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充分肯定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來黨內民主有了很大發展的情況，尤其指出在整風運動中，黨內民主有了極大的發揮。但就全黨來說，就各個地方來說，黨內生活至今還是不足的，因此號召全黨現在必須放手地擴大我們黨內的民主生活，必須實行高度的黨內民主，同時，在實行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黨的領導上的高度集中。
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充滿了民主和團結的氣氛，許多代表暢所欲言，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犯錯誤的同誌進行了耐心的幫助和教育。毛澤東在大會的報告和講話中，對犯錯誤的同誌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既看到他們犯錯誤的一麵，又充分肯定他們對革命作出貢獻的一麵。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時，經過充分的醞釀與討論，充分體現了黨內民主和黨內集中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黨的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曆史史冊。
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和書記處另外四位書記經常在一起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毛澤東曾說：現在到了最後決戰的階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關係全國全局的大仗，不要還是我一個人說了算，重大決策要集體研究決定。1948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健全黨委製的決定》，《決定》中總結了黨長期實行集體領導的成功經驗，充分肯定了黨委製的重要作用。黨委製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製度。各級黨委必須實行重要問題經黨委集體討論和作出決定的製度，不應由個人決定重要問題。黨委會隻應討論重大問題，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定。實行集體領導，同時發揮個人作用，兩者不可偏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製止對黨的領導者歌功頌德的決定，禁止給黨政領導者祝壽和用黨的領導者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和中央領導集體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注意防止可能生長的驕傲情緒。在黨成為執政黨的情況下，繼續發揚黨的民主作風，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1954年，針對高饒事件的發生，黨中央強調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強調加強黨內團結的重要性，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中央，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和本位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的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要求嚴格遵守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的原則。1956年7月，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提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這方麵“蘇聯的曆史經驗可以借鑒。所以我們要時常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①。
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會議，總結了從七大以來的11年中，黨堅持民主集中製和擴大黨內民主的經驗。鄧小平在大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中從以下幾個方麵論述了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問題。
第一，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麵臨著新的考驗，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針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無論黨內的監督和黨外的監督，其關鍵都在於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發揚我們黨的傳統作風。
第二，正確解決黨的組織和黨員的關係，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關係，黨的中央組織和地方組織的關係，在黨的民主集中製問題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處理這些關係時，既要反對過度集中的偏向，也要反對分散主義的偏向。黨的上下級關係中的缺點，從總的方麵說來，主要的還是對於發揚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注意不足。不適當的過分的中央集權，不但表現在經濟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國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現在黨的工作中。
第三，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是各級黨組織中的集體領導問題。列寧主義要求黨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由適當的集體而不由個人作出決定。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隻有聯係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
第四，領袖對於黨的作用。我們曆來承認曆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同時也不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個人的作用歸根結底是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轉移的。黨的領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群眾鬥爭中自然產生的。他們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黨的領袖必須是密切聯係群眾的模範，必須是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對領袖的愛護不是對個人的神化。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曆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麵都得到貫徹執行。
黨的八大是我黨執政後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但是，八大提出的執政黨民主建設的思想並沒有得到堅持和執行，相反，在實踐上卻完全背道而行，使黨的民主建設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二、毛澤東的“左”傾錯誤和個人專斷
中國共產黨在八大前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不久，黨內“左”的傾向開始發展，反右派鬥爭、反冒進和廬山會議構成黨內民主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的“三部曲”。
1957年5月起，中國共產黨開展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黨之所以決定開展整風運動，是鑒於我國已經從革命時期轉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許多同誌對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即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認識不清，容易從敵我矛盾的角度去看待和處理；不少同誌不能嚴格要求自己，有的甚至濫用黨的威信，采取單純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事，對群眾進行打擊和壓製，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傾向有所滋長。有的幹部在與民主黨派共事中，對民主人士不夠尊重等等。這些情況與黨的要求不相適應，因此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這次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進一步說明：黨希望通過整風，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黨進行整風的初衷是為了克服黨內存在的不良傾向，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親密關係。然而，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黨進行整風的機會，向黨和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他們公然反對共產黨執政，鼓吹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他們肆意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政治黑暗，道德敗壞，各級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製度”，“請共產黨下台”。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說得一無是處，他們的用意很清楚，就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製度。這種情況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高度重視。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在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整風和反右派運動一直開展到1958年夏季才完全結束。
如何正確看待反右派鬥爭？《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1957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全國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達55萬人，除極少數是右派分子外，絕大多數是錯劃的。
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不但傷害了許多忠貞的同誌、許多同黨有長期合作曆史的朋友、許多有才能的知識分子，而且在黨的理論上使“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起來。1957年9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改變了黨的八大一次會議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毛澤東在全會的講話中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後來，在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斷言：“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成為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問題上“左”的錯誤的理論來源。
在政治上“左”傾錯誤逐漸發展的同時，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的“左”傾錯誤也逐漸發展。盡管1957年反右派鬥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但由於在經濟建設上正確執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使得1957年的經濟工作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效果最好的一年。這種情況使毛澤東和中央一些領導同誌產生了以更高的速度來進行經濟建設的思想。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蘇聯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中國15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中首次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
毛澤東在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批評反冒進，後來批判的調門越來越升級。從1958年1月至4月中共中央接連在杭州、南寧、北京、成都和武漢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工作會議，尤其是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對“反冒進”批評得最厲害。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是政治問題，今後不要再提反冒進了。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把冒進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說成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在講話中，還提出關於兩種個人崇拜的論點。他說：“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這些觀點為個人崇拜提供了理論根據，給個人崇拜開了綠燈。
由於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誇大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急於求成，以為隻要依靠廣大群眾的政治熱情，大搞群眾運動，就可以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後麵貌；由於在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缺乏清醒的認識，片麵追求單一的公有製，離開中國社會生產發展水平，以為不斷地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就能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甚至把某些平均主義的東西當成了社會主義原則；也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的情況下，在總路線提出後就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