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約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號南華真人。宋國蒙人，出身沒落貴族，曾為“漆園吏”，一度打草鞋為生。莊子清貧而又不願逐功利，一生逍遙，“終身不仕”。據說楚國曾重金聘他為相，他卻視功名利祿為糞土，不僅拒聘，反將楚使奚落了一番。莊子的生活態度表麵上消極、出世，一副看破紅塵、遊戲人生的架勢，卻又不乏對炎涼世態精辟而冷靜得近乎刻薄的分析。作為隱士，莊子其實是對現實感到徹底失望之後而采取的一種生活姿態和立場。《莊子·繕性》中說得很清楚：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可見，莊子認為的隱士，不過是在無道之世為了獨善其身而選擇的生存方式而已。莊子還借孔子之口說及隱士：
是聖人之仆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誌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嚐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雖然做了政治上與當局不合作的表態，但莊子其實並未真正超然物外，其憤世嫉俗本於現實關懷之心。他以佯狂之態遊戲人間，但“其誌無窮”。這決定了他能夠承繼老子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豐富並完善道家的理論體係，使道家最終贏得了一個獨立而重要的學派地位。從形式上看，老、莊的生活態度及學術路徑頗異，“老乃世事洞明，而以深刻之方術馭之者；莊乃人情練達，終於感其無何奈何，遂‘糊裏糊塗以不了了之’者。”但這並不影響兩者的殊途同歸。“老子之主清虛，主卑弱，仍係為應事起見，所談者多處事之術；莊周則意在破執，專談玄理，故曰其學相似而不同。然其宗旨，則究於老子為近。”而《莊子》書中，稱頌老子之詞最多。故自漢人開始，就“老莊”並稱，至今仍相沿襲，反映了人們對老子和莊子在基本的精神旨趣方麵一致性的共識。
現存《莊子》一書共三十三篇，分內篇、外篇、雜篇三部分。關於《莊子》的作者，曆來多有歧說。過去一般認為內篇為莊子手筆，外、雜篇多係後人竄入。現今的學者多主張不拘泥細節的真偽，而注重思想的整體性和連貫性。“通過對《莊子》內篇與外、雜篇概念、詞語的聯係和變化的考察，可以看出，它們間源與流、先與後的關係還是比較清晰的、確切的，《莊子》一書就是莊子及其後學的著作彙集。”
司馬遷說：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魯迅也說，莊子“其文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生活在戰國中期的莊子已對現實感到厭倦和失望，無意像其它學者那樣去替統治者出謀劃策，找尋積極的治世方案，而是用生動形象的寓言和冷嘲熱諷的議論對現實政治進行無情的抨擊。他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與超凡脫俗的生活態度，視高位為“腐鼠”，譏諷追逐功名的諂媚行為如“舐痔”。他崇尚自然，從老子手中接過“無為之道”的大旗，對有為的政治和人為的禮法製度予以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批判。其政治法律觀在體現出頹廢和消極一麵的同時，又包含著一些獨到的思想因素和具有積極價值的見解。
第一節 平等意識
一、“道”與平等
作為比肩而立的道家兩大代表人物，莊子與老子一樣，將“道”視為天地萬物的本原。他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大宗師》）
這裏的“太極”、“六極”都指宇宙天地。“道”於空間上在宇宙天地之外，時間上在宇宙天地之先。無始無終，“無為無形”，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真實的存在。這種視“道”為天地萬物本原的思想顯然來源於老子，故司馬遷說莊子之學“其要歸本於老子之言”。但莊子的道論並未拘囿於老子，而是具有獨到的視角和內涵。莊子是“帶有泛神論形式的自然主義天道論”。在他那裏，道不僅是獨立於宇宙萬物之外、存在於宇宙萬物之先的真實存在，更化生天地萬物，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又深不可測。“宇宙萬物認為隻是一些跡相，而演造這些跡相的有一個超越感官、不為時間和空間所範圍的本體。這個本體名字叫‘道’。”道就是自然，是體現於宇宙萬物之中的自然法則。這與老子奉道為至高無上的實體的觀點頗相軒輊，因為莊子之道同時又存在於萬物之中。《莊子·知北遊》：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道在螻蟻”，任何卑下之物都有道。在莊子眼裏，道是自然本身的呈現，無貴賤之分，高下之別，即便是螻蟻雜草，也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這裏，莊子“無形中以近乎極端的語言挑戰了世俗的等級觀念。”這種萬物的絕對平等性，莊子稱之為“天鈞”，即“‘自然的平等’的意思”。“莊周把道的標準從人生立場中解放，而普遍歸之於宇宙一切物，如是則人生界不能脫離宇宙一切物而單獨建立一標準。……故莊周論人生，決不謂人生不能有標準，彼乃把人生標準下儕於宇宙一切物之各項標準而平等同視之。”“如果說老子用道取代了具有人格和意誌的帝、天之類，而破除了殷周以來的有神論傳統，而莊子之道則徹底剝除了所有終極存在的神聖性，所有有神論乃至神聖論的東西都蕩然無存。在人類曆史上，凡確定某種至上性的、神聖的東西，無一例外都是為世俗的、現實的等級製做辯護，而莊子以道為終極卻不以之為神聖之物，所以能去除貴賤之分而平等地看待萬物。”莊子的道論，具有一種對傳統及世俗的以貴賤有等、上下有別為精神的社會等級秩序觀念予以顛覆和解構的理論因素。
二、人性自然與平等
莊子認為萬事萬物都有它的自然本性，他稱之為“常然”。《莊子·駢拇》雲：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人之“常然”就是他的自然本性，老子稱之為“樸”，莊子則謂之“常性”。莊子曰：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所謂“天放”，即自然放任。“此天放之民，自生自滅，無羈無束，不識不知，不爭不亂。若為其君者強立禮樂刑法以治之，誠無異續鳧斷鶴，毀璞羈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民有常性”強調的是人與生俱來而不能擺脫的自然本性，而認為民本“同德”說，更是對劃分君子小人的等級製度的否定，這成為了莊子人生與政治哲學的出發點。老子講法自然，而莊子眼裏人即自然。他認為人是自然的人，而非社會的人。“道之以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德充符》）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是息息相關不可分割的整體。人在本質上與自然是一體的，應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形全精複，與天為一”。（《達生》）《大宗師》雲：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莫邪”，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把人和金相模擬，告訴人類不要“人耳人耳”地有優越感，其實造化者對人與萬物都是一視同仁的。“造化者”，指的是自然。“莊周一派認為自然比如一個洪爐，人比如洪爐中所煉出來的刀劍等。他們認為，既然如此，人就應該完全聽自然的支配。”因為從本質上說，天與人是合一的，無論你主觀喜不喜歡，願不願意，其實都是合一的。認為天和人合一，就與自然同類；認為天與人不合一，便和人類同伍，天與人不是相對立的。莊子這裏所說的“真人”乃是指自然的人，是脫離社會而存在的人。作為自然存在的一種形式，人的本性也就如同自然界的其它事物一樣，應該從自然中去尋找。“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山木》）正因為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才稱為“性”。
莊子視人為自然的一部分，認為人是自然之“氣”聚合的產物。“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知北遊》）人之死，不過是回歸了自然，不必悲傷。於是就有了妻子死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的這種特立獨行、驚世駭俗，乃是本著自然主義觀念而對生命本質的體悟和世俗情感的超脫。在他眼裏，“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齊物論》）“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大宗師》）“莊子運用相對主義，從本體論的角度闡述了生死齊同一體的獨特死亡觀，有助於人們實現對生死困境的觀念性突破，這不僅是對古代人類的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解放，而且至今還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現代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其名著《存在與時間》中，就曾對人作了實存性分析，並下定義說：‘人是向死的存在’（being-towards death）。這實在可以看成是對人的生死一體關係的深刻揭示，是對‘人生而必死’這一鐵定事實的哲理肯認，與幾千年前道家的觀念極為吻合。”當然，故事本身也反映了莊子刻意去渲染其對扭曲人性的成規俗習的反叛，以及他追求做一個“真人”的勇氣。“很多人或許有和莊子同樣的想法，但是他們會把這想法隱藏起來，妥協於人群和世俗，循規蹈矩地行事。但莊子不，他想盡可能地做一個真實的人，也就是真人。”莊子的豁達並非是對生命的冷漠，恰恰相反，包括莊子在內的道家從來都是主張“貴己”和“重生”的，這與儒、墨、法諸家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後者從未把生命奉為終極的關懷，道德仁義、社會秩序、天下國家才是他們最高的價值目標。為了這個目標的實現，不惜“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舍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莊子哲學是一種圓融的生命哲學”，對生命的注重，使道家與其它諸家相比，更多了一層人文精神的色彩。莊子的豁達也閃爍出自由靈魂的火花，因為麵對現實的束縛和枷鎖，死亡未嚐不是一種解脫：“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麵王樂，不能過也。”（《至樂》）“從然”者，即縱逸而不受約束。這種自在，勝過了帝王之樂。
從人性的真諦便是自然性出發，莊子一再強調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道德等關係都是對人性的桎梏和斫伐。他要人打消自為之心，禁絕一切欲望，跳出世俗社會關係的羈絆，與自然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真人”，才是人性的實現。於是，莊子的理論觸角便涉及到了個人的價值以及人的平等性問題。盧梭曾說：“在自然狀態中，不平等幾乎是不存在的，由於人類能力的發展和人類智慧的進步，不平等才獲得了它的力量並成長起來。”既然人的根本屬性是自然性，那麼，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性不言而喻。“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不僅無高下之分，也無貴賤之別。“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即便是天子，在自然麵前也是一個人，與其它人並無什麼差別。“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天”就是自然，人人都是自然之子，人人都是“天子”，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這種平等也是天賦的。針對當時流行的“維齊非齊”論，莊子明確批駁道：“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列禦寇》）顯然，這種從人性出發而形成的平等意識對當時的等級製度予以了有力批判，比法家刑無等級論高出了一個層次，也比墨家“兼愛”論中隱含的平等意識更直觀、更有理論的完整性。難怪李約瑟要將之擢拔到“科學”與“民主”的高度。
莊子認為人的不平等，都是人為地樹立某種標準所致。用道德仁義來劃分君子小人，掩蓋了人本性的一致性。《駢拇》說：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蹠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天下之人死都是一樣的，死於仁義就為君子，死於貨財就是小人，這是世俗的說法。若從殘生傷性的角度看，盜蹠與伯夷都是不能任其性命之情，為了身外之物而付出了自己的身體和生命，又有什麼差別呢！儒家講君子小人，目的是建立社會的等級製度。莊子從性命的角度徹底消除了君子小人的差別，宣揚的當然是人性的平等。
人性問題是先秦諸子百家所共同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人為自然所派生，同時又是社會的細胞，故人既有自然性，又有社會性。欲探討人性，探討人的本質，就不能回避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所以先秦思想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從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的關係中提出並探討人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除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之外，包括儒、墨、法在內的其它各家都不約而同以人的社會性排斥人的自然性，以強調人的社會性為理論歸宿，從而導致對個人價值的否定。在他們那裏，人是社會一分子，與整個禮法社會不可分割，並承擔相應的義務，履行相應的責任。“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強調人的社會性，隻能是固著當時的社會關係，即以君主專製為主要特征的社會關係。因此，這樣一些理論無不成為了君主專製製度的附庸。”從曆史邏輯考察，人性問題的探討理應帶來個性的解放、平等觀念的啟蒙和對君主專製主義的批判，一如西方啟蒙時代的情形。但可悲的是恰恰相反，由中國學術與思想與生俱來的致命缺陷所決定，先秦人性問題討論的主流是一股摧殘和扼殺個性的狂潮，“……非但沒有導致專製主義的毀滅和人的個性解放，反而和專製主義同流合汙，成為君主專製製度的理論根據。”惟有道家，尤其是莊子，高舉一麵人的自然性的旗幟，在尋求人的個性解放的道路上跋涉、摸索。雖然我們可以責難莊子的理論存在著過於忽視人的社會性一麵的缺陷，但這仍然掩蓋不了其思想的價值。因為“在《莊子》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社會扼殺了多數人的自然要求和生的權利。《莊子》把被扼殺的自然性揭示出來，開辟了人類自我認識的新途徑。《莊子》強調人的自然本質，又為揭露和批判當時被人們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許多社會準則和傳統，提供了理論依據。”更難得的是，莊子的探索已經接近發現人人平等不僅是自然所賦，也是人性的本質要求這一真理。這對一種專以扼殺人的個性為尚，視不平等為天經地義的文化來說，其理論的價值彌足珍貴，其思想的意義至今猶存。
三、《齊物論》揭櫫之平等
《齊物論》是莊子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莊子平等意識的特殊表達，集中表達。《齊物論》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萬物齊一，無分彼此，表麵看違背了常理，因為“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但莊子是用心來齊物，用道來齊物。“莊子要世人體會道的意旨，盡管萬物不齊，而在人的思想上，把他們認作是‘齊’。”他認為世上萬物本是互為彼此的，“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萬物從自身眼光看，都是此，他物都是彼；而從他物的眼光看，則他物為此，其它都是彼。如此一來，物的區別又有什麼意義呢？萬物之始、萬物之母是道，以道觀之，千姿百態的萬物沒有差別，所謂“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表麵上看，莊子是要否定萬物的差異，使萬物同齊為一。而實質上，莊子的目標是人不是物。“齊物與知識無關，它隻和生命有關，隻和生存的態度和境界有關。”“隻有齊物，才可以讓人從物的世界中擺脫出來，心才可以物物而不物於物。物物是做物的主宰，物於物則是做物的奴隸。我們不能離開這個世界，但是我們可以不在乎這個世界。在不在乎中，心獲得了解放和自由。”追求心靈的解放和自由是莊子永遠的主題，但我們更應看重《齊物論》中所隱含的平等意識。莊子其實所要破除的是人的差異性和歧見，“我”在代表人類的同時，也昭示著人類個體的獨立與尊嚴。“我”與萬物是合一的，則所謂齊物，不就是莊子抒發的對人類平等性的訴求麼？以心齊物，則必須“吾喪我”。“喪我”和《逍遙遊》中的“無己”一樣，都是要求放棄自我的成心成見，如同莊周夢蝶一般物我兩忘。因為正是成心成見才使得人類產生隔閡，產生等級，產生不平等。章太炎先生說：“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劉師培也說：“道家者流，亦發明人我相通之義者也，觀莊子作《齊物論》篇，廢彼我對待之詞，而視萬物為一體，與佛陀眾生平等之旨，大抵相符。”
第二節 自由的意識與表述
一、“逍遙遊”：自由的表述
從莊子的人性自然說中不僅能發明出平等的意識，進而可以到達更高的境界，即自由的意識，這符合莊子思想的理論邏輯。
莊子認為無拘無束、無知無欲的自然之情乃是人的本性，而社會一切的人為製度和關係都是對人性的桎梏，莊子強烈希望打破這些桎梏，恢複人的自然本性。他說：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用鉤繩規矩來匡正物體，就是削伐了物體的本性；用繩索膠漆來固定物體，同樣侵害了物體的德性。對人而言更是如此，所謂“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繕性》）至於“聖人”，以禮樂作規範，以仁義為粉飾，這是對人的自然性的戕伐，不僅使人喪失自己的本性，更會傷害人的肉體。《大宗師》說：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郭象注：“言其將以刑教自虧殘，而不能複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成玄英疏：“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堯黥劓，拘束性情，如何複能遨遊自得逍遙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仁義是非對人的傷害，就如受了黥刑劓刑一般，再也無法逍遙從容了。在莊子看來，充斥仁義的社會就是“枷鎖”，就是“桎梏”，人們被束縛和倒懸其中。莊子期待的是“解其桎梏”（《德充符》）達至“懸解”（《養生主》及《大宗師》）。“形成莊子思想的人生與社會背景的，乃是在危懼、壓迫的束縛中，想求得精神上徹底地自由解放。”
在對一切反人性的東西進行揭露和譴責的基礎上，莊子提出了維護人的自然屬性，追求個性解放的自由觀。《莊子》內篇幾乎每篇都涉及自由問題，即便是外篇的《在宥》、《繕性》等，也都隱含自由的追求。
現代意義的“自由”一詞在中國古代沒有形成，“就連‘自由’這個詞，對於中國語言來說都是陌生的。”莊子用以表達自由觀念的詞語有“彷徨”、“逍遙”、“遊”等，成玄英疏曰：“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文耳。”“彷徨、逍遙，皆自得逸豫之名也。”而“逍遙遊”則描述出一種自由的狀態：超脫了一切榮辱得失的計較，身心無拘無束，輕鬆自在，了無牽累，放縱翱翔遨遊於無窮。陳鼓應先生注意到莊子“大量使用‘遊’這一概念，用‘遊’來表達精神的自由活動。”他總結出《莊子》各篇中屢屢可見諸如“遊無窮者”、“乘物以遊心”、“遊心乎德之和”、“遊乎天地之一氣”、“遊心於淡”、“遊無何有之鄉”、“遊心於無窮”、“遊心於物之初”、“心有天遊”等語句，並認為：“我們可知莊子所謂‘遊心’，乃是對宇宙事物做一種根源性的把握，從而達致一種和諧、恬淡、無限及自然的境界。在莊子看來，‘遊心’就是心靈的自由活動，而心靈的自由其實就是過體‘道’的生活，即體‘道’之自由性、無限性及整體性。”徐複觀說：“遊者，象征無所拘礙之自得自由的狀態。總括言之，即形容精神由解放而得到自由活動的情形。”日本學者池田知久也說：“‘遊’的基本含意，是從現實世界的‘萬物’中飛翔而出，獲得人之成為人的自由、獨立。”我們有理由認為，流淌著自由意識的“逍遙遊”乃是《莊子》一書的主題，是“莊子思想的總綱”，因為“莊子哲學的最高目的，就是要追求一個人的精神上的逍遙（即絕對自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