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傾錯誤時期的黨內民主
大革命失敗以後，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軍閥統治。1927年7月12日，黨中央政治局進行改組，成立了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組成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停止了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在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其間，黨內許多同誌提出了召開中央會議，清算陳獨秀右傾錯誤，確定今後方針的要求。7月間，共產國際也有決議，批評過去中共中央的工作，建議中國共產黨糾正自己領導上的錯誤，並在政治上健全黨的領導機構。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代表羅明納茲到達武漢。為了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徹底清算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任務，1927年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
會議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這次緊急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爾後，他就《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的主要內容作了長篇發言，著重講了當前的階級鬥爭和國民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和對共產國際的關係等問題。接著，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著重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出了今後我黨的策略方針，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大會宣讀了關於農民運動、工人運動以及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請會議討論通過。會議還討論了農民土地問題，提出了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意見。繼國際代表和瞿秋白報告之後，與會同誌進行了討論。發言的同誌都集中地揭發、批判了陳獨秀等人在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中的右傾錯誤。
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任弼時等發言，著重揭發和批判了陳獨秀等人在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中的右傾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第一次提出了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思想。他說，過去我們責備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而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群眾運動，但蔣介石、唐生智等卻是拿槍杆子起家的，而我們獨不管。現在雖然已經注意了武裝鬥爭，但仍沒有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這次會議應重視這個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決地注意此問題。他指出，這次湖南的失敗，可以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最後，會議通過了《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等。
《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對黨的組織問題作出了決議，其要點是：1．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選舉中央委員會之臨時政治局，以正式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七人組織之；2．準備召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召開以前，中央臨時政治局執行中央委員會之一切職權；3．組織南方局於廣東，至少須有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三人加入；4．出版秘密的黨的政治機關報；5．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機關；6．各級黨部轉入秘密狀態，並造成堅固的能奮鬥的秘密機關，即使在最公開的條件下，亦應有秘密組織及工作；7．更新和鞏固自省委以下各級黨部委員會之領導成分，注意提拔工人同誌到黨的領導機關負重大責任；8．黨的組織在秘密狀態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權，但集權製度不應變成消滅黨內的民權主義；9．黨和青年團的關係，須切實實現各級黨部和團部互派代表的原則，團部的代表有表決權。
會議通過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指出：“中央所以陷於機會主義如此之深，而能絕不受警戒的去執行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黨內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著群眾的監督，不向群眾報告……黨裏麵完全是宗法社會製度，一切問題隻有黨的上層領袖決定，而‘首領’的意見不但總應當認為是必須服從的，而且總以為無條件的每次都是對的。這種條件之下，黨內的民權主義完全變成空話。”①即使在黨能夠有較多條件進行公開活動的地方，黨內民主也完全是形式上的，沒有黨內生活，沒有黨內的輿論，沒有對於指導者的監督，沒有黨員群眾對於指導者的督促。八七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正確指出：“現實秘密狀態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權。但是集權製度不應當變成消滅黨內的民權主義。”
黨的八七會議充分發揚了民主，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結束了陳獨秀的家長式的領導，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正確方針。但不久，“左”傾思想又統治了中央，他們忽視中國革命處於低潮的現實，隻主張進行大幹，並要求紅軍進攻中心城市。對不同意“左”傾錯誤的黨內同誌，同樣采取了打擊政策，指責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主張為右傾。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黨內發生了以瞿秋白為代表的第一次“左”傾路線。其錯誤主要表現是：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間斷的革命”；革命形勢是“始終繼續不斷的發展”；黨的總政策是“武裝暴動”：主要口號是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踐上，在城市中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武裝起義，造成很大損失。這次脫離實際的“左”傾錯誤的產生，其理論來源便是中國革命“三階段”論和“不間斷革命論”。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認為，中國革命必然要經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的全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即廣州時期；第二階段，民族資產階級附和蔣介石背叛革命，轉到了反革命陣營，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隻有農民、城市貧民和小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土地革命，即武漢時期；第三階段，汪精衛背叛革命，說明小資產階級脫離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隻剩下了農民和城市貧民，即蘇維埃時期。這一基本分析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沒有區分買辦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不切實際地把反對資產階級與反帝反封建並列，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也估計不足。這些錯誤理論必然導致革命性質的混淆和政治策略上的“左”傾。
1927年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共產國際羅明納茲係統闡述了“不間斷革命論”的觀點。瞿秋白和中共十一月會議完全接受了共產國際的理論和錯誤指導，斷定“現實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確定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總策略。在這種錯誤路線指導下組織的武裝暴動，被力量強大的國民黨反動派一一鎮壓。雖然瞿秋白“左”傾路線統治全黨僅僅四個月時間，卻使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損失。
為了更好地總結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係統地研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新形勢，確定黨在新時期的任務，統一全黨思想，發展革命，中國共產黨於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84人，候補代表34人，代表黨員4萬多人。由於環境惡劣，時間倉促，代表不能集中選舉，其中多數是中央指定的。
大會正確地肯定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中國社會的性質和革命的性質，確定了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綱領。正確地指出了當時政治形勢的特點和黨的策略路線。確定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普遍地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大會嚴肅地批判了黨的工作中的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錯誤，指出，盲動主義者過高估量反革命營壘崩潰的速度和程度，否認一切武裝起義應有的條件，熱衷於依靠少數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盲動主義的實際工作方法是，不去教育說服群眾，而是指揮、強迫群眾的命令主義。黨內民主主義的異乎尋常地縮小。黨部機關官僚化，對於黨員群眾也是大半隻用簡單的命令方式。這種盲動主義、命令主義的結果，使黨嚴重地脫離群眾，使革命鬥爭變成散亂的零碎的恐怖行動。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與爭取群眾是不相容的，而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就是爭取群眾。因此，大會堅決主張肅清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指出，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關於黨的組織和工作，大會提出要加強黨的戰鬥力和黨的無產階級化，要肅清黨內一切地方主義、小團體傾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肅清國民黨式的殘餘。大會主張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製，取消“懲辦製度”，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傾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製定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後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黨的六大以後，中央采取許多措施，貫徹大會路線，指導各地黨的建設。當時的首要任務是健全黨的組織。白區黨的組織都有較快的發展。土地革命和農民武裝起義迅猛發展，大量的農民參加到黨內來，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在革命的浪潮中，加入到黨內，使黨內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成分驟增，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農民意識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帶進黨內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在黨的建設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1928年11月11日，周恩來在《告全體同誌書》的第四部分中，就對當時黨內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意識，進行了全麵的分析，指出了它產生的根源和對黨的危害。他說：黨的政治路線上許多不正確思想的來源，固然是客觀環境的反映，然而黨的組織還沒有布爾什維克化，黨內還存在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文章列舉了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十種表現，要求從組織觀念上嚴密檢查一下。這十種表現是：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反機會主義認識上的錯誤，個人的意氣之爭，小組織的傾向，工學界限，懷疑改造黨的路線，改造黨的形式主義，雇傭革命的觀念，把黨看成救濟會，消極怠工。他舉例說：從前組織上有一種“家長製”的形式，黨員群眾對於黨部，下級機關對於上級，隻有機械地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及到改造黨的時候，許多地方又走向極端民主的方向。黨員對於黨的決議，可以隨便不執行。上級機關發一傳單，沒有交支部通過，支部居然提出質問。黨員不得黨的許可，可以自由行動。這種小資產階級極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黨的組織打得粉碎，以至於消滅。還有一種不正確的平等觀念，如用錢，不管工作的重要與環境，要機械地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區分，更完全是農民意識均產思想的反映，尤須嚴厲地肅清。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的確還時時在破壞黨的組織，妨礙黨的工作。他要求全黨同誌應堅決地起來奮鬥，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各級黨部都要盡可能地討論一切黨的政治問題，引導每個同誌都盡量發表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同時加緊黨內的政治教育，提高黨的理論水平。這是從積極方麵消滅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正確的出路。
1929年6月25日，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會議全麵地總結檢查了六大以來黨的工作，提出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遊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建立紅軍，糾正非無產階級意識，加強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項任務。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有些同誌不顧黨的主觀條件如何，不顧黨的秘密存在與嚴厲的白色恐怖，要求無條件地實行黨內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對指導機關的決議和指示，鬧黨內糾紛問題，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威，形成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有許多不覺悟而且大多數是有害於黨的分子，更提出了“黨內極端平等，絕對自由”的口號。對這些非無產階級意識必須堅決肅清。全會認為，肅清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主要方法，“是加緊黨內民主化，提高黨內政治生活”，建立正確的黨內民主。“在目前無產階級基礎削弱的條件下，加以客觀上白色恐怖極其嚴重，黨內民主化執行限度是應當有條件的。但這種條件決不是妨害了黨內正確的民主化生活，而是要更適合於秘密條件下的民主化，以加強黨內政治生活，以鞏固黨的領導力量”。
1930年，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的鬥爭，產業支部已發展到200多個，工農紅軍的力量發展到10萬多人，全國300多個縣開展了遊擊戰爭，並建立了十幾塊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據地。5月，國民黨新軍閥又爆發了空前規模的蔣、馮、閻中原大戰。這時，時刻渴望革命高潮的向忠發、李立三等人認為大幹的時機已到，興奮不已。6月11日，便主持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個決議提出：“中國革命有首先爆發，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決戰的可能”，認為中國革命已處於全國總爆發的前夜，到了“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時候。據此，李立三製定了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冒險計劃，準備發動以武漢為中心的武裝暴動，“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一舉奪取全國勝利，此時的李立三，已經把中國革命放在世界革命中心的位置。他甚至忘乎所以地要共產國際立即命令紅軍進攻東三省，外蒙古紅軍進攻平津一帶，以配合和支援中國革命。這意味著，共產國際和蘇聯如果讚同這一計劃，那麼它就必須冒在上海等西方國家勢力集中的城市及華北、東北同帝國主義國家發生全麵利益衝突的危險，這是與蘇聯的戰略利益不相符合的。共產國際代表不同意向忠發、李立三的計劃，向忠發、李立三便與之公開爭吵，並寫信、派代表到蘇聯要求斯大林公斷，斯大林的決定很簡單：向忠發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選定的工人出身的領袖，可以不作處分，但李立三必須撤銷職務，接受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