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但不等於無所作為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實際上已經給出了政府應該“管什麼”的答案。
一方麵，政府職能必須由行政審批型向監督服務型轉變，更進一步簡政放權，給企業更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麵，簡政放權不等於無所作為，要真正做到管好“該管的”。
對做強汽車產業而言，國家必須牢牢掌控宏觀層麵的頂層設計，全局性的總體規劃，牽頭破解製約產業發展的橫向難題（比如能源、環保、交通等），並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來實現目標管理。除此之外的權限應盡可能下放，真正做到“總體掌控、局部靈活”。目前在簡政放權方麵有很多工作可做。
對於地方，國家應該給予其更大的靈活度。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我們的一個省往往就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體量，強求一致隻會弊大於利，靈活發展則將更有活力。以車用能源為例，各省大可結合區域優勢進行差異化發展，甲醇、乙醇、天然氣等代用燃料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國家應鼓勵各地區根據自己的區域特點發展汽車產業，以及建立有地方特色的健康汽車社會。
對於國企，應堅定不移地繼續推行體製改革。最先要改變的就是考核機製，要讓國企關注做強而非簡單做大，關注自主而非合資，關注提升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而非簡單追求拚湊的規模。如果目標總是盯在眼前的產值和利潤上，則短期效應將永遠難以消除，國企將很難聚焦自主、專注研發。
同時要賦予國企更大的自主度，允許他們按市場經濟的需求兼顧眼前與長遠利益自由搏擊。唯有如此，掌握更多資源的國企才有可能真正發揮做強國家汽車產業主力軍的作用。
對於技術路線，國家不宜越俎代庖替企業決策，隻需製定目標、監控結果。至於具體選擇什麼技術路線來滿足國家法規和標準，應由企業根據自身情況按市場需求自行決定。例如節能補貼，政府可以規定達到了怎樣的標準就給相應的補貼，而不是簡單地專門針對某種技術製定補貼政策。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強調的，要充分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
對於準入，我認為在現今的形勢下，汽車準入製度的作用越來越有限了。準入製度的初衷原本在提高汽車產業門檻，避免資源浪費。可時至今日全國各類汽車生產企業多達1300餘家，僅整車就有171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停產或接近停產，甚至不乏市場競爭的失敗者靠“賣”資質給優勝者來“獲利”的怪現象。如此準入製度豈不是在限製“優”者進入、保護“劣”者生存了嗎？
2013年，國家終於出台了退出機製，對首批48家企業亮了紅燈。實際上，目前全世界的汽車廠商大都進入中國市場，市場競爭趨於飽和，再堅持準入已無太大意義，到了讓市場來判斷誰才是最適合做汽車的企業的時候了。
新形勢下取消準入，有利於汽車產業的市場化競爭，更有利於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快速崛起和發展。按現有的準入製度，中國將很難產生像美國特斯拉這樣的電動汽車“黑馬”企業。
最後，我認為政府的職能轉變不單單是更大力度的簡政放權，還有另一個重要指向，就是真正把事關經濟轉型升級、民族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和總體規劃抓起來。在這方麵要重新評估、用心補課，原來沒管起來的要認真管起來，管得不好的要努力管好。否則該管的國家戰略沒有管，國家就會迷失方向；不該管的管多了，就會妨礙企業的正常運營和產業的健康發展。政府做好了定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麵才能真正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