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與儒家在思想上可謂同本共源。呂思勉說：“儒與墨，蓋當時失職之貴族。性好文者則為儒，性好武者則為俠，自成氣類，孔、墨就而施教焉，非孔、墨身所結合之徒黨也。”《韓非子·顯學》雲：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孔子、墨子都認為自己是堯舜之道的傳人，但誰是正宗，韓非認為已無從確定。而在學術上，墨子最初師從儒家，《淮南子·要略訓》雲：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家對儒家的反叛，表麵上看是不滿於儒家繁文縟節的禮教，但從本質上說，是不滿於儒家對以“禮治”為象征的舊體製、舊秩序的維護。“……墨子的思想，是平民要求的直接反應，所以他的構想，保持了非常素樸的形態。”“墨家之異於儒家者，乃在對一切人民之利益具有更大之熱忱。”如果說孔子是“聖之時者”，則墨子可稱為“聖之任者也。”與孔孟為君主、為君子說法不同，墨子主要是為普通人說法。作為“農與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急切於破舊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產者、手工業者利益的新體製、新秩序。“墨子又是個極端的人，不像孔子那種中庸性格，他覺得舊社會整個要不得，非從根本推翻改造不可。”這應該是墨家與儒家分道揚鑣的深層原因。墨子自立門戶，聚徒講學，宣揚一係列與儒家對立的學術觀點，從而成為墨家學派的鼻祖。墨子“他有堅定的主義，有具體的政治主張”，歸納起來有十項，或稱“十論”。即“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誌”、“明鬼”、“非攻”、“兼愛”。饒有趣味的是，墨家出於儒而反儒，建言立說偏偏與儒家針鋒相對：儒家講“親親”，墨家講“尚賢”；儒家講有等差之愛，墨家講無等差之愛；儒家講繁禮，墨家講節用；儒家講厚葬，墨家講節葬；儒家講遠鬼，墨家講明鬼；儒家講興樂，墨家講非樂；儒家不言利，墨家講“交相利”……圍繞上述範疇和命題，墨家的思想得以淋漓盡致的抒發，其中包含有較豐富的法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