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意象是環境感知的產物。前三章討論的感覺文化區、文學作品的空間邏輯、文學意象的地理淵源，從環境感知的角度來說，主要是就古人的感知結果展開分析，而很少及於其感知過程。事實上，這一過程也是值得關注的。
從4到10世紀，中國文學中先後出現了兩波比較明顯的突破性發展。其一是在南朝的晉、宋，出現了田園詩、山水詩；其二是從中唐以後，逐漸出現了禽言詩。這兩波發展的原初起因都是北方人受到南方環境的刺激，而尤以禽言詩的出現較為複雜。可以說，前一波屬於地理景觀的發現，後者則是一種生態感知。本章以禽言詩的形成為中心展開探討。
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禽言詩當然不算大宗。不過近年來，對它的研究卻出現了一派興旺之象。早在上世紀50年代，隻有餘冠英、錢鍾書兩位先生分別在《詩經選》和《宋詩選注》中提到了這一概念。
進入80年代以後，相關的詩歌選本對這一概念時有討論，並逐漸出現了單篇論文。近十餘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出現了專門的禽言詩選本，還有不少研究生以禽言詩為題撰寫學位論文。顯然，禽言詩受到關注的程度在日益提高。
到目前為止，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麵：一是縱向探討禽言詩的發展，包括辨析其概念及形成過程；二是橫向分析禽言詩的內容，諸如題材、意象、語言、藝術特征、文化內涵；等等。後者大多屬於技術層麵，無多爭議；而前者目下尚未定讞。其間原因，筆者認為，關鍵是以往研究者對禽言詩的定義多從個人理解出發，並未對古人的相關概念加以足夠辨析，更不及考慮其深層的曆史背景，因而思維受到了一定局限。
昔放翁有句雲：“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就禽言詩的研究而言，要想求得突破性的進展，首先固然是應該就古人的“禽言”及相關概念做一全麵清理。更重要的是，應結合其技術支撐體係放到一個更大的視野中來考察。在筆者看來，禽言詩不僅是一種文學現象，更是一種文化地理現象。它是詩人對於南方地理環境產生感應從而逐漸探索出來的一種文學表現形式，可以說是南方生態環境對於中國文學的獨特貢獻。這裏麵牽涉到中國文學史上一些比較重要的關節。以下試圍繞這兩點展開分析，先從一段學術公案講起。
一、關於禽言詩的一段學術公案
近年研究禽言詩的人，無不注意到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中就周紫芝《禽言》詩所作的一條長注：
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裏，“禽言”跟“鳥言”有點分別。“鳥言”這個名詞見於《周禮》的《秋官司寇》上篇，想象鳥兒叫聲就是在說它們鳥類的方言土語。像《詩經》裏《豳風》的《鴟鴞》和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三所引《論釋》裏的“雀鳴嘖嘖唶唶”，不論是別有寄托，或者是全出附會，都是翻譯“鳥言”而成的詩歌。“禽言”是宋之問《陸渾山莊》和《謁禹廟》兩首詩裏所謂：“山鳥自呼名”，“禽言常自呼”，也是梅堯臣《和歐陽永叔〈啼鳥〉》詩所謂：
“滿壑呼嘯誰識名，但依音響得其字”，想象鳥兒叫聲是在說我們人類的方言土語。同樣的鳥叫，各地方的人因自然環境和生活情況的不同而聽成各種不同的說話，有的是“擊穀”，有的是“布穀”，有的是“脫卻破袴”，有的是“一百八個”，有的是“催工做活”等等（參看揚雄《方言》卷八，陳造《江湖長翁文集》卷七《布穀吟》，姚椿《通藝閣詩續錄》卷五《采茶播穀謠》）。《山海經》裏寫禽類、獸類以至魚類（像《東山經》的鮯鮯），常說“其鳴自呼”或“其名自號”等等，可是後世詩人隻把禽鳥的叫聲作為題材。模仿著叫聲給鳥兒給一個有意義的名字，再從這個名字上引申生發，來抒寫情感，就是“禽言”詩。像元稹的《思歸樂》和白居易的《和〈思歸樂〉》，或清人樂鈞《青芝山館詩集》卷一多至三十八首的《禽言》。宋人裏梅堯臣這類詩頗多（《宛陵集》卷四《禽言》、《提壺鳥》、卷十四《啼禽》、卷二十《啼鳥》、卷四十八《聞禽》等），蘇軾也學梅堯臣做了《五禽言》，黃庭堅做了《戲和答禽語》，而周紫芝的《禽言》比他們的都寫得好。
這條注的起首頗有點突兀。它辨析禽言詩的概念，舉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書證，可以說是一篇闡述禽言詩由來和發展的開山之作。後來的研究文章大多祖述其中的觀點。個別人甚至僅以其中的部分內容稍加抄撮而敷衍成文。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錢先生的觀點。上世紀80年代，程俊英便認為早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了禽言詩。《豳風·鴟鴞》篇雲：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據，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在所著《詩經譯注》中，程俊英為這首詩寫的“題解”說：
這是一首禽言詩。全詩以一隻母鳥的口氣，訴說她過去被貓頭鷹抓走了小鳥，但仍經營巢窩，抵禦外侮，並抒寫她育子修窩的辛勤勞瘁和目前處境的困苦危險。這當然是一首有寄托的詩，但所指何人何事，不得而知。
與此同時，張秉光撰文提出，漢樂府詩中也存在不少禽言詩：
我國禽言詩產生較早，遠在《詩經》時代，就有借動物的口吻來傾吐詩人的悲憤和不平的詩。如《豳風·鴟鴞》就是以一隻母烏的口吻，自述失去雛子後的悲苦心情，……這類詩在《詩經》中數量還很少。到了漢代的《樂府詩》，這一種文學樣式得到較大的發展，顯得絢麗多姿，出現了較多有名詩篇。如《相和歌辭》中的《枯魚過河泣》、《烏生》和《豔歌何嚐行》的首章，《鼓吹歌辭》中的《雉子斑》，《雜曲歌辭》中的《蜨蝶行》等。
張氏將這些詩篇稱為“《漢樂府》禽言詩”。因之，數年後程俊英與蔣見元合著《詩經注析》，《鴟鴞》篇“題解”便出現了較上述兩段引文更豐富的內容：
這是一首禽言詩。……此詩通篇用興法，並含有寄托的意義，這種手法在《詩經》中是罕見的。隻有《小雅·鸛鳴》一篇，其象征手法，和此詩相仿。此後，從屈原美人香草開始，這種“文小指大”、“類邇義遠”的寄托的表現手法，在詩歌中是越來越常見了。漢樂府的《雉子班》、《烏生》、《蜨蝶行》、《枯魚過河泣》等，以及賈誼的《鳥賦》、禰衡的《鸚鵡賦》，都以禽言詩的形式，反映了壓迫者的殘酷與被壓迫者的悲憤。
再後來，褚斌傑采取調和的辦法。他一方麵同意“最早出現的禽言詩要推《詩經》中《豳風·鴟鴞》”，並認為“繼此而起的著名篇章，尚有漢樂府的《烏生八九子》、白居易的《慈烏夜啼》等”；另一方麵，他又提出：
古代禽言詩之大宗，尚不屬此類，而是以各種鳥的鳴叫聲，諧音入情，隨聲象意，借以抒感慨、詠懷抱。這類禽言詩始發軔於中唐元、白，而至宋大盛。
當然，這一調和沒有意義。因為最終他也認定《鴟鴞》是最早的禽言詩。
這一看法當然不是上述諸人的發明。早在1956年，餘冠英在《詩經選》中對《鴟鴞》篇就這樣解題：
這是一首禽言詩。全篇作一隻母鳥的哀訴，訴說她過去遭受的迫害，經營巢窠的辛勞和目前處境的艱苦危殆。這詩止於描寫鳥的生活還是別有寄托，很難斷言。舊說以為是周公貽成王的詩，不足信。
後三句可不置論，起首一句可謂自我作古。就筆者所見，此前曆代《詩經》注家從未將該詩稱為“禽言”詩。朱子《詩集傳》謂該詩：“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另一宋人段昌武亦持相同觀點：“蓋周公托為鳥言以自比。”清初陳啟源甚至認為：“詩之托為鳥言者，必如《鴟鴞》篇則可。”即使像清人尹繼美那樣認為“後世禽言詩此其濫觴”的，在對該詩作注時也不能不承認：“周公為鳥言以自比也。”不知餘冠英是否受到尹氏糊塗之言的誤導，從而幹脆將《鴟鴞》篇就直接當成了禽言詩。
不用說，錢鍾書在作《宋詩選注》時自然是讀過餘著《詩經選》的。
這兩本書都是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的選題，《詩經選》早出版兩年。錢先生也一定注意到古人講《鴟鴞》篇時隻講是“鳥言”，從未將其與禽言詩等同起來。他不同意餘先生的見解，又不願點名批評，於是寫了上引那一大段讓人不加細考難明其指向的長注。
筆者初讀《宋詩選注》時就有一點疑惑：古人所謂“鳥言”是想象鳥兒在說“鳥類的方言土語”，而“禽言”則是在說“人類的方言土語”，這樣的判斷未免武斷了吧？就個人閱讀感受，古人闡發禽言從來隻注重其言說內容，對於是否方言土語並不強調；且從未見古人認為鳥類存在方言土語，相反的例證倒時有所見。宋人趙蕃有句雲：“禽語無殊聽，鄉音有異聞。”明人張寧甚至專門寫了一篇《鳥獸言辯》，考證“凡羽毛之鳴，皆可以言通矣”，文中反複論說“雞犬之聲無五方，言不異也”。以錢先生之博學，何至於要去講什麼“鳥言”與“禽言”中的方言土語？
如果我們把這段注文放在與餘先生進行對話的學術背景中，所有的疑惑都迎刃而解。錢先生的重點其實不是要講什麼“方言土語”，而是要區分“鳥類”與“人類”。他劈頭就是一句“‘禽言’跟‘鳥言’有點分別”，然後自顧自闡述自己的觀點。看起來似乎在正麵立論，其實主旨全在講“分別”，以表明稱《詩經·鴟鴞》篇為禽言詩其實不妥。至於本身論述中的不夠周延，甚至可能引起誤解之處也就顧不得了。
這種不點名討論的方式固然厚道，但是也有消極作用，那就是很多人沒有看明白，致使餘先生的上述觀點延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近數年來，研究禽言詩的學者已基本上不再把《詩經·鴟鴞》篇視作禽言詩，但是仍未對相關概念進行係統梳理。
二、古人筆下的鳥禽言語
古人對鳥類或稱禽，或稱鳥，形容其鳴叫也時而稱語，時而稱言。
這樣，用於描述鳥鳴的詞語在古代就有四個搭配：鳥言、鳥語、禽言、禽語。其中，“言”、“語”基本上可以互換，差別主要體現在“鳥”和“禽”。
（一）四個相關詞語的含義
從曆史次序看，稱“鳥”比稱“禽”要早很多。古人很早就認為鳥類有語言，隻不過與人類不可以相通。由此認定某些具有特異技能的人可以通“鳥言”。《周禮》中有“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的記載。其中“鳥言”雖不成詞，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用“鳥”而不用“禽”。
“鳥言”作為一個名詞始見於晉。晉世鼓吹歌曲《伯益》篇中有“智理周萬物，下知眾鳥言”之句。《華陽國誌》亦載楊宣“師事楊翁叔，能暢鳥言”。直到唐以前，古人稱述鳥類語言一直稱“鳥”而不稱“禽”。《魏書》列傳第八十三序中有“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之語。《北史·王儦傳》亦載其“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閑解”。
上引《魏書》中“化鳥言於人俗”一句，“鳥言”實際上指代人語。
這一用法在唐人筆下頗多發揮，如韓愈《送區冊序》有“鳥言夷麵”、李商隱《異俗二首》稱“鳥言成諜訴”，此後便習以為常。宋人詩中亦有“樹驚人麵果，俗駭鳥言夷”、“弄孫何許翁，夷麵複鳥言”之句。
當然就本義而論，所謂“鳥言”即鳥鳴。作為“鳥言”用法的大宗，類似例證在宋以後不斷重現。如王安石“真須強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明人顧璘“石嶺尋蹊聽鳥言”、李舜臣“融雪滋花色，微風送鳥言”之類，不勝枚舉。
如果注意區分古人筆下鳥類語言的內容，按理解程度可分為四類：A.現象描述，僅指鳥鳴行為；B.聲音特征，描摹鳥鳴的聲調或音色；C.意義轉述，揣測鳥類心思，將其內容翻譯成人語；D.因聲求義，將鳥鳴視同在與人類說話，直接記錄成人類語言。以此對“鳥言”、“鳥語”、“禽言”、“禽語”四個詞的含義進行辨析，其間區別相當明顯。
“鳥言”在大部分情況下隻是單純用來形容鳥鳴，並不涉及其具體內容。如明人張元凱“高臥禪家白板扉，深林落木鳥言稀”之類，當然屬上述A類用法。歐陽修所謂“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其中“鳥言”雖仍指鳥鳴，但下句有其聲調特征，且有“綿蠻”的擬聲詞在，顯然應屬上述B類用法。類似情形又如清人查慎行的“秋水澄鮮魚味美，曉山蔥蒨鳥言清”，其中“清”字已經在對其音色特征進行描寫。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從未將上述D類用法稱為“鳥言”。《詩經·鴟鴞》雖通篇都是鳥說的話，然究其實，仍不過是對“鳥言”加以翻譯而得到的結果，屬上述C類用法。其他類似以擬人手法轉譯的“鳥言”也當作如是觀。
上述D類用法的典型稱呼是“禽言”。與“鳥言”相比，它的出現晚很多。最早見於宋之問《謁禹廟》詩：“猿嘯有時答，禽言常自呼。”
詩中“自呼”，當即早前其在北方所作《陸渾山莊》中所謂“山鳥自呼名”。就是說，該鳥自己呼出來的名字與人類將它記錄下來的名字完全相同，既如此，等於也就在說人類的語言。上引錢鍾書對“禽言”的闡釋正是就這一點而展開的。
但是錢先生似乎沒注意到，“禽言”其實還有上述其他幾類用法。
唐李德裕《思鄉園老人》詩中有“蘭氣入幽簾，禽言傍孤枕”之句，其中對“禽言”無任何描寫，隻是反映一種鳥鳴行為，當屬上述A類用法。其《首夏清景想望山居》詩中又有“禽言未知夏，蘭徑尚餘春”之句，所謂“未知夏”，顯然指聲調特征還明顯帶有春天的意味，此例用法無疑屬上述B類。類似情形又見於明顧大典《春日木末亭延眺》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