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
為了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統一全黨對形勢的認識，中共中央於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講話，他認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糾正失誤。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認為要認真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7月14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彭德懷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對1958年以來的“左”傾錯誤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見。他認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是具有政治性的。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麵，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彭德懷的信從內容上是正確的，從方式上也符合組織原則，是黨內正常民主生活的體現。從信的內容看，反映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意願。
張聞天在發言中，肯定了彭德懷的正確意見，並對黨內民主問題講了一大段話。他從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兩個月的上海會議上，提倡海瑞精神，鼓勵大家講話；不敢提不同意見，無非是怕撤職，怕開除黨籍，怕離婚，怕坐牢，怕殺頭的講話說起，他說：“講一下黨內民主作風問題。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麵是要領導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麵。”他非常欣賞《記錄》草稿的一段話：“……必須在全黨幹部中間提倡說老實話，提倡實事求是的討論。對於有些問題的認識一時可能有參差不齊，隻要大家在實際行動中遵守紀律，那麼這種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許的。應該通過真正同誌式的交換意見，逐步達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斷辦法，不要隨便扣帽子。”“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一個人是否真有問題，要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對一個人，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再扣帽子也來得及。這樣做，對團結幹部有利，對工作有利。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麵，才會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這樣呢？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麵意見呢？刀把子、槍杆子，都在我們手裏，怕什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麵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今天，重看張聞天關於黨內民主的講話，可謂見解深刻，談到了要害。
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會後，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曆時半年左右的反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錯誤地批判和處分了一些對“左”傾錯誤提出正確意見的同誌。批判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並通過了決議，把彭德懷、張聞天等同誌打成“反黨集團”。毛澤東同誌斷言：廬山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之後，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錯誤地打擊了敢於實事求是、按照組織原則向黨反映情況和提出批評的同誌，堵塞了言路，造成黨員不敢講話或不敢講真話的不正常現象，是對黨內民主的嚴重破壞。由此造成敢於批評黨的缺點錯誤的人愈來愈少，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風氣開始滋生，野心家、陰謀家也開始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在組織上，這場鬥爭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壓製和打擊了黨內敢於實事求是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敢講真話的同誌，支持了浮誇和說假話的不良傾向，助長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如果說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錯誤對黨內民主的破壞主要反映在中央委員會以外，那麼“反冒進”和廬山會議已經使中央政治局內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
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使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危機，使人民的吃飯、穿衣等基本生活需要都成了大問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麵調整。
為了進一步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增強團結，動員全黨更堅決地執行調整方針，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通常稱為七千人大會。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書麵報告和講話，比較係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教訓。在劉少奇的講話中，關於缺點錯誤同成績相比的問題，他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隻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隻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①
毛澤東在會上作重要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製。實行不實行民主集中製，是關係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問題。如果在人民內部不實行廣泛的民主，幹部和群眾就不敢講話，正確的意見就集中不起來，就不可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在人民內部不實行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可能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甚至是法西斯專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就不可能正常進行下去。毛澤東強調，在人民內部實行廣泛的民主，很重要的就是要在黨內實行民主，因為我們黨是執政黨。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讚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他指出，凡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麵，好的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他批評說，凡是個人說了算的第一書記，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他認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第一書記不能做“霸王”，要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對我國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左”傾觀點。還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單幹風”（指包產到戶）和“翻案風”，嚴厲指責了所謂“黑暗風”（即指對當時嚴重困難形勢作充分估計的觀點）。這個講話標誌著政治思想上“左”傾錯誤的嚴重發展，使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係統化。
八屆十中全會後，從1963年到1966年春，約占全國三分之一的縣、社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5年初，毛澤東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始了錯誤的過火的批判和鬥爭。隨著中蘇兩黨爭論的日趨激烈，毛澤東片麵吸取蘇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教訓，認為中國共產黨內也已經出現修正主義。1964年2月，毛澤東批評中共中央聯絡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1962年2月，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在征得部黨委同意後聯名向中央負責人建議，為有利於國民經濟調整和恢複工作，爭取時間戰勝困難，有必要爭取對外關係的相對和緩，在同美國、蘇聯和印度的鬥爭中要注意策略；對外援助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個建議被理解成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央農村工作部有人主張“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指責中央統戰部關於統戰工作的許多正確建議，是“向資產階級投降”；認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的國內綱領，搞修正主義的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裏頭更多。12月，他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1965年10月，他同各大區書記談話時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他甚至擔心北京會發生“反革命政變”。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已不可避免。
在十年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了一些“左”傾錯誤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並付諸實踐。對此，鄧小平後來在回顧黨的曆史的時候多次說過：“1957年後，‘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占了上風。”這主要是指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大躍進”和從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到廬山會議“反右傾”，再到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錯誤往往由真理越過了界限而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速度問題上，力爭現實可能的、講求效益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較高速度，這本來是必要的和正確的。越過這個界限，追求主觀臆想的、盲目冒進的高速度，那就是錯誤的，由此給經濟建設帶來了嚴重破壞。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上，重視在一定範圍內仍然存在的階級鬥爭，警惕和平演變的危險，這本來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看不到這種鬥爭和危險，是十分錯誤的。越過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甚至人為地製造所謂“階級鬥爭”，對和平演變的形勢作出不符合當時當地實際的誇大估計，把許多正確的思想和政策當做“修正主義”來反對，那就是錯誤的和極其有害的。在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問題上，在生產力發展和群眾要求的條件下，適當調整生產關係和經營規模，以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這本來是必要的和正確的。越過這個界限，以為隻要不斷調整生產關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化程度超過實際可能，陷入平均主義和空想論，反而阻礙和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那就是錯誤的。這十年探索中的正確發展趨向和錯誤趨向，並不是截然分開的，許多時候都是相互滲透和交織在一起，不但共存於全黨的共同探索過程中，而且往往共存於同一個人的認識發展過程中。
十年建設的成就和探索中積累的正確的東西，是黨和人民集體奮鬥得來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起了最重要作用。這十年中的錯誤，毛澤東也要承擔主要責任。但不能把所有錯誤都歸咎於毛澤東一個人。正如鄧小平所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誌，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