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
粉碎“四人幫”以後，雖然各項工作取得了進展，但在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方麵卻遇到很大的阻力。出現這種情況固然由於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等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是在1976年“批鄧”運動中由毛澤東提議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文化大革命”前，華國鋒曾任湖南省湘潭地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曾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後又調到中央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公安部部長。他在粉碎“四人幫”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他以毛澤東的繼承者自居，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壓製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曆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也負有責任。
華國鋒犯錯誤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他沒有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因此也就不可能既要徹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這樣複雜的問題。
早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不久，葉劍英、李先念等幾次提出要鄧小平出來工作，反映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被華國鋒置之不理。不但如此，華國鋒還提出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為了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也是為了抵抗和壓製廣大幹部和群眾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強烈要求，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首次公開提出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的方針。在同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在講話中仍然認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中央決定繼續“批鄧”是正確的。會上，陳雲、王震等老同誌抵製華國鋒的錯誤，公開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受到華國鋒等少數人的壓製，但卻得到與會者大多數同誌的擁護。
率先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提出批評的是鄧小平。1977年4月10日，還沒有恢複工作的鄧小平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提出：“我們要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5月24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在黨內外廣大群眾的要求下，在7月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恢複了鄧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1977年8月12日至18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華國鋒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總結了同“四人幫”的鬥爭，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政策和口號，仍然加以肯定。葉劍英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鄧小平致閉幕詞。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恢複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他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要高舉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努力奮鬥。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予以登載。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報紙也陸續予以轉載。這篇文章論述了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闡明了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這是從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根本否定。這篇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絕大多數人支持和擁護文章的觀點。但華國鋒和當時分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卻壓製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華國鋒指示中央宣傳部的某些負責人，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不表態”、“不卷入”；汪東興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的”，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他還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180度的轉變。但是，這一討論受到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多數領導人的支持。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重要講話，他說：“有一些同誌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隻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誌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①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視察工作時又進一步指出：“現在黨內外、國內外很多人都讚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誌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誌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②
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支持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衝破了華國鋒、汪東興的阻力，在全國範圍內蓬勃展開。從6月到11月，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同誌都發表文章或講話，擁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支持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第一，它打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強加給人們的精神枷鎖，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從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下解放出來。第二，宣傳了黨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恢複和發揚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第三，對各條戰線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徹底糾正“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這場討論是繼延安整風後的又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準備了重要的思想條件。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曆時36天，為三中全會作準備。這次會議對中央政治局根據鄧小平提出的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與會同誌特別是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提出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批評了華國鋒提出和堅持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首先由華國鋒致開幕詞，代表中央常委提出要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上來。與會同誌熱烈擁護工作重點轉移的提議。有些同誌進一步提出，與此相應，還要解決一些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大是大非問題。實質上是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首先解放思想，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提出要肯定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要肯定彭德懷同誌對革命的貢獻，要為陶鑄、薄一波等同誌被定為“叛徒”和“叛徒集團”的案件平反，要批判康生。這個講話，對推動會議的發展，對中央果斷而又妥善地解決一大批冤、假、錯案，對全黨樹立正確的路線，都起了巨大的作用。陳雲發言以後，會議的空氣活躍起來。接著，在繼續討論中又提出“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係列問題。大家認為，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時搞得很好，群眾說“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又回來了”，根本不是什麼“右傾翻案風”。
與會者普遍從“十年浩劫”的慘痛教訓中，深切感到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保障人民民主與加強社會主義法製是個極端重要的大問題。總結了長期以來黨內民主生活極不正常，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受到嚴重的破壞，對人民民主、黨員民主的忽視，對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的漠視，造成了巨大的悲劇，有不少同誌談到：為什麼那麼多身經百戰的老幹部、老將軍、開國元勳，沒有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或戰火中，卻讓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致死、家破人亡。這深刻地說明了我國還是一個“人治”的社會，遠沒有達到依法治國的要求，“無法可依，有法不依，以言代法”普遍盛行。如果這種情形不加以根本改變的話，就必然使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得不到保證，社會安定團結難以實現，壞人就會橫行霸道。國無寧日，百姓無寧日。
保障人民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一方麵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麵也要加強法製的施行。有同誌提出，要使群眾有講話的條件和機會，要保障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得以實行。無論什麼人違法，都要受到法律製裁。許多同誌建議，要盡快製定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各種法律，並根據新的實踐修訂已有的法律。以保障人民能享受到社會主義民主權利，防止破壞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現象再度發生。
經曆了十年浩劫後的中國共產黨人，最深切感到痛心的是我們黨所遭到的全麵破壞。與會同誌普遍認為，黨的優良傳統被許多人遺忘了，黨的指導思想被搞亂了，黨的各級組織整亂了，黨的威信被嚴重損害了。這一切，比國民收入損失幾千個億更為危險，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撥亂反正，首先應從黨的建設做起，在思想政治上要永遠堅持毛澤東思想；在組織上要恢複和健全民主集中製，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加強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在作風上，要恢複黨的優良傳統，重建黨的威信。粟裕在大組發言指出：“四人幫”的破壞，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評隻能在上級對下級或平級間進行。下級不能批評或不敢批評上級，甚至黨的會議上也不能批評，否則就是“反黨”。這個曆史教訓必須牢記。譚震林在大組發言時深情地回顧了黨的優良傳統，他說：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朱德、陳毅有不同意見就開會辯論，吵嘴，當時不叫反毛主席。一個領導人，如果人家講了不同意他的話就叫反他，這還有什麼民主集中製。我提議把黨的民主集中製，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集中製建立起來。各級領導以身作則，很好地實行民主集中製。徐向前提出：現在黨內黨外心有餘悸的狀況仍然存在，有些人講話有顧慮，不能把心裏話全部傾吐出來。因此應該廣開言路，讓人把心裏話都講出來。他還提出要解決好體製的作風問題。我們現在有些領導機關機構重疊人浮於事，辦事效率不高，官僚主義的情況相當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