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明的“左”傾錯誤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第二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斯大林的幹涉下被終止。但是，斯大林卻因為李立三事件而對中國領導人的安排問題有了更多的困惑，感到無論是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還是以向忠發等人為代表的真正工人出身的領導人，都不能與共產國際和蘇聯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真正有效地貫徹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圖，反而常常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派到中國的代表發生衝突乃至對抗，隻有起用一批蘇聯自己培養的人才，才能徹底解決這一麻煩問題。經再三考察，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看中了年輕的王明等人。
1930年1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來華，改組中共中央，促進中共的“布爾什維克化”。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米夫的策劃下，全會把原來不是中央委員、缺乏實際鬥爭經驗的26歲的王明選舉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實際負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9月王明去蘇聯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博古（陳紹禹）接替其工作。王明雖遠離中國革命鬥爭，卻遙控黨的各項工作，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推行其“左”傾路線。
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其錯誤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一）在社會性質和階級關係上，誇大資本主義成分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把反對資產階級與反帝反封建並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認為中間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主張整個地不加區別地反對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並製定和推行了若幹超越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策。
（二）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上，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增長，否認全國形勢處於低潮，否認敵強我弱這一基本形勢，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內的“進攻路線”。
（三）在革命道路上，照搬蘇聯經驗，堅持城市中心論。低估紅軍戰爭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作用，否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意義，要求紅軍服從和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以奪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進而取得全國勝利。
（四）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任人唯親的路線。一方麵向各地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另一方麵，開展所謂“反右傾”鬥爭，對抵製或懷疑他們錯誤路線的同誌，一律冠之以“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調和路線”，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革命帶來極其嚴重的危害。它斷送了九一八事變後出現的有利革命形勢，使白區黨的力量幾乎損失100%；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蘇區黨的力量損失90%。事實說明，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
黨內連續三次發生全局性的大規模的“左”傾錯誤，共產國際的指導固然存在嚴重問題，但如果把錯誤的原因全部歸之於共產國際，則不僅有失公允，而且容易忽略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的原因。
“左”傾領導人多是留學歐洲，特別是留學蘇聯出身，對中國的曆史與實際缺少足夠的了解，更沒有從事現實革命鬥爭的經驗。在指導革命的過程中，他們重洋情輕國情，脫離實際，照搬蘇聯和歐洲革命經驗，急於以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方式迅速獲得勝利，奪取全國政權，而沒有意識到中國是一個被許多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長期處於敵強我弱的情況之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帝國主義分裂剝削中國的政策使中國長期四分五裂，20年代末，國民黨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建立了以城市為中心的龐大統治機構，軍閥割據，各霸一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各植一派，中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力量十分強大。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就顯得非常弱小。在這樣的情況下，隻能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長期積蓄和發展革命力量。但是“左”傾路線的領導人不顧中國國情，盲目照搬蘇聯經驗，將其神聖化、教條化，把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反右傾路線和“城市中心論”等具體做法都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中國共產黨內，使“左”傾錯誤愈來愈發展，危害也越來越嚴重。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共同之處就是采取進攻路線，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甚至於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爭中，麵對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立體進攻，竟然采取堡壘對堡壘的作戰方針，和優勢的敵人打陣地戰，結果造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革命力量和根據地幾乎損失殆盡。
尤其嚴重的是，這批“左”傾領導人在處理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時，有時更忘記了自己還是中國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講話。1929年7月中旬，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之間因中東路問題發生嚴重衝突，中共中央連續發表通告、宣言，號召全國“廣大群眾起來，作反抗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抗國民黨作帝國主義的工具、擁護世界反帝國主義大本營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示威鬥爭”，號召“全中國的勞苦群眾，準備一切的力量，反對國民黨向蘇聯的進攻，發動總示威，擁護蘇聯，打倒替帝國主義作進攻蘇聯的國民黨”，並“準備以國內階級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不管這種立場背後的理論是否正確，但這樣的宣傳和號召是中國人的感情所不能接受的，黨內也有不同意見，陳獨秀就給中央寫信，反對這種提法，認為這種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不僅“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並且使國民黨很便當地簡單明了地把他們的‘擁護中國’的口號和我們‘擁護蘇俄’的口號對立起來，聽群眾自己選擇一個”。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左”傾領導人不同程度地具有急於求成的心態。近代中國由一個強國淪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弱國，這無疑在中國人的心靈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創傷，凡有血氣的仁人誌士，大都希望中國用最快速度富強起來，康有為、孫中山等人雖然政治信仰和政治理念都大不相同，但卻都想中國隻要有三五年、十來年的時間就可成為世界一流強國。這種急於求成的心態在國民革命失敗後的中共領導人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並聲明“這一觀察並不帶著‘革命在最短期間必定完全勝利’的幻想”，但同時卻聲稱：“直接革命的形勢之時期，並非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中國革命帶著長期的性質。”向忠發、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則更幻想大幹一場，不僅要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搞暴動，要北京、天津、唐山、鄭州、開封、長沙、廣州甚至香港等所有中心城市采取行動，而且世界各國共產黨都要對中國革命加以配合，尤其是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共產國際“必須迅速采取進攻的路線”，“在進攻路線下，可以得到更快成功，否則，不能在中國革命中掀動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後的決戰”。在這樣一種急躁的心態下，憑著美好的理想和一腔熱血，在條件完全不具備的情況下，也要頻頻暴動，頻頻上街。這樣的結果，不僅傷害了群眾的感情，破壞了黨與群眾的關係，也使黨自身的力量完全暴露在敵人麵前，導致不必要的犧牲。
葉劍英在總結教訓時說：“斯大林領導第三國際培養了一批中國學生。他認為這些學生是他培養的，忠實於他，想通過這些人領導中國革命。他不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隻能指出一個方向，別國的經驗隻能當參考。它要與實際鬥爭聯係起來，就是說要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斯大林培養的青年學生對中國的實際不了解，沒有經驗，在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時，他們的意見有些不符合中國實際，可是他們一定要堅持。這不僅帶來困難，還帶來了許多麻煩。黨內產生了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本來當時的情況對我們非常有利，但我們還是失敗了，進行了二萬五千裏長征。”①
在1931年到1934年王明“左”的路線統治時期，黨內民主遭到嚴重破壞，黨內生活陷入極不正常的局麵。在他們的領導下，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黨組織鬧得四分五裂，派係重重。
王明等人對黨內一切不積極執行“左”的路線而采取懷疑態度的同誌，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錯誤地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的大帽子，而加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用對待敵人的方式對待黨內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最先受到打擊的是犯“左”傾錯誤的李立三、賀昌和犯所謂“調和錯誤”的瞿秋白。逼瞿秋白三番兩次地寫檢討書，並一次次地作決議、寫文章打擊瞿秋白，一直到延安整風才得到糾正。
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打擊了一批“右派”，其中除羅章龍等人因進行分裂黨的活動被開除黨籍外，還打擊了一批好同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都是反立三路線的，隻是因為反對王明的錯誤也被戴上“右派”帽子進行打擊。不久，這些同誌被捕，他們堅貞不屈，英勇犧牲了。劉少奇在白區工作，1931年秋，同王明“左”傾在革命性質、形勢、任務、策略等一係列問題上進行鬥爭。因此，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批判，撤銷了他的中央職工部部長兼全總黨團書記的職務。
1931年11月1日，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對中央蘇區的“批評”，指責毛澤東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是“富農路線”，犯了向“地主豪紳及富農讓步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會議排斥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領導。1932年8月，經周恩來推薦，毛澤東擔任了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並為軍事會議成員，又參與指揮軍隊。10月，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指責毛澤東采取“等待敵人進攻”的方針，先取消了軍事會議成員，後來實際上又撤銷了毛澤東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
1933年2月，蘇區中央局發動了對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接著蘇區中央局召開江西黨的全省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把執行正確路線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同誌，誣蔑為“有政綱的反黨派別、小集團”，是江西的“羅明路線”，進行了殘酷鬥爭。
其他如湘鄂贛的鄧中夏，陝西的劉誌丹，鄂豫皖的曾中生、許繼慎等，都在“右傾路線”的罪名下遭到無情打擊。
這個時期的蘇區肅反運動，誤傷了我們黨和紅軍的大批好黨員、好幹部和優秀指戰員，造成極為令人痛心的損失。這一運動最早是從1930年初中央蘇區打AB團和改組派、社會民主黨開始的。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後，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把中央蘇區挖AB團的經驗推廣到各個革命根據地，都搞肅反，其損失是極為嚴重的。據徐向前在他的《曆史的回顧》中講，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搞肅反，將近三個月，就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紅軍指戰員，十分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紅四軍軍長徐向前的妻子也未能幸免。夏曦在湘鄂西根據地搞肅反，兩年中逮捕了2000多人，殺害220多人。殺害了段德昌等大批將領。搞到最後，隻相信他自己，誰也不相信，竟下令解散了黨團組織。閩西根據地搞“肅清社會民主黨”，紅十二軍連以上幹部半數被肅，根據地由48個區縮小到22個區。這是黨的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是造成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團剿”的失敗，迫使中央紅軍主力於1934年10月10日退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其他絕大多數根據地和廣大白區工作，也陷於失敗。
1933年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遷到中央蘇區後，對毛澤東同誌排擠更甚。毛澤東不斷受到指責、排擠和打擊，但他仍然堅持正確的原則，不讚成“左”傾盲動主義的“進攻路線”。盡管毛澤東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和申訴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這都無濟於事，仍然處在挨批的位置上而心情極其沉重，以致病倒。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在“左”傾錯誤領導下，根據地越打越小，紅軍越打越少。毛澤東憂心如焚，他多次向中央領導人力陳自己的主張，但這些正確主張都遭到博古和李德的斷然拒絕，致使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而開始長征。“左”傾錯誤的倒行逆施所導致的軍事失敗，使中央很多領導和紅軍將領逐漸認識到毛澤東主張的正確性。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等中央和紅軍重要領導幹部交流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準備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