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作為傳統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子產認為治國之要在安眾服民，使民“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左傳》昭公元年）主觀上，子產主張“為政必以德”，認為“以寬服民”是最好的統治方法。理想的統治者須自身“有德”，這不是每個執政者都具備的，所以子產臨終建議他的繼任者要以猛為主。他自信自己“有德”，用懷柔之策以寬服民；而繼任者不具備這種條件，隻好退求其次，以猛服民。但子大叔繼任後，“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子產以政之寬猛譬若水火，乃後世法家以刑去刑理論之嚆矢。楊鴻烈先生說：“這話不能不算是法家的先趨了。”這也為後世以寬猛相濟為核心的正統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種利用特定的生活現象附會政治來為重刑主義理論張目的手法為後來的韓非所沿襲。
第四節 不毀鄉校
子產給後世以一種開明豁達形象的原因，主要因為他的不毀鄉校。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鄉校是當時民間公眾聚會的場所，鄉人聚在一起議論國事，評價執政的得失，乃古老民主習俗的流風餘韻。然明慫恿子產毀掉鄉校來禁止鄉民議政，子產則從擇善而從、聞過則改的角度考慮予以拒絕，可謂難能可貴。子產深諳防民之口，猶若防川的道理，不毀鄉校並不意味著他有民主的意識，而是明白疏導乃是“防民”之口的最好方法。子產拒絕的另一個隱衷是知道眾怒難犯，他曾說：“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左傳》襄公十年）此事也讓子產贏得了好名聲，孔子曾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其實，這個道理並非子產的發明。早在西周厲王時，施行暴政而致“國人謗王”，惱羞成怒的周厲王竟動用神職人員（衛巫）來“監謗”，並殘暴地殺戮議政者，以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恐怖中一片沉寂，周厲王自以為得計，而周厲王的卿士邵公卻看到了危機，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國語·周語上》）周厲王不聽，依然故我，不久，便為國人趕出了國門。
反諷的是，“開明”的子產卻殺了在野的反對人士鄧析，這說明他的不毀鄉校更多的是一種姿態而已。
第五節 小結
子產在當時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從孔子的“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這句話中我們可以察出端倪。從思想上分析，子產兼具儒、法兩家的雙重特征。他是一位現實的政治家，在鄭國主持改革，公布成文法，提出了刑罰運用價值上的“水火論”，這足以令他名列法家門庭而不遑多讓。據說他斷獄頗有手段，乃至以聲聽獄。但同時，子產又具有儒家色彩。他旗幟鮮明提倡禮治，將禮視作天之經、地之義，視作依照自然和社會的規律而確立的人間秩序和行為準則。而《列子·楊朱篇》也說：“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孔子與子產很是投緣，“孔子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雲。及聞子產死，孔子為之泣曰：‘古之遺愛也！’”（《史記·鄭世家》）馮友蘭因此而斷言子產是從奴隸主貴族的立場出發的。作為春秋時代著名政治家，他的“鑄刑書”奠定了他中國古代著名立法家的地位，而其刑罰水火之論發法家重刑觀之先聲，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