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析（？—公元前501年），鄭國大夫，與子產同時，是鄭國政壇的活躍人物。他是以在野人士的身份幹預政治，引起了執政者的極大不滿，最終為執政者殺害。《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漢書·藝文誌》名家錄《鄧析子》二篇，注謂：“鄭人，與子產並時。”自漢代劉歆到隋、唐、宋諸“史、誌”均視《鄧析子》為真書而著錄之。《百子全書》收錄《鄧析子》，列法家類，周鄧析撰。《四庫全書總目》亦錄《鄧析子》一卷，列法家類。楊慎《鄧析子序》亦雲：“其言百官有司，各務其刑，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則商、韓氏意也。”盡管近代以來有些人認為《鄧析子》是偽書，但有學者針對性地予以了辯駁，認為該書不偽。宋代晁公武曾說：“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兼名、法家也。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剿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歟？”附益之人應為鄧之徒屬，故《鄧析子》一書是鄧析思想的真實反映。鄧析事跡，又散見於《左傳》、《呂氏春秋》及《荀子》等書。
鄧析的法家身份頗有爭議，蕭公權認為，鄧析“之所行大類後世之訟師。合私造律文與舞文亂法之二事觀之，則鄧析之術適與商韓等定法一民之旨相悖。況竹刑今已無傳，《漢書·藝文誌》《鄧析》二篇列於名家，即係真書，亦與法治無涉。然則鄧析不足為法家宗師，與管子無異矣。”言之雖不無道理，但本著法家即政治家的寬泛劃分，政治家兼訟師且私造《竹刑》的鄧析歸入法家應該更為合適。
第一節 政治家兼訟師
今人評價鄧析，給了他多個曆史“第一”：第一個明確宣稱反對“禮義”；第一個提出“事斷於法”的口號；作了第一部私家刑書——“竹刑”；第一個以有償的形式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還有兩個“第一”不應遺漏：第一個獻身的持不同政見者、第一個高水平的訟師。
鄧析首先是個政治人物，是鄭國的政治活躍分子。《呂氏春秋·離謂》：
鄭國多相縣（懸）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
春秋時期在政治言論方麵尚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而鄧析正是借此而樹立了自己與當局者作對的形象。“懸書”“可能是如後世所有的政治揭貼之類”，似為“大字報”的鼻祖，當是鄭國士人議政的傳統方式。而曾因“不毀鄉校”而獲取能容忍政治反對意見之名的子產看來是盛名難符，他竟專橫地取締了“懸書”這種發表意見的形式。鄧析一定是個喜歡發表政見的人，他通過自己的方法來繼續捍衛言論自由權和議政權：先是“致之”，即將書麵的不同政見直接送給他人觀閱；子產毫不放鬆，又予禁止，鄧析隻得“倚之”，即將反對意見倚附在其它文字上讓人傳閱。總之，鄧析是千方百計地對抗強權，以靈活的策略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呂氏春秋·離謂》）鄧析並非是無端地刁難子產，而是以一種持不同政見者的姿態，努力追求政治言論的自由，爭取以在野的身份參與議政。然而這種行為與中國的政治傳統格格不入，必然要視為異端並予芟夷之。正如《呂氏春秋·離謂》所論：“故辨而不當理則偽，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大宗也。”這個“理”其實就是專製政治殺人之“理”，今人不可不明，而不應拾廟堂千年之餘唾，輕言“鄧析的行動確實引起了消極的後果”這類強加的不實與抹黑之辭。
鄧析同時還是一個為他人提供法律幫助的訟師。《呂氏春秋·離謂》雲：
（鄧析）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既收費提供法律服務，又製定了收費標準，且對法律研究有素，雖不能稱之為律師，但無疑是中國曆史上有據可憑的最早訟師。鄧析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有助於打破官方對訴訟的壟斷，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事情本身。
鄧析作過《竹刑》，可謂中國最早的律學家。他又是名家的早期人物，著名的辯者，“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達到了駕馭訴訟勝敗的境界。鄧析善辯，又非狡辯，“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呂氏春秋·離謂》中有段記載十足反映了鄧析的機敏：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鄧析短短兩句話，便抓住了雙方的要害，而且是從不同的立場出發，這似乎正好是“操兩可之說”的注腳了。“這種人物，簡直同希臘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
鄧析在兩個方麵犯了統治者的大忌，一是追求言論的自由；一是企圖突破官方對訴訟的壟斷，故鄧析之死就不足為奇了。王世貞《鄧子序》稱鄧析“固市井舞之魁也，孰謂駟歂失刑哉！”宋濂《諸子辯》亦曰：“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離謂》篇以正統的筆法寫道：鄧析的言行使“鄭國大亂，民口讙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馮友蘭說：“這裏所謂‘是非’是奴隸主的‘是非’，所謂‘理’是奴隸主的理。鄧析的鬥爭，就是要打亂這些‘是非’，打倒這些‘理’。他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不是‘詐偽之民’。”自古政治的迫害總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儒家正統觀念下任何的異端都必須誅滅，殺鄧析便被他們視作理所當然了。
關於鄧析之死，其說有二：一是《左傳》定公九年記載的“鄭駟歂殺鄧析”，一是《呂氏春秋·離謂》中有子產“殺鄧析而戮之”的說法。《荀子·宥坐》、《說苑·指武》及《列子·力命篇》也謂子產殺鄧析。子產、駟歂先後執政鄭國，而鄧析主要是在子產執政期間製造了一些政治麻煩，以情理推斷，子產殺鄧析的可能性最大。清人俞正燮認為子產所殺非鄧析本人。許多學者認為子產不可能殺鄧析的理由有二，一是因為子產以開明著稱，不會殺政敵。胡適就說：“《呂氏春秋》和《列子》都說鄧析是子產殺的，這話恐怕不確。第一因為子產是極不願意壓製言論自由的。”但胡適在介紹了鄧析的言行之後接著又說：“中國古代的守舊派，如孔子之流，對於這種‘邪說’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子做司寇便殺少正卯。”其實，胡適上述兩段話自相矛盾：連孔聖人都可以殺少正卯，子產又何嚐不會殺鄧析呢？論名聲，孔子遠在子產之上。二是因為時間上不對。據《左傳》記載，子產死於公元前522年，鄧析死於公元前501年。不過，許多古人的生卒年記載多有不同，連孔子也不例外，故其中或有錯訛，亦屬正常。
第二節 法律觀
《四庫全書總目》評述《鄧析子》道：“其書《漢誌》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並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與弟無厚’，‘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則其旨皆同於申、韓。如‘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大旨主於勢，統於尊，事核於實，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鄭所用也。”這段話，揭示了鄧析法律觀的要點。
一、君主專製論
受時代的局限，鄧析無法擺脫君主政治思維的束縛，明確主張君主專製之論。《鄧析子·無厚》謂：“明君審一，萬物自定。”這個“一”，意味著君主地位的獨一無二，至高無上。除“審一”外，作為名家早期人物的鄧析強調君主要“定名”。他告誡君主必須“名”由己出，“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無厚》）“審一”和“定名”結合而落實在君臣關係上，“就是君主專製，百官分職。”
“循名責實”是名家學術之本。鄧析運用於政治場域，顯然是為了推崇君主的權威。“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無厚》）而“立威”則必須通過“自專”實現。“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轉辭》）所謂“自專”，其實就是獨裁。他主張“民一於君”，（《轉辭》）要求民眾尊君主為惟一主宰。
二、無為而治
無為之論非常古老，《周易·係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列子·楊朱》記敘子產因兄弟放浪荒唐而請教鄧析，反被鄧析嘲笑為“與真人居而不知”，形象體現出鄧析的黃、老氣象以及對無拘束狀態的追求。就治理國家而言，鄧析主張君主要像“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無厚》）反對統治者的高壓政治，“豈在振目扼腕，手操鞭撲而後為治歟？”（《無厚》）“明君之禦民，若禦奔而無轡。”（《轉辭》）明君禦民如同禦無轡之馬，不僅不用鞭撲，更要去除馬匹的種種束縛，順應自然本性。他反對令煩政苛。“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無厚》）他理想的世道是“聖人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撲之罰，漠然無叱吒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轉辭》）明楊慎《鄧子序》謂：“篇中多禦轡勵臣之語，鄧析殆長於治國者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