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約公元前723年—前645年），又稱管夷吾、管敬仲，齊國人。早年貧困，曾與人一道經商謀生。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即位，任用管仲為相，主持齊國國政。其間，在齊桓公的支持下，他大力改革舊製，推行新政，終於促成了齊桓公的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政績在當時以至後世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其思想和學說，也為後來的法、儒、道等各家所津津樂道。
作為春秋時期平民政治家的代表，管仲的法律思想不乏一些值得重視的內容。這些思想，主要見之於《左傳》、《國語》、《管子》、《史記》中，而現存的《管子》一書，一般認為是戰國後期齊國法家思想的彙集，但與管仲不無關係。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其中所引用的管仲的一些話，如“倉廩實則知禮節”、“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等語，在今本《管子·牧民篇》中可以見到。《淮南子·要略》也謂：“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馮友蘭認為《管子》中的《大匡》、《中匡》、《小匡》與《國語·齊語》的內容相吻合，是關於管仲本人的思想、活動的最早記述，所以他講管仲的思想，在《管子》中以上述三篇為本。關鋒《管仲遺著考》的結論是：“《管子》書中的《經言》各篇（即《牧民》、《形勢》、《權修》、《立政》、《乘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圖》諸篇——引按），以及《外言》的《五輔》篇，基本上是管仲的遺著（其中有後人摻入的成分）；《外言》除《五輔》篇以外的各篇，以及《內言》各篇，一部分是解釋、發揮管仲的思想的；一部分是記錄管仲的言論和行事，而且是信實可靠的。”王德敏也說：“《管子》‘經言’各篇的政治、倫理學說及某些哲學觀點，同其它古籍所載管仲的史料是基本一致的。”蕭公權則謂：“按《管子》出於纂集，固以成為定論。然吾人不可據此而即謂其內容與夷吾絲毫無涉。蓋細繹全書所含之政治思想頗多針對春秋之曆史背景，與商韓諸子之以戰國為背景者，有重要之區別。”羅根澤曾撰《〈管子〉探源》一文，在對《管子》各篇的作者及時間作了認真的考證之後說：“《管子》書非管子作，毫無疑義。但管子相桓公，以瀉鹵之地，僻在海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誇一世而存雄，其政治大端，必有可觀者。史家記載，口碑流傳，戰國秦漢之際，當仍炳彪煊耀；學者摭其遺說，附會增益，托名以行，勢所難免。……《牧民》諸篇，三《匡》（《大匡》、《中匡》、《小匡》等）諸記，與戰國他書論述管子之言，未全背謬，雖非管子之書，而管子遺說，必有其存乎其間者。”綜核上述觀點，為慎重起見，我在下麵的研究中，《管子》一書主要以《牧民》、三《匡》幾篇為依據。
管仲往往被視為法家的先驅。《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謂：“《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而《隋書·經籍誌》也是將《管子》列入法家。韓非曾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韓非子·五蠹》）這裏將管仲與商鞅等而視之。伍非百謂“管子為法家之祖”，唐君毅也認為“法家之興仍當導於管子。管子之書固偽，然管子精神當為法家所自出。”蔡元培先生認為法家“其源則濫觴於孔老學說未立以前之政治家，是為管子。”而蕭公權則曰：“吾人如謂《管子》為商韓學術之先驅，而非法家開宗之寶典，殆不至於大誤。”後之法家尤其是齊法家多以管仲為宗師，思想、觀點與管仲在總體上有一脈相承的線索可尋。有學者認為存在一個“管仲學派”或“齊學派”。
第一節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有些學者之不願視管仲為法家，蓋因其頗重德禮，以“寬惠柔民”（《國語·齊語》）著稱。在春秋初期，管仲欲助齊桓公稱霸諸侯，不能不打“尊王攘夷”的旗號，不能不借助西周“禮治”的餘威。齊國攻打楚國，管仲告訴楚王的理由就是他不行禮製：“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左傳》僖公四年）管仲告戒齊桓公稱霸之道，也是以德禮為先：“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奸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左傳》僖公七年）
管仲認為“國有四維”，《管子·牧民》解釋道：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禮要求不能逾越身份等級的節製；義要求不能為自己謀取仕進；廉即不隱蔽其惡；恥即不順從奸佞邪枉。這就是所謂“四維”，被視為維係國運國基的四大價值準則和精神支柱，同時也是由國家樹立人人遵循的基本道德規範。管仲認為“守國之度在飾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牧民》）管仲對“四維”的作用推崇備至，所謂“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牧民》）他強調的“四維”並不僅僅著眼於其道德教化的功能，更突出了其強製的作用，是守國的法度。“這種強調道德的社會作用的觀點是齊國法家的道德觀的一大特色。”
其實，名曰“四維”，核心是禮和義二維。當初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管仲時，稱他“製禮義可法於四方”。（《國語·齊語》）管仲置“禮”於“四維”之首，雖然內容上依然是西周之禮，但實用性與操作性明顯增強。我們知道，西周的禮是一個淹博的行為及道德規範體係，已經將西周的法包孕其中，禮與法是一體的。管仲重禮，既意味著他對傳統的認同與承傳，又包含了他對以禮的名義建構新的法律製度及秩序重要性的認識。後儒對管仲因應時勢的變遷而作出改變的用心頗能體諒，明人趙用賢說：“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方苞也謂：“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為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為嚴急焉。非故欲為此也，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