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將士、農、工、商劃定在特定的區域而群居是有深意的。他認為相同職業的人同居一塊，“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這樣，就可以使“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各安其業，世代相傳。這是依靠國家行政權力人為地強製四民分居，頗有背離社會經濟自然規律之嫌。“把四民重新按照‘不雜’的要求控製起來，毫無疑問，是與社會生活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管仲這樣做還在於防止因民眾雜處而思想言論活躍，維護統治秩序，是專製政治的需要。“其目的在使人人代代同鑄一型，不脫法家臭味”。不過，管仲尚未視工、商為賤民階層，而是農、工、商相提並論，平起平坐。至於如何分居，按管仲的設計是：“製國以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此外，管仲還劃定“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整個齊國分為“五屬”。
此外，管仲還“作內政而寄軍令”，（《國語·齊語》）即將居民的鄉裏組織和軍隊編製結合起來，寓兵於民。管仲可謂春秋時期非常重視且善於運用行政手段管理和控製社會的一代政治家，其變法改革措施為齊桓公成就霸業奠定了基礎。
第五節刑罰觀
管仲認為民有“四欲”與“四惡”，四欲即佚樂、富貴、存安、生育；四惡為憂勞、貧賤、危墜、滅絕。順民心四欲，則國安；以四惡逆民心，則國危。隻有順民心，國家政令法度才能順利施行。所以，為政的關鍵在於如何順民心，而非任刑重殺。他說：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牧民》）
以“順民心”為出發點，管仲毫不含糊地反對專任刑罰殺戮，認為刑罰殺戮過繁過重，不僅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反會破壞法令，使上位危殆。所以，管仲提出了“省刑”的主張，而省刑之要，在明“兩原”，“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牧民》）民眾肆意妄為，淫逸放誕的原因，一是上層統治者不節製私欲，不遵守法度；二是對浮華奢靡之風不予禁絕。堵塞了這兩個根源，犯罪便會減少，刑罰便可輕省。
本著“輕過而移諸甲兵”的宗旨，管仲主張推行贖刑製度，讓有罪者以兵器或銅、鐵贖罪。“製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分金，宥閑罪。”（《國語·齊語》）意即重罪、輕罪和小罪分別以犀甲、鞼盾、戟以及銅、鐵贖罪，罪疑從赦。這一方麵是針對“齊國寡甲兵”的國情而采取的措施，以加強軍備，富國強兵；同時也是管仲一貫主張的“省刑”思想的具體體現。
第五節 小結
管仲即便在當時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孔子曾批評管子“不知禮”，但很欣賞管仲的文治武功，且許之以“仁”。而“孟子之論管子，則輕薄之意，溢於言外。常有‘彼哉彼哉’羞於為伍之心。”荀子則批評道：“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荀子·王製》）“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荀子·大略》）這其實是將管仲剔出了儒家陣營。宋儒葉適更雲：“王政之壞久矣，其始出於管仲。……故凡為管仲之術者，導利之端，啟兵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益起而不息。……蓋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
從政治法律思想的角度，我們很容易發現管仲的法家特質。尤其是他主張用行政手段加強對民眾的控製，這在商鞅那裏得以延續並發揚光大，難怪法家多喜歡祖述管仲，也難怪後人多以法家目之。但作為早期法家人物，管仲對禮義廉恥的注重，對刑罰作用的看法與後世法家頗相頡頏。“德禮不廢政法，政法兼涵德禮。視法家之局促狹小，不徹底，氣象迥不侔矣。”同時，管仲輕視刑罰的威懾作用，又與儒家一味偏重禮義教化不同，他重視的是“順民心”，是在考慮如何切切實實地解救百姓的困頓，滿足百姓的物質欲望，以此實現社會的安定。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比那些隻會坐而論道的儒者更現實，更切合世道人心。
管仲的法律思想有複雜或矛盾的一麵。他曾向齊桓公建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表明他有守舊的傾向，加上他對道德教化的重視及反對專任刑罰的態度，都與儒家思想非常接近，故劉師培有“管子以法家而兼儒家”之說。但管仲主持的變革，主要是依靠製定大量的新法來推動的。他還主張治理國家主要使用賞、罰兩手。“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而慎用其六柄焉。”（《國語·齊語》）韋昭注：“柄，本也。”《管子·小匡》中“柄”作“秉”，“殺生、貧富、貴賤，此六秉也。”這些說法與法家精神是一致的。按《國語·晉語四》的說法，管仲治齊的基本手段是使民“畏威如疾”，這是法家通常的手段，“故可旁證管仲為一個法家的開山祖。”馮友蘭說：“以後的法家所有的重要思想，在管仲的思想中，都已經有了萌芽。……他是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變時期的改革、進步路線的創始人。李斯、韓非的法家思想，是這條路線在思想戰線上的發展的高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事業，是這條路線在政治戰線上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