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公元前522年），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國貴族。他與孔子是同時代人，鄭簡公時被立為卿，自公元前543年至公元前522年執掌鄭國國政。“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群書治要》引《屍子·治天下》）他勵精圖治，對經濟、政治、法律都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對後世影響頗深。
子產是推動春秋時期人文主義思潮興起的重要思想家，他提出的“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更成為古老神權主義消褪的標誌。作為政治家，子產符合法家的主要特征，特別是鑄刑書，“得法家之大本”。子產思想具有開戰國時代法家學說先河之價值，“蓋春秋末之子產，頗鄰於後來之商、韓，子產誠亦法家之先河，而商、韓之屬為其後勁，此固治周秦哲學者所顯曉然也。”
第一節 “都鄙有章”與“作丘賦”
子產執政的第一年，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左傳》襄公三十年）其內容包括：區分國都和鄉村建製；身份不同衣冠服飾也不同，以建立上下尊卑的秩序；突破井田製，重新劃分田界；明確各家的土地所有權；將個體農戶組成“伍”的基層單位，統一管理；獎賞忠儉之人，嚴懲驕奢淫逸之徒。這些改革的意義在於顛覆了舊的行政編製與土地製度，承認新的土地主對土地田邑的占有。據說實行之初飽受責難，乃至激起怨憤，民間流傳：“取我衣冠而褚（畜藏）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豈知三年後大見成效，民間又傳誦：“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左傳》襄公三十年）
五年後，子產又“作丘賦”。《左傳》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為蠆尾。（杜預：“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所謂“丘賦”，杜預注雲：“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以“丘”為單位，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軍賦，從而進一步肯定了土地私有權的合法性。“中國上古時代田製之改革，商鞅以前改革稅製者，子產其一也。”
第二節 公布刑法
公元前536年，子產在法律變革方麵的重大舉措，即公開刑法。
中國古代法律，尤其是刑法，在它形成的最初階段，往往處於神秘狀態。“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左傳》昭公六年孔穎達疏）是統治者的信條，也是他們企圖加強刑法威懾力的同時，為刑罰實施過程中主觀任意開了方便之門。
將刑法條文“鑄”之於鼎器之上，意味著公之於眾，這是其意義所在，也是其爭議所在。該刑鼎湮沒於漫漫曆史長河，故其具體內容無從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此舉曾引致守舊者的強烈不滿。《左傳》昭公六年錄存了晉國的名臣叔向為“鑄刑書”事而寫給子產的一封書信，認為子產此舉違背了先王傳統，他說：
昔先王議事以製，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繳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製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從這段文字看，刑書的內容為“三（參）辟”，杜預雲：“製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叔向一方麵是害怕百姓知道刑法之後給任意專斷造成麻煩；另一方麵又將刑書的製頒，視為末世的標誌。這種心態，在當時無疑具有代表性，體現了中國傳統保守主義的一貫精神。“信中真正具有中國特色、因而也是最有意義的內容，是叔向所提出的觀點：公布法律將會對道德和政治造成威脅。在其它任何一個文明古國中，似乎從來都沒有人提出過這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