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左思潮，必然要涉及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幹的壞事，也牽扯到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這為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所不容。毛澤東在1972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團是極右，而不是極左。他說：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極左思潮還是少批一點吧。此後，就隻準批林彪的極右，不準再批極左，使周恩來等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被打斷。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黨的十大雖然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但仍然全麵肯定和繼承了九大的錯誤路線，仍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此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黨的十大以後，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批林批孔”運動，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周恩來等同誌，以便進一步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江青等在北京連續召開動員大會，對周恩來等進行不指名的攻擊。江青還以個人名義給海軍、空軍、南京部隊、廣州部隊等領導機關寫信，派人送材料，煽風點火。這一時期，報刊上連續發表大批反動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來影射攻擊周恩來，並吹捧“女皇”，為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奪占更多權力製造輿論。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月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大會選舉朱德繼續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等22人為副委員長。大會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華國鋒等12人為副總理。“四人幫”妄想組閣的陰謀遭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以後，周恩來病情嚴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瀾，對“文化大革命”以來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麵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全麵整頓，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這種整頓和鬥爭，反映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願望，代表了黨的正確領導。在短時間內就取得顯著成效，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
鄧小平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整頓，實際上是要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得到廣大幹部、黨員和群眾的擁護。但卻遭到“四人幫”的忌恨，並且也逐漸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早在1974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12月26日，毛澤東在長沙對周恩來等談話說：“我國現在實行的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他還說：“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以後，毛澤東又進一步論述說：“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並說：“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一些老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是因為“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說明，毛澤東始終認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時”的，如果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所絕對不能允許的。1975年9月到11月，作為毛澤東的聯絡員的毛遠新幾次向毛澤東彙報說：“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擔心中央，怕出反複”，“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偏聽偏信，他認為這些與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有關，他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江青反革命集團正是利用毛澤東上述錯誤，他們先是打著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旗號，大批經驗主義，接著又利用評《水滸》掀起風波，把攻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鄧小平。毛澤東雖然對江青等人的做法有所批評，但又肯定他們對“文化大革命”有功，不要“小題大做”。由於江青等人的攻擊和誣陷，終於使毛澤東於1975年11月又錯誤地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此後，“四人幫”把恢複老幹部工作誣蔑為“還鄉團”，提出“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公式，到處揪“複辟派”“投降派”，使全國又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全國人民陷入無限悲痛之中。15日，上百萬人佇立在十裏長街滿含悲痛為周總理默哀送靈。全國各地廣大人民群眾紛紛自發悼念周恩來，但卻遭到“四人幫”的無理壓製。這更加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和反抗。首都人民自3月底開始，自發地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花籃，張貼傳單，朗誦詩詞，發表演說，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4月4日是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群眾達200萬人次之多，他們自發地舉行悼念周恩來的活動。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決定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4月5日淩晨，群眾看到天安門廣場所有的花圈、詩詞、挽聯被一掃而光，異常氣憤，並同部分民兵、警察和戰士發生嚴重衝突。晚上9時30分，一萬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進入廣場，驅趕、毆打和逮捕群眾。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四五運動為代表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活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全國人民陷入極大悲痛之中。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陰謀活動。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誌，決定采取斷然措施，於10月6日晚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全國億萬群眾衷心擁護，萬眾歡騰，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曆史性勝利。這是黨和人民長期鬥爭的結果。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在這場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黨和人民在經曆了十年的磨難和挫折之後，終於粉碎了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至此結束。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場內亂嚴重地損害了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損害了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政治製度、法律和社會秩序被搞亂了，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打擊。這場內亂使我國的經濟建設遭到重大損失，喪失了寶貴的時間，使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同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大了。這場內亂使我國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受到極大摧殘，大批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廣大青年學生荒廢了學業，造成的巨大損失難以彌補。這場內亂造成了人們思想上的極大混亂，混淆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界限，是與非被弄顛倒了，許多錯誤的東西被認為是正確的，許多正確的東西被認為是錯誤的。
黨在麵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誌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製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象是一定曆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幹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曆史已經反複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曆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製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曆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製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黨內民主遭到了最嚴重的破壞。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左”的錯誤，大搞封建法西斯，大肆摧殘黨內民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陷入極為混亂的境地。在政治上，大整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思想上，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把革命領袖當做神，窒息了黨內民主精神。在組織上，“踢開黨委鬧革命”，拉幫結派。在方法上，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大民主”方式。“文化大革命”中，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完全被拋棄一邊，上到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從黨中央領導人到普通黨員隨時都有被揪被鬥的危險。是非被顛倒，真理被謬誤所代替，敵我被嚴重混淆，人格被嚴重侮辱，很多黨的幹部和黨員被迫害致死，冤獄遍於中國。林彪集團的覆滅和粉碎“四人幫”的曆史性勝利標誌著“大民主”最後失敗。黨內民主遭到如此嚴重破壞，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