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顯學”之墨
墨家是戰國時期由墨翟創立的一個別具特色的學派。其特別之處，首先在於它是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格、保持共同政治理想的幫會式團體。對“墨者”而言，墨家鼻祖墨翟不僅是傳道授業的先生，也是他們這個團體的領袖。墨子擁有至高權威，發號施令，指揮門徒四出活動，傳播教義，身體力行地幫助他人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追求。墨翟死後，墨家首領稱為“巨子”，權柄依然如故。《莊子·天下》稱：墨者“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屍，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巨子中知名者有孟勝、田襄子及腹等輩。墨家成員多出身社會下層，以勤奮節儉為尚，生活上有如苦行僧。《莊子·天下》篇謂：墨子“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墨者行動上完全聽命於巨子，“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儼然有助人為樂、行俠仗義之風。
墨翟初“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訓》）“習聞洙泗之風，濡染詩書之訓。又值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以崛起其間。遠祖夏禹，近取仲尼，而倡兼愛尚儉之說。一時流風所及，自成一派。代儒而興，與孔爭席，可謂一時之才士也。”後來卻走到了儒家的對立麵，自成學派，對儒學進行了猛烈抨擊，成為當時公開向儒學樹起批判大旗的最大學派。儒、墨兩家也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出現的互相對立的兩大學派。錢穆說：“先秦學派，不出兩流：其傾向於貴族化者曰‘儒’，其傾向於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重民生。法家主慶賞刑罰，原於儒；道家言反樸無治，原於墨。”梁啟超對墨家的總結是：“其注重同情心與儒家同，惟不認遠近差等。其意欲使人人各撤去自身的立腳點，同歸於一超越的最高主宰者（天）。其政治論建設於絕對的平等理想之上，而自由則絕不承認，結果成為教會政治，吾名之曰‘新天治主義’。（對三代前之舊天治主義而言）”墨家學派以其獨樹一幟的價值觀和精神追求獲得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和尊重，連一貫逍遙放任的莊子也對墨翟尊崇有加，稱他“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甚至一度對墨翟嗤之以鼻，罵他為“禽獸”的孟子也不得不對其“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的犧牲精神由衷地欽佩。《呂氏春秋·當染》稱墨子“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但其“盛譽流於北方，義聲振於楚越”。難怪墨家在墨翟的主持下“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當染》）荀子曾感歎：“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荀子·成相》）甚至有“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說，昂首成為當時與儒家比肩的“顯學”。（《孟子·滕文公下》）“其立義之堅，與為義之勇，此墨子所以夐絕千古也！”
第二節 墨家思想之要
墨家成員多為“農與工肆之人”，（《墨子·尚賢上》，下引此書隻注篇名。）即小生產者和手工業者，故墨家主要代表戰國時代平民階層的思想主張，即所謂的“役夫之道”。（《荀子·王霸》）馮友蘭說：“墨翟原是一個木工手工業主，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後來成為遊士，到處發表主張，要求參加政治。他的‘墨者’團體，可能是照著當時手工業行會的習慣組織成的。”他們以“兼愛”為一切政治法律觀的出發點，將“兼相愛、交相利”及其具體原則視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惡功過的客觀標準。墨家還賦予上天以賞善罰惡的意誌，認為這種至高無上的“天誌”規範製約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最好的法律隻能是“天誌”的表現。墨家在批判儒家愛有等差的基礎上，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愛無厚薄”，（《大取》）的口號，從而將“兼愛”引向了泛愛主義和利他主義。這些都使得墨家思想在當時獨樹一幟，影響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