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說：“法家之言，以道為體，以儒為用。韓非子實集其大成。而其源則濫觴於孔老學說未立以前之政治家，是為管子。”
蒙文通則認為“法家者，非徒務法而已，又多挾兵、農、縱橫三者以俱，而達其富強之旨焉。言法家者，固當統此三者以為說也。”
先秦法家並不怎麼講師承關係，也不像儒、墨、道各家那樣有自己公認的祖師爺。僅是因為他們在思想上屬於一個體係，才被納入法家門戶。以法家本質上就是政治家這一特征而論，我們不妨將春秋時期的管仲、子產、鄧析等視為法家的“三大先驅”，而戰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則為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等人。
法家在思想上共同的特征是：其一，特別強調“法”的作用，認為“法”是治國的最基本的手段和工具。但法家的“法”和一般意義的法律不能相提並論，其本質更接近於“術”。其二，以國家主義為價值本位，主張強權政治和實力主義，倡導耕戰，認為農與戰是強國之本，從而提出了一整套強化耕戰的政策。其三，“法家之言，皆為君主說法”。為君主專製體製大唱讚歌並製造理論依據，將君主專製主義推向頂峰，是法家理論的歸宿。《漢書·元帝紀》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此與前述桓範《世要·辨能》一樣，道破了法家尊君的本質。其四，以曆史進化說和人性好利說作為基本社會觀，但其進化論充斥著功利主義色彩。其五，法、術、勢、刑、賞等是他們最基本、最常用的概念和範疇，也是他們的思想支柱。
法家之興絕非偶然，而是因應了曆史文化傳統發展必然之勢。“自春秋逮於戰國，法家之說獨為世重，而法家所亟論者，抑貴族而尊君權，於是春秋以來之貴族廢，布衣卿相，盛於一世，而君權極矣。夫由世族政治以入於君權擴張，此曆史之一大進步，惟法家能認識之，此法家所以能獨盛者也。乃儒者猶欲維護貴族勢力，與時背馳，其不為世重，豈偶然哉？”
第二節 法家的“法”與“法治”
一、法家之“法”
正如緒論部分所言，法和刑可以互訓。《說文》：“法，刑也”。《爾雅·釋詁》：“刑，法也”。刑直稱為“法”，在先秦時代乃屬慣常。《尚書·呂刑》謂：“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而法家所言之“法”有時就是刑，如商鞅所雲：“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製，為度量以禁之。”（《商君書·君臣》）又如：“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書·開塞》）韓非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這裏所說的“法”同於刑，或賞與刑的結合。法家有時又“法令”、“法禁”、“法製”連稱，則局限於刑法。《管子·心術》謂：“殺戮禁誅謂之法。”法家在微觀與具體意義上講“法”時，則落實於刑法。嚴複說：“若督責書所謂法者，直刑而已。”梁治平認為：“以刑為核心，旨在禁止令行的法觀念”乃是法家之“法”的本質所在，“離開刑罰，便無所謂法”，故“法家的所謂法律理論，根本上隻是刑罰理論”。李澤厚更謂：“所謂‘法家’不過是公開為專製統治服務的刑名法術，應謂之‘刑家’。”法家人物李悝製定的《法經》乃中國成文法之嚆矢，《晉書·刑法誌》：
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製，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製也。
冠名曰《法經》，然“皆罪名之製”，內容絲毫沒有超出刑法的範疇。《唐律疏議·名例》說：“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李克之著《法經》，亦如晉、鄭之鑄刑書刑鼎。《法經》也者，謂之刑經可也。”《法經》對中國古代立法影響深遠，法、刑不分的傳統終古未改。
當然，法家之法遠非刑所能概括，其內涵豐富寬泛。《尹文子·大道上》謂“法有四呈”，即“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梁啟超先生認為“法家所謂法，以此文之第一二四種為體，而以其第三種為用，是為狹義的法。”“此種狹義的法，須用成文的公布出來，而以國家製裁力盾乎其後。法家所謂法之概念蓋如此。”“廣義的法，質言之，即以自然法為標準以示人行為之模範也。法家所謂法，當然以此為根本觀念，自不待言。”“狹義的法，須用成文的公布出來，而以國家製裁力盾乎其後。”
法家對“法”說千道萬，歸納起來，不外乎廣狹兩方麵的含義。“廣義地說，乃統治者強製人民為統治者盡片麵義務的命令；狹義地說，隻是一種刑法。”法家因“變法”而名家，所謂“變法”者，改變固有的統治方式與法度之謂也。商鞅在秦國變法的內容包括：其一，廢除井田製，“開阡陌封疆”，“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買賣。”（《史記·商君列傳》）其二，普遍推行郡縣製。其三，獎勵軍功，取消世卿世祿製，宗室貴族如無軍功，不能列入宗室簿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其四，獎勵耕織，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等等。可見，商鞅變法的內容雖然涉及到法律方麵，但遠遠超出了法律的領域，囊括了國家最基本的製度、政策，以及統治的方式方法。商鞅談法，更多的時候指的就是這種“法”。如《商君書·更法》：“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製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此外，《商君書》中的“垂法而治”（《壹言》）及“任法而治”（《慎法》）等等中的“法”，本義最近於“法度”。《管子·七法篇》：“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慎到的“事斷於法”、（《慎子·君人》）“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製也”；（《慎子·佚文》）韓非的“以法為本”、“明法者強，慢法者弱”（《韓非子·飾邪》）等處之法，都指法度。慎到就曾將他所說的“法”稱之為“道術”、“常道”或“法度”；韓非文章中經常出現“治法”、“法術”，他對“明法”的解釋是：“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製；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韓非子·飾邪》）。由此可知，法家在宏觀層麵所講之法，含義為模型、法式和一種固定的框架，釋為“法度”最貼切，其中當然也涵蓋了法律。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家的‘法’指的是方法的法，是指法式與規範，所以我們沒有辦法來比較這兩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