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與黨內民主
毛澤東在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對黨的民主集中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身體力行貫徹民主集中製。凡是召開會議，要作出某項決定，他都要先讓大家發表意見，然後集中大家的意見作出結論。毛澤東那時就經常說：我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多數人不同意就按多數人的意見辦。
在古田會議前召開的紅四軍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堅決主張克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種種錯誤思想，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克服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但他的這些正確主張一時未被大多數代表所接受。在最後改選前委時，毛澤東沒有被選為前委書記，隻當選為前委委員。毛澤東服從組織決定，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在中央負責軍事工作的周恩來聽取陳毅彙報以後，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建黨建軍的正確主張，指示陳毅一定要把毛澤東同誌請回來主持前委工作。回到前委以後，毛澤東召開各級幹部會議，采取討論的方法，使大家接受了他的正確主張，最後形成了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指出：極端民主化的根苗深深地種在許多同誌的思想中，他們要求在紅軍中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製”、“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項錯誤主張，要糾正極端民主化，就需要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
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他們既沒有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做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沒有做好必需的準備工作，就倉促轉移。紅軍雖浴血奮戰，衝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但人員損失過半。失敗和挫折使部隊中懷疑與不滿的情緒達到頂點，廣大幹部、戰士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實行了錯誤主張的結果。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遭受的嚴重挫折，使越來越多的同誌認識到博古、李德軍事路線的錯誤，由懷疑、不滿到要求結束錯誤的領導。同時，由於長征以來毛澤東對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一些領導同誌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占領遵義後，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過分強調客觀原因，把沒能粉碎第五次“圍剿”歸之於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做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張聞天根據事先與毛澤東、王稼祥等商定的提綱，作了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的“反報告”。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批評李德等軍事教條主義，隻知道在房間裏紙上談兵，用地圖照軍事條令指揮戰鬥，不考慮其他因素，當然無法打好。他還以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打勝仗的事實，批駁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解的觀點。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等對軍事指揮錯誤的批評，並推舉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獲得了朱德、劉少奇等絕大多數同誌的讚同。遵義會議也尖銳地批評了“左”的路線的代表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搞個人說了算，個人包辦，對不同意見采取高壓方式，取消集體領導等破壞黨內民主的錯誤。
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後，根據會議精神，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
遵義會議是關係到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重要會議。有人說，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的陰謀，這是十分錯誤和不恰當的。毛澤東同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在長征路上互相交流意見和思想，征得他們的支持，這完全符合黨的民主集中製。我們的看法正好相反，遵義會議是一次發揚黨內民主，用黨的民主集中製糾正“左”傾錯誤的會議。遵義會議發揚黨內民主，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實際上確認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黨的領袖，最主要的是他的政治主張的正確性，是他的高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領導藝術，也由於他在黨和紅軍中的威望和地位，他的膽量、毅力、富有遠見卓識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從客觀上來說，敵人大規模的“圍剿”和“左”傾錯誤的集中表現造成的紅軍慘敗，使中央和紅軍的大部分領導人從中覺悟，促成了大多數人的轉變而支持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一方麵在自己所領導的範圍內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製，使自己的正確主張能夠得到組織上的保證；另一方麵在錯誤路線統治中央的情況下，他的主張不為黨內大多數人接受時，他就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在組織原則允許的範圍內，采取循循善誘耐心說服的辦法，也讓實踐去證明自己主張的正確和“左”傾路線的錯誤。在他的正確主張受到批評時，寧可被撤職罷官，也堅持原則而決不放棄。盡管“左”傾錯誤領導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製，但這種破壞程度仍然受到一定的限製，博古同誌主持遵義會議時也沒有利用職權壓製不同意見，表現了一定的民主作風和磊落態度。黨的民主集中製仍然發揮了作用，黨的曆次指導路線的錯誤，都是在發揚黨內民主、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而得以糾正的。
遵義會議以後，紅軍繼續北上。當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會合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張國燾在戰略方針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鬥爭，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
黨中央到達陝北以後，更加重視黨內的民主生活。1937年４月15日中共中央在《告全黨同誌書》中指出：共產黨的內部生活，亦應依照各地的不同環境，采取具體方法使之活躍起來。黨內民主性的擴大，自我批評的發展，集中領導的建立，都成為活躍黨內生活的主要條件，在黨取得半公開以至公開的可能時，這些條件更有充分實現的可能。在同年５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報告，報告指出：“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製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製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製應該密切聯係於民主製。用民主製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①
1937年11月底，王明從共產國際回國。這時，王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在組織上，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把自己淩駕於黨中央之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後，他前往武漢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不經中央同意，甚至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文章和談話，並擅自將長江局的文件散發全黨，甚至連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也不準武漢的《新華日報》刊登。王明在統一戰線中的退讓遷就的言行和獨斷專行的作風，引起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的不安。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任弼時立即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係的情況。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聽取任弼時的詳細彙報後，確認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特別指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誌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他要即將回國的王稼祥轉達：“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8月，王稼祥回國，向中央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國抗戰即將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即相持階段）的重要曆史關頭，中共中央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中共六大以來第一次出席中央全會。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一年多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共產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在政治上、組織上肯定毛澤東從洛川會議以來是正確的，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的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欽差大臣”的威嚴，剝奪了他批評中央洛川會議以來政治路線的資本，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勝利進行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毛澤東在會議的報告中指出：“處在偉大鬥爭麵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政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因此，“擴大黨內民主，應看做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鬥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毛澤東指出了黨內民主生活不足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製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範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下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麼是民主生活，什麼是民主製和集中製的關係，並如何實行民主集中製。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麵，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麵，不至於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①毛澤東又強調了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並要求“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決定中規定了黨的中央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製的具體做法：“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以到會委員的多數通過而成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與文件，需經半數以上政治局委員同意後，認為有效並須立即通知未到會的委員；中央書記處每星期至少需開會一次，集體解決中央日常工作和處理答複各黨委的問題。”這些決定使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更加具體，落到實處，對於鞏固黨的團結，加強黨的組織建設，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從而使黨的隊伍在抗日戰爭時期大發展的情況下，更加堅強有力。
為了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更好地領導人民戰勝困難，爭取抗戰勝利，中國共產黨利用抗戰處於戰略相持階段，局勢變化較少的時機，在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主要是克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特別是使全黨係統地從思想上肅清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在毛澤東的倡導下，解決黨內矛盾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與“左”傾錯誤實行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形成鮮明的對照。對於黨內的思想錯誤、小錯誤、個別錯誤，要同一貫的路線錯誤、派別活動和反黨以至反革命問題加以區別。過去黨缺乏這樣的區別，在長時期對這兩條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錯誤、個別的錯誤也給以無情的打擊，共產黨員犯了錯誤跟反革命沒有區別。對黨員小的錯誤、個別的錯誤包括整頓三風的思想鬥爭，這是以無產階級思想反對小資產階級思想，對大多數同誌來說是這樣的性質，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對於一貫的路線錯誤，同黨對立起來組織派別反黨，以至於走到反革命，則應當清洗出去，不能當黨員，這是革命對反革命的鬥爭。這兩種鬥爭是互相聯係的，在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的過程中發現了反革命，展開了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但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鬥爭，不能混同。當然，對於反革命分子或特務分子，也允許他們回頭，給以活路，不是鬥爭致死。這些思想，總結了20年代後期到遵義會議前“左”傾宗派在黨內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曆史教訓。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中央書記處是根據中央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從此時起，毛澤東成為名副其實的黨的領袖。毛澤東並不輕易使用這個權力，即使在瞬息萬變的戰爭年代裏，凡屬重大的問題，他都要找身邊的和可能找到的中央同誌研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黨的民主集中製從理論上作了深入的闡述，他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製，照黨章規定，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黨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反映黨的上級組織與下級組織的關係，反映黨員個人與黨的整體的關係，反映黨的中央、黨的各級組織與黨員群眾的關係。”①“為什麼說黨的集中製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呢？這就是說，黨的領導機關是在民主基礎上由黨員群眾所選舉出來並給予信任的，黨的指導方針與決議是在民主基礎上由群眾中集中起來的，並且是由黨員群眾或者是黨員的代表們所決定、然後又由領導機關協同黨員群眾堅持下去與執行的。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力，是由黨員群眾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黨員群眾行使它的集中領導的權力，處理黨的一切事務，並為黨的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所服從。”“為什麼說黨的民主製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呢？這就是說，黨的一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一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一切決議和法規的製定是經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一切選舉是由審慎考慮過的候選名單的，全黨是有一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一的黨章和統一的紀律的，並有一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一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製，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極端民主化，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劉少奇指出了黨內民主生活存在的兩種錯誤的現象，一種是反民主的專製主義傾向，另一種是黨內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前者是社會上特權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後者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