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年正月，我隨同佛源老和尚回他湖南老家，老和尚慈悲，要我去張家界玩一下，我說不用了，就想去看看洞庭湖。開車去轉了一圈，總覺得沒有看到洞庭湖。哪裏有湖？不過是一些河道，根本看不到湖，隻有到了嶽陽城，才看到一點湖麵，對麵的君山已經成了半島。“未到江南先一笑，嶽陽樓上對君山”，這是黃庭堅寫的詩。孟浩然也寫過“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可是到現在一看，哪裏還有這種氣勢啊？整個洞庭湖就像長江水道一樣，沒有湖的感覺。莊子那個時代，根本沒有洞庭湖，所以這裏的“洞庭之野”不是洞庭之水。屈原也寫過“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屈原僅比莊子晚了三十年，那時洞庭水麵也大不了多少。現在鄱陽湖在秋季成了觀鳥的好去處，因為天氣一冷，西伯利亞的鳥也要飛到洞庭湖、鄱陽湖來棲息，所以鄱陽湖成了觀鳥者的天堂。如果這個時候把大喇叭放起，放點“東方紅，太陽升”，可能這些鳥都會逃之夭夭。
如果在洞庭湖，候鳥來了，把“鹹池”“九韶”等皇家宮廷音樂放起，就會“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哪怕是西施來了、王昭君來了、楊貴妃來了，它們也一樣逃之夭夭。它們才不聽你這些東西，也不看這些美女。“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如果我們聽了這樣的音樂，肯定就圍過去了，人需要音樂嘛。維也納的交響樂團來演出，幾百塊錢一張的票，大家還要搶。在北京演出，場場爆滿。搞點“超女”也是，小娃娃都去追星，瘋狂得不得了。像願炯法師的那位徒弟，香港的大明星，到了成都就被粉絲們圍著，爭先恐後要簽名留影，都是“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這就是人的習性，喜歡熱鬧嘛。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前麵講過“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的道理，莊子在這裏又繼續加以發揮。魚處水就生，到陸地上就死；人是生活在陸地上的，到了水裏也會死。“彼必相與異”，大家所處的環境是不同的，精神形態、生命形態也是不同的，當然生存之道也不一樣。有人喜歡靜，有人喜歡動；有人喜歡吃肉，有人喜歡吃素；有人喜歡文，有人喜歡武。各人的秉性不一樣，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後天的因素，的確是“好惡故異”。古話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人與動物不一樣，人與人也不一樣，東方人、西方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東南亞人，都有各自的秉性和文化傳承，都是不一樣的。
必須承認文化的多元性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所以上古的先聖、帝王承認文化的多元性，不強求一統。當然，該統的也要統，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也是需要的。在西周時，同樣也搞過“書同文”的舉措，如論語中講到的“雅言”，隻不過沒有秦始皇搞得那麼熱鬧。但不管哪朝帝王，都“不一其能”。夏商周三代都分封諸侯，夏有上千諸侯，周有八百諸侯，也是“不一其能”，不搞文化絕對的一統，承認文化的多樣性，承認人性的多樣性。
佛法很好，道法很好，把每個人都弄來當和尚、當道士，行不行？不行！把全中國的人都拉來學傳統文化，學國學，也不行。現在世界發展到這一步，該學英文還是要學英文，該學哲學還是要學哲學，該學藝術還是要學藝術，該學科學技術還是要學科學技術，聖人“不一其能”嘛！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愛好，他願意學點孔孟老莊，願意學佛法，願意學科學技術，都可以。所以“先聖不一其能”，這句話非常重要，一個社會要有生機，有活力，就必須多樣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不一其能”嘛！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空間，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發展餘地。還要“不同其事”，社會上百行百業都是需要的，士農工商，哪一樣能缺？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時代，一萬行、百萬行都有了，謀生的手段，社會分工越來越細，這就叫“不同其事”。
“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這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原則。反過來說，又要“一其能，同其事”。“一其能”，國家要統一，民族要團結，社會要和諧。既要“一”，又要“不一”；既要“同”，又要“不同”，怎樣才能和諧？怎樣才能平衡呢？
下麵又說：“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名止於實”，就是名要與實相符，“名實之辯”在莊子之前就開始了。“循名責實”，“因實責名”，“必也正名”，這些問題討論了兩千多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結，到底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個名和實說不清楚。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就是不要去辯，說得的做不得，做得的說不得。資本主義有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先發展起來再說。所以，我們這個名到底是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嘛。名之於實，這個還是在發展的。中國改革的變化，三年、五年又有一定的變化，那麼再過三年、五年、八年、十年，還有什麼變化呢？我們也說不清楚。名實之間，永遠有協調和不協調的矛盾。因為要發展嘛，變化和發展是絕對的，名和實是相對的，非得要名副其實是沒有的，絕對的名副其實就是僵化，也不符合道家的精神。
“義設於適”，道理就是要說明一個問題，所以孔子說：“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行。”目的是什麼呢？它在於“適”，要與時代、與環境和諧，而且要適用。如果不適用怎麼行？要適當，適用，適宜，所以我們提一個口號，提一個建議，搞一個策劃，搞一個政策等等，都叫“義”。這個“義”，這個設定，一定要符合時宜，符合事實。這樣做好了的話，才“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條達”就是條理通達。條理通達了，才能“福持”，福德常在。莊子這段話確實精到，把很多我們說不清楚的事，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佛教裏麵談緣起、談因緣，但談因緣的時候，隻懂得這兩個字是不行的，因緣如何運行？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大家都要行善積德嘛！但也不像莊子這裏說得這麼細，這麼有條理。我們這裏也有學佛多年的同學，你們的感覺如何？在佛教的理路上，再結合莊子的思想來參詳一下，你會感覺相當舒服的。
成玄英在其“疏”中說：“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舍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這樣的語言很好，但不是專家學者也看不懂。如今能看懂成玄英大師文章的道士們也不多，我引在這裏，也是給大家調點味，讓大家知道古人、古代道士中的大師是怎樣講解《莊子》的，與今天學者們的講解有什麼不同。這是有心於道家學問、立誌修道的人需要具備的基本功。
列子問道於“百歲髑髏”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嚐死，未嚐生也。若果恙乎？予果歡乎？’”
這一段，又是講“骷髏”。
列子是莊子的前輩，他有一天出去郊遊，在路邊吃野餐，見到一具百年骷髏。古代人不多而荒地多，這個骷髏就躺在一叢荒草裏麵。“攓蓬”就是拔草，列子把蒿草拔了，指著骷髏說：“唯予與汝知而未嚐死，未嚐生也。若果恙乎？予果歡乎？”隻有我知道你未曾死，也未曾生。你果真憂愁嗎？我果真快樂嗎？
這句話了不起，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南宋時我們馮家出過一個名人，叫馮濟川，當過瀘州太守，還修了大足縣的白塔，這座白塔，如今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大足石刻保護圈內。他去世的時候，把所有的財產和經書都捐給了寺院，很了不起。有一次在臨安，馮濟川在杭州城中的一個寺院裏，見有人畫了個骷髏頭，就作了一首詩偈：“屍在這裏，人在何處？可知一靈，不居皮袋。”大慧宗杲禪師看到後就說不對，應該是這樣的：“即此皮袋，即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生和死是靈與肉的關係，而這個關係是不可分的。有時似乎“靈”可以超越“肉”而獨立，這個見解未必高明。真的高明了，見道了，就沒有這個差別，在“當下”中無不居於“不二”之中。僧肇的《物不遷論》，也是本著莊子的精神，用佛理加以發揮的。“不遷”，就是形與神、靈與肉的“不遷”，就是這麼回事。禪宗這則公案就在談生死，很高明。列子這樣說，同樣很高明，但比大慧宗杲早了千年。
“唯予與汝知而未嚐死，未嚐生也”，對道而言，對生命流而言，無窮無盡的生命流是無所謂生，無所謂死的；無所謂來，無所謂去的。“以生死為傳舍”，我們這個臭皮囊就是旅館而已，我們都是暫住戶，在人間掛了一個臨時戶口，今生姓張，來生姓王；今世為驢，來世為馬，就這個樣子。盡管如此，對道而言，它仍是“未嚐死，未嚐生也”，處於“不遷”之中。“若果養乎？予果歡乎？”你死了，真的就憂愁嗎？我活著，真的就快樂嗎？這都是說不清楚的。“生”，到底快樂還是不快樂？“死”，到底快樂還是不快樂？在大道裏麵，哪有快樂不快樂呢？所以，我們一定要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