職務上存在的終身製，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個講話是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綱領。1980年9月，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取消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憲法條文。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上來，必須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曆史進行正確的總結，也需要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維護毛澤東思想。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科學地總結了建國32年以來的曆史。總的來說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雖然黨的領導曾經犯過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但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決議》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錯誤的理論，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
《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有3個基本方麵，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誌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誌的言論采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誌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隻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誌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曆史考驗形成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誌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決議》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我們要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新內容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完成。這次會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