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種種鳥類言語與禽言詩根本就不在同一個軌道上，在此毋庸展開討論。
特別要提請注意的是，上述唐詩中鳥類言語的意象變化，既是一個時間過程，同時也有一個空間過程。從時間來說，變化主要發生於開天以後，特別是安史之亂後。上引各例證中，初唐詩極少，盛唐詩也不多。這顯然不是唐詩各時期作品存世數量變化就能說明得了的。
不能不指出，南方的生態環境在裏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唐以後，詩人活動的空間範圍大大地擴張了。
杜鵑啼聲擬詞變遷的關鍵兩步，以“規”諧“歸”出現較早，其緣起是王維為人送行，想象蜀地的生態環境。而將其詞形擬作“思歸”，則是元稹親赴南方體驗的結果。其《西州院》作於東川官舍（809），《思歸樂》作於自長安赴江陵途中（810）。鷓鴣就更不用說，它本來就是南方特有的鳥類。唐人的鷓鴣詩幾乎都是在南方、或想象南方而作的，其意象特別與今湖南、江西一帶有關，上引例證中“楚客天南行漸遠”、“湘江暮雨鷓鴣飛”、“潯陽南去鷓鴣啼”等，對此反映得至為明顯。相對而言，布穀是北方舊有的鳥，然而上引四句有效例證，除杜甫寫的是北方，其他都與南方有關。李白、溫庭筠寫的是南方，李德裕寫的雖然是洛陽附近，而詩卻是在淮南寫的，顯然也受到了南方生態環境的刺激。至於提壺的詩作環境，論述中已經有所說明。這一結果不能不說是非常有意思的。
五、禽言詩的生態背景
錢鍾書先生認為元稹《思歸樂》、白居易《和〈思歸樂〉》已經是禽言詩，上節的論述表明，它們從技術角度其實夠不上。筆者認為，真正的禽言詩應該從梅堯臣的四首《禽言》算起。詩中“不如歸去”、“提葫蘆”、“婆餅焦”、“泥滑滑”四句禽言都是詩人對鳥類聲音的直接記錄，與之前“意譯”鳥類語言的做法有質的不同。
目前禽言詩的選本隻有前述徐元《曆代禽言詩選》一種，選錄宋（17人）、元（11人）、明（22人）、清（44人）四朝共94人的作品，此後民國至當代還選錄了3人。這當然是一種統計抽樣。現在檢索條件大為改善，從《中國基本古籍庫》中以“禽言”、“禽語”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所得樣本不啻倍蓰。而前者仍有47位明清詩人的作品未為後者收錄。茲以二者合並，製成《自宋至清禽言詩及其作者一覽表》，就此結果展開分析。
（一）禽言詩作者的地域特征
本來，探討禽言詩中的生態背景，最直接的應該是先考訂每首詩的具體環境，然後進行統計分析。然而這一點從技術上不可能實現。
因為很多詩篇的寫作地點以及所反映的地理空間無從考定。現在隻能退而求其次，先從詩人的空間信息入手。
籍貫可考的235位詩人，南方人一直占壓倒多數。北方諸省僅寥寥30人，占12.8％。而且自宋金（6.9％）到元（16.7％）、明（16.1％）、清（12.1％），各時段所占比例雖略有波動，但總體格局無大變化。
南方205位籍貫可考詩人，分布於11省：浙江（71人）、江蘇（57人）、江西（19人）、安徽（17人）、福建（11人）、四川（8人）、湖南（7人）、湖北（7人）、廣東（6人）、雲南（1人）、台灣（1人）。其中，從數量上明顯可以分為四個等級：浙、蘇為第一檔，較其他任意一省均多出三倍以上；贛、皖為第二檔，略當於浙、蘇的1／3；第三檔為閩、蜀、湘、鄂、粵五省，約為前一級數量之半；最後是滇、台二省，均僅一人。
結合時代考慮，僅浙、蘇、贛、閩四省在各時段均有分布；皖、蜀、湘三省分別各缺一個時段；廣東的禽言詩人始於明代，而鄂、滇、台三省僅在清代才有出現。從宋元到明清，隨著禽言詩人總數的增長，其分布範圍也在穩步擴展。
各時代的空間格局變遷非常明顯。各時段穩定出產大量禽言詩人的僅浙江一省；總數居其次的江蘇在宋代其實並不多，其時居次席的是江西，另外皖、閩也較為突出，蘇、蜀僅僅是有分布而已。到元代江蘇才上升為與福建並列次席，皖、贛的重要性開始下降。明代江蘇的地位急劇上升，達到接近浙江的水平，而其餘皖、贛、閩、蜀各省無一突出。清代蘇、浙雙峰並峙，贛、皖在其餘各省中稱雄；而此時湖北異軍突起，比湘、蜀、粵還略多。宋元時為數不少的福建到了明清卻表現平平。
這樣一種空間形勢，當然與各省地域文化發展的大背景有關。自宋以降，北方諸省的文化發展較之南方瞠乎其後。據曾大興以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所作統計，兩宋遼金、元、明、清四個時期的1079、497、1340、1740位文學家中，北方人分別為348、161、175、261位，僅占32.3％、32.4％、13.1％、15.0％。因而，在這些時段中北方禽言詩人數量稀少，無疑受到了總體文化發展水平的製約。
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細加分析不難發現，在禽言詩初興的兩宋時期，北宋南方有梅堯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北方一個都沒有；宋金對峙期間，表中所列北方兩位，其一為曾幾，祖籍贛州，出生於河南府（今洛陽），成年後主要在南方尤其江西一帶活動，曾僑居上饒茶山七年，後人將其列入江西詩派；道地的北方人也就元好問一人而已。
就是說，北方籍禽言詩人不僅數量少，而且在時間上處於後發狀態。
這不能不認為中間有環境的因素在。
（二）禽言詩中的鳥類
這一問題要深入探究有很高難度。由於禽言詩作者往往直接以鳥聲敷陳成詩，極少對鳥類加以說明，相當多的禽言詩都隻聞其言而不知其鳥。以至於同一種鳥的聲音在不同詩人筆下往往會記成不同內容，有很多都是極富個性化的寫法。例如宋人劉學箕的《七禽詠》中有一首“貫錢石八豆”，曆代僅此一例，詩中僅有“朝夕南山捕蟲鼠”一句相關描寫，這就為精確判斷該禽帶來了極大困難。
曆代禽言詩所詠及的禽言相當集中。自宋至清共1182篇禽言詩，各種鳥的詩作數量大體可分為6級：布穀（238篇）遙遙領先，比其他任何一種禽言的詩作都多出約翻倍；杜鵑、提壺、泥滑滑、鷓鴣、姑惡5種的禽言詩在100—135篇之間，可視為次級；寒號鳥、婆餅焦、麥熟3種分別為37—71篇，是為第三級；繅絲、鵓鴣、瘦兒、春去也、喚起5種鳥均為11—21篇，構成第四級；秦吉了、咄咄怪兩種分別為6篇、8篇，可目為第五級；其餘各種鳥的禽言詩均在5篇以下。其中，前兩級鳥僅6種，禽言詩合計達823篇，占總數近七成（69.6％）；而最低一級（5篇以下者）所占比重不足一成（9.4％）。就是說，九成以上的禽言詩中出現的隻有這16種鳥。
就曆代變化來看，宋金、元、明、清四個時代的鳥類分別為10、11、14、16種，呈現出明顯的遞增態勢；但就詩作數量而言，逐代遞增的鳥類種數卻並沒有攤薄幾種主要鳥類的重要性。以詩作數量位居第一的布穀鳥言之，其詩作在宋金、元、明、清各代分別占18.8％、18.1％、23.9％、19.0％。若加上第二數量級的杜鵑、提葫蘆、泥滑滑、鷓鴣、姑惡5種鳥，前6種鳥詩作數量之和在各代分別占62.4％、70.8％、75.4％、68.5％。這樣的數量結構表明，雖然自宋至清的禽言詩以及作者數量在顯著增長（分別增長5.2及4.7倍），而其中鳥類數量的增長卻極為有限。
特別值得關注的一個基本事實是，雖然有10種在唐以前名不見經傳，因之也不為當時人所熟知，然而布穀、杜鵑、鷓鴣、提壺、喚起、秦吉了這6種鳥在唐詩中都已經有所表現。就生態習性來說，大部分鳥類都遍及南北，至少是並不嚴格限於南方。最明顯的是禽言詩數量在任何時代都遙遙領先的布穀，還有提壺、秦吉了等。中國的鳥類區劃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其南屬於東洋界，其北屬於古北界，前者的鳥類種群數量大大優於後者，但由於中國東部地麵缺少明顯阻隔，江淮一帶不少鳥類都會將其活動範圍延伸至華北甚至東北。既如此，唐以前詩人之所以未能創作出禽言詩，其根本原因顯然並不是未曾見過這些解語鳥，而是與《詩經》中那些作者一樣，不具備創作禽言詩的生態意識。
（三）禽言詩中的生態意識
如果一個對鳥類友好的人，碰到一隻陌生的鳥飛進房間，心情多半會感到驚喜。漢初洛陽人賈誼謫居長沙，有一隻在北方少見的鳥飛入他宿舍，他非但沒感到驚喜，反而認為是“異物來崪”，覺得不祥，趕忙著《鳥賦》以自廣其壽。這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映當時北方詩人對於鳥類的基本態度。
直到唐前期，曾在南方寫出過“禽言常自呼”的宋之問，對鳥類也沒有更深的觀察。在他作於南方的詩篇中，對於鳥類的描寫相當稀少，且認知程度相比於他在北方時無任何深入。在北方，他早已注意到“山鳥自呼名”的現象，還寫過“春入鳥能言”的詩句；而南遷以後，雖然提出過空洞的“禽言”概念，具體流露出來的仍不過是“還將鵷鷺羽，重入鷓鴣群”之類絲毫看不出情感的白描。在當時北方詩人的筆下，甚至很難看到南方鳥類較北方豐富的客觀事實。
引人注目的是唐後期的變化，一種新的生態意識逐漸興起。安史之亂中遷居南方的大詩人杜甫，在詩作中寫出了南方迥然有別於北方的人鳥關係。上文曾述及他在蜀中曾有多篇詩作專詠杜鵑，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他對南方生態環境的適應。事實上，他在南方創作的詩篇中關於鳥類的描寫非常豐富。如“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反映出他認識到南方鳥類種群較北方發達。早在到達南方前，乾元二年避難秦州時，他想象襄陽的情景，曾有“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之句；大曆二年在瀼西，他又創作了語意相當接近的“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從“有歸”到“知歸”，一字之差，前者在景外而後者在情境中。
這無疑是他到達南方後的新體驗。
在南方，杜甫注意到，人與鳥的生活空間重疊得非常厲害。住處如“峽人鳥獸居”，行處有“近身皆鳥道”。顯而易見，在地麵破碎、起伏較大的丘陵山區，這種情形是相當普遍的。較之上述《詩經》時代“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那種彼此遼遠的空間關係，簡直有天壤之別。
正因為彼此在空間上重疊交錯，南方人鳥之間的親密關係在杜甫筆下得到了相當充分的展現。在閬州所作的《閬水歌》有雲：“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所謂“水雞”應該是魚鷹之類，表明南方鳥類非但不與人類爭食，有些還能協助人類生產。在夔州瀼西所作的《甘林》有謂：“舍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此中“好鳥”顯然與前引“水雞”不同，“水雞”能“銜魚來去”無疑是巴童訓練的結果；而此中“好鳥”應該是詩人住處附近的留鳥，“知人歸”純屬其自主反應。注家引曹植詩“好鳥鳴高枝”以為解，顯然曹植所詠是北方的“好鳥”，其“好”不過因善“鳴”而已，所處在高枝，與人類並無雙向互動；而老杜所詠是南方的“好鳥”，其“好”是因為日久生情，漸通人性。與此類似的還有“花亞欲移竹，鳥窺新卷簾”，以及“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之句，其中的鳥顯然都不是人工馴養的寵物，而是天壤間自在的生命。這種人鳥關係當然是北方難以比擬的。
自茲以降，詩人們大多秉承了杜甫的態度，特別是來到南方以後，對於鳥類日趨友善。即使碰到“異物”，也很少像洛陽賈生見到鳥時那樣滿懷憂懼。韓愈曾寫到在南方“怪鳥鳴喚令人憎”，具體情形如《射訓狐》所言“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粗”，以致“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開始他想由它去，詩中自況謂“縱之豈即遽有害”，不料該訓狐越叫越起勁，“侵更曆漏氣彌厲，何由僥幸休須臾”，詩人不得已隻好拿弓矢去射它。
盡管如此，他在詩中一再表白，既稱“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又辯解“谘餘往射豈得已”。由此可見，詩人對於鳥類已完全具有一種類似於現代所謂“生態”的觀念，即便是“惡物”，也會尊重其自身存在的價值，不再敵視、恐慌，隻追求彼此相安無事。
正因為如此，中唐以後的詩人在篇什中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地表現了人鳥之間的良性互動。韓愈在南遷途中所作一絕：“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盡管仍未能傳譯出鷓鴣的言語，但分明已聽懂了鷓鴣啼叫的意思。柳宗元在南方留下了大量描寫鳥類的作品，還曾有“聞道偏為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的詩句，反映在永州良好的生態環境中人類與鳥類的和諧共處。
這方麵表現更突出的是元稹和白居易。上文已多次述及元稹的《思歸樂》以及白居易的《和〈思歸樂〉》，這兩首距禽言詩雖然尚有一步之遙，已引起了以往禽言詩研究者的普遍關注。在元、白詩中，類似篇章其實不罕見。元稹在江陵創作過引人注目的《有鳥二十章》，每章詠一種鳥，包括老鴟、鳩、野雞、翠碧、啄木、蝙蝠、鴞、燕子、老烏、白鷳、雀兒、百舌、鴛鴦、鷂雛、鸚鵡、俊鶻、白鶴以及兩種不知名的鳥，其一“梟心鶴貌”，其一“謬稱鶴”而貌“如鸛雀”，另外還包括兒童玩耍的紙鳶。其中鴞、百舌、鸚鵡諸章均不同程度地涉及鳥類言語。如此大規模地以鳥類為題材，分門別類地鋪敘，不僅前無古人，在唐人中也未見來者。白居易雖然沒表現出同樣的熱情，但就數量而言，其詩集中描寫鳥類的篇章絕不比元稹少。上文曾分析其《三月晦日晚聞鳥聲》一詩無禽言之名而有禽言詩之實，在此要指出的是，之所以能寫出如此的詩篇，是與其對鳥類的情感密不可分的。“年豐豈獨人，禽鳥聲亦樂”，“野猿疑弄客，山鳥似呼人”，必得有這樣與鳥類共同依存，彼此友善的生態觀念，然後才有可能就禽言進行藝術創作。
六、環境刺激與文化感應
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既然中唐以後北方詩人的生態意識已開始轉變，為何到宋代禽言詩興起時，卻是南方詩人獨領風騷？
這裏麵有一個客觀事實：不同生態環境中成長的人，對於生態係統中各因子的感應是不均等的。盡管北方詩人受到南方環境刺激後其生態意識也可以改變，盡管其生態意識發生改變後，看待北方生態環境的眼光也會隨之更新，但與南方人相比，他們對於鳥禽言語的敏感程度和方式還是大有不同。
這種差異既來源於自然方麵，即生態環境的刺激，同時也來自人文方麵。後者主要表現為南方漢語方言的紛歧。茲先分析前者。
（一）對環境刺激的不同感受
到唐代為止，南方人在文學上的表現相較於北方人有較大的落差，無論文學家數量還是文學作品的數量；但其間對於環境感應的取向不同還是可以看得十分明顯。早在《楚辭》中，盡管其篇幅較之《詩經》有所不及，作者活動範圍也狹小得多，而記載的鳥類種數卻頗為接近。由此可見南方人感知鳥類更有其得天獨厚之處。
當然更說明問題的是具體內容。前文曾討論《詩經》中作者對鳥類的感情相當疏遠，而在《楚辭》中，作者與鳥類的感情距離要親近得多。“吾令鴆為媒兮，鴆告餘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餘猶惡其佻巧”。《離騷》中這種人鳥之間親密無間、彼此深切交流的情景，在《詩經》中是不曾見到的。如果說這隻是一種浪漫的想象，可想象也須有情感基礎。“燕雀烏鵲，巢堂壇兮”，激憤的語氣中，不難看出作者對這些鳥類生活習性的相當了解。較之前引《詩經》“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召南·行露》）之類漠不關心的態度，反差十分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