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大民主”的最後失敗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於1965年初在上海期間，與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共同策劃後寫出的，文章的寫作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除毛澤東以外，中央領導誰也不知道文章的寫作背景。《海瑞罷官》曆史劇是由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在1960年響應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而寫成的。姚文元的文章把劇本中“退田”、“平冤獄”等劇情同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係起來，把它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反映。毛澤東認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隨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運動又擴展到史學界、文藝界和哲學界。毛澤東個人代替中央，未經中央集體討論，在其他中央領導人都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如此重大的決定，由此也說明“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起來的。
1966年2月，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小組召開會議，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把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和限於學術討論的範圍內。江青看到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受到抵製，便在取得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林彪的支持後，以受林彪委托的名義邀集部隊的4個人座談部隊文藝工作並寫成座談會《紀要》，捏造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是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提出“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毛澤東對這個紀要進行了審閱和修改，然後轉發全黨。3月底，毛澤東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中說，《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還說，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製左派，不準革命。如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1966年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兩個會議先後通過《中共中央通知》（因通過這個文件的日期是5月16日，因而也簡稱“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這兩個文件都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中說：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出版界和報紙、廣播、刊物等各個方麵塞滿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認為已有“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了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他們“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識破，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5月18日，林彪在大會上講話，這次講話一般稱“五一八講話”，講話中鼓吹毛澤東是天才。他說：毛主席經曆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多得多。他們沒有經曆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麵的鬥爭。毛主席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人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廣泛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要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也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的講話更增添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情緒，可謂是火上澆油，使人覺得有人要反對毛澤東，由此煽動起搞“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情緒。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對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羅瑞卿（解放軍總參謀長）、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部長）、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進行批判，撤銷他們的職務，罪名是“反黨集團”，進行“反黨活動”。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組後來逐漸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經毛澤東批準，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出了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由當時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7人寫成，大字報中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6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及北京新市委改組北京大學黨委的決定，並向北京大學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在這些決定、社論等輿論影響下，各地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的學生首先響應，起來造反，社會特別是學校的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發生了很多混亂現象。
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作出了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的決定，目的是為了控製混亂局麵，使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此時，毛澤東不在北京。當他於7月18日回京後，偏聽偏信江青等人的彙報，繼而指責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鄧小平、周恩來在先後的講話中，都說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劉少奇講話中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這說明在黨中央核心領導中，很多人還不清楚毛澤東究竟要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8月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人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中央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來了，又來鎮壓。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人家提意見，就是聽不進去。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什麼群眾路線，什麼相信群眾，什麼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為什麼不能反？看你站在哪個階級方麵，向哪個階級作鬥爭。”在接著的討論中，毛澤東的話越說越重。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他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當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大字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但明顯是針對劉少奇的。由此可見，毛澤東所說的中國赫魯曉夫指的就是劉少奇。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決定》中說：“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經過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使全國陷入大動亂之中，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
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先鋒和突擊作用。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全國1100多萬師生和紅衛兵。紅衛兵運動使全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同年10月，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開始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次會議以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並開始公開喊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發生，標誌著奪權新階段的到來。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省先後由造反派奪權，省、市委陷於癱瘓狀態。從此，奪權之風蔓延到全國，全國的形勢進入了“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局麵。
在此混亂的情況下，老革命家挺身而出，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抵製和鬥爭。1967年2月，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和在此之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誌，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對林彪、江青等亂黨、亂軍、迫害老幹部的罪行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場鬥爭所圍繞的主要問題是：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第二，搞“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把老幹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