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相地而衰征”
管仲在齊國推行的變革中，有一項具有重要法律意義的措施，即“相地而衰征”。管仲曾對齊桓公說：“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國語·齊語》）韋昭注謂：“相，視也。衰（音崔），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管子·小匡》有“相地而衰其政”之語，“政”通“征”。《大匡》篇中的“案田而稅”指的就是“相地而衰征”。“衰”即等差。按土地的好壞有區別有等級地收稅，這樣民眾就不會避壞就好到處遷移，這就是“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地’的措施，表明變法關注到了社會在財政問題上的公平和正義。”至於具體的稅率，管仲說：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大匡》）
這是管仲對齊國賦稅製度的改革和創新，其稅法具體內容是：每兩年征稅一次。豐年的稅率是十分之三，平年十分之二，歉收之年十分之一。饑荒之年不征稅，或等到災情緩解後再征稅。
土地稅的出現，意味著生產關係的變化，所以有學者認為“相地而衰征”表明“用封建製形式的剝削代替奴隸製形式的剝削，社會生產關係就從奴隸製轉變為封建製。”
第三節 “倉廩實則知禮節”
管仲是一位政治家、實踐家，他深知發展經濟，豐富社會物質財富的必要性，也明白社會經濟生活對國家的道德及法律秩序所具有的意義。《管子》一書開宗明義就說：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奸；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牧民》）
所謂“民以食為天”，管子是最早闡明了這個道理的人。“他把經濟問題看作第一性的，道德、觀念看作第二性的，這當然是關於社會曆史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相比之下，孔子的“去食存信”說就顯現出虛幻性和教條化之弊。這段話也反映出管仲對犯罪根源的認識。管仲認為，追求物質利益是人的本性所致，也是人們遵守禮義法度的前提。“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版法》）“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詐。”（《牧民》）如果民眾過不上豐衣足食的生活，自然會篾視國家法令；如果民眾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國家法令也就不為他們所遵行。漢人王充極讚成管子的觀點，並進而闡發道：“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盜賊眾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論衡·治期》）這其實是一種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的樸素唯物觀，意識到貧困是社會動亂並導致犯罪的根本原因。
也許正是基於這一點，管仲在齊國的改革側重在經濟方麵。主政期間，他大興漁業、鹽業和冶鑄業，設置鹽官、鐵官，實施國家壟斷性經營。並以不納稅的優惠政策，鼓勵魚、鹽的出口貿易。“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國語·齊語》）“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史記·平準書》）尤其值得肯定的是，管仲從“富國強兵”的目的出發，主張“通貨積財”，（《史記·管晏列傳》）發展工商業。這些改革都深具法家特色，不免有繁瑣苛刻之嫌，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批評管仲“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針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
第四節 四民分居定業
管仲思想中不乏傳統民本主義因素。他曾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又據《韓詩外傳》卷四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但這種民本主義在本質上是將“民”視為統治、管理的對象而非國家主體。在管仲看來，民眾不過是一群需由主人牧養的牲口，這就是所謂“牧民”的真實含義。由此決定管仲的治世之論以國家對民眾的絕對控製為前提，用政府的威勢和強製使民眾屈從，禁止其隨心所欲，自由流動。中國自宗法製崩潰後，自由民漸分為四類，即士、農、工、商。管子深知四民的重要性，視之為國家基石。“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小匡》）為了加強管理和控製，管仲提出“四民分居定業”論。據《國語·齊語》記載：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韋昭注：“哤，亂貌；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韋昭注：“閑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