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靜禽言細，林深花影寒。”所謂“細”，也僅指其聲音特征。此等用例在“禽言”名目下不算大宗，但似乎未便視而不見。
尤須指出的是，“禽言”還有與“鳥言”完全等值的情況。元陶宗儀《雕傳》雲：“鴻雁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習人語，是奸者也。”明陸楫《古今說海》亦謂：“吾先君嚐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這兩例“禽言”，都屬於須經翻譯才能理解者，無疑屬上述C類用法。不過此種用例相對較為少見。
與“禽言”關係更密切的是“禽語”，這個說法出現更晚。白居易有“野棗花含新蜜氣，山禽語帶破匏聲”之句，將“禽”和“語”聯係在一起。到了宋人筆下，“禽語”就成了一個與“禽言”可以互相替換的詞。劉攽有句雲：“晝閑禽語靜，歲熟市聲嘩”；黃庭堅亦有句雲：“安得江湖忽當眼，臥聽禽語信船流”；此為A類用法。郭祥正“關關禽語弄輕風”；範成大“咿啞禽語曉光淨”；則為B類用法。黃山穀又有句雲：“雨餘禽語催天曉”；阮閱亦稱：“枝頭禽語人難會”；此為C類用法。而黃庭堅有詩《戲和答禽語》，內中對禽語進行發揮；陳造《布穀吟》則感慨：“人將近似測禽語，汝意真解憂農不”；元人王惲《禽語自感》雲：“鷓鴣行呼行不得，杜鵑切祝不如歸”；均屬D類用法。
與“鳥言”、“禽言”、“禽語”相比，古代用於稱述鳥類聲音更常用的詞是“鳥語”。因而用於比況異族語言的情形也更多，尤其用於形容南方土著民族。如《後漢書·抗徐傳》載其“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又《後漢書·西南夷傳論》謂：“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麵而請吏。”此種用法在古代例證極多。A、B、C三類用法對於它都很平常，在此毋庸舉例；唐詩中它甚至還有D類用法的個例。如陸龜蒙“樹號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句中，“提壺”顯然是對鳥聲的直接記錄。隻不過此種用例極為罕見，且出現在“禽言”一詞風行之前；當禽言詩興起後，“鳥語”的這一用法便萎縮了。
錢鍾書先生所謂“鳥言”是在說“鳥類的方言土語”，而“禽言”是想象鳥兒“在說我們人類的方言土語”，雖未免以偏概全，且畫蛇添足，但就其根本區別而言，還是抓得相當準的。換個角度來講，所謂“鳥語”、“鳥言”隻是對鳥類的語言進行意譯，而“禽言”、“禽語”則是將鳥鳴直接記錄成人語，等於對鳥類語言進行“音譯”。以此反觀《詩經·鴟鴞》篇，通篇都是詩作者對鳥類言語的轉述，可謂“鳥言”典型，與“禽言”相去不可以道裏計。
《楚辭》、漢樂府、漢賦中的所謂“禽言詩”也都屬於牽強附會。禽言詩的形成過程當如上引錢鍾書先生所揭櫫的那樣，從中唐以後開始萌芽，到北宋才正式成立的。
（二）“鳥”與“禽”的感情色彩
何以當“禽言詩”興起時，古人不約而同地選擇用“禽言”而不是“鳥言”？
筆者認為，這裏麵有三重原因：首先，“禽言”是一個新鮮概念。從上文的論述不難看出，唐以前用“鳥言”、“鳥語”形容鳥鳴時，那種聲音對常人來說無論如何是不可解的；而“禽言”則意味著，鳥類就在說著跟人類相通的話，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聽懂。這是一個全新的意境，有必要選擇一個新的詞形，表示與舊概念有所區別。
據《爾雅》解釋：“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就是說，“禽”是鳥類的總稱。《說文解字》釋“鳥”曰：“長尾禽總名也”，又釋“禽”曰“走獸總名”。兩者之間貌似不無矛盾。段玉裁就“禽”字注道：“倉頡造字之本意，謂四足而走者明矣。以名毛屬者名羽屬，此乃稱謂之轉移假借，及其久也，遂為羽屬之定名矣。《爾雅》自其轉移者言之，許指造字之本言之。凡經典禽字，有謂毛屬者，有謂羽屬者，有兼舉者。故《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就是說，“鳥”、“禽”的概念雖不盡相同，用於指稱鳥類均無窒礙。
第二層原因，自唐以降，“鳥”字已含有不雅意。
目前已難以查考唐前中原人在口語中對男性生殖器的習慣性稱呼，至遲從唐開始，稱之為“鳥”已相當普遍。敦煌變文《燕子賦》中有“不曾觸犯豹尾，緣沒橫罹鳥災”之句，其中“鳥”字，語言學者公認是從男性生殖器引申而來的髒話。黃征先生就此注解：
蔣禮鴻雲：“鳥，罵人的語，讀入端紐，和《水滸傳》裏的‘鳥人’、‘鳥男女’的‘鳥’相同。《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三，《李秀蘭》條引《中興間氣集》：‘秀蘭嚐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
“眾鳥欣有托。”舉座大笑。’可見唐人已用‘鳥’如‘鳥男女’的‘鳥’。”按：“鳥”字義雙關，猶《藥名詩》之類，為古人“機警”手段。
既然如此，當“禽言”作為一個時新概念而興起，即便它確實是“鳥”，也未便冠以“鳥”名。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其三，當使用“鳥言”、“鳥語”時，人鳥之間是物種相隔，不可能通話的，雙方感情距離比較遙遠；而“禽”這一稱呼，界定了一種雙方可以交流，甚至可以對話的情景，含有彼此親近、甚至親昵的意味。
這一點，在將禽言吟詠成詩的情境中自不必說，就連一些不詠其言，僅稱之為“禽”的詩句中，詩人的心情也清晰可見。如宋人許景衡的“春禽言語得能好，秋水精神更乞增”，明人李舜臣的“春風二三月，定有好禽啼”，雖然都沒有將禽類言語加以渲染，但詩家的心境躍然紙上。
毋庸贅言，這裏麵有一個對生態環境態度的轉變。
三、“鳥言”與其特定的生態
作為人類生態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鳥類很早就在文學作品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詩經》開篇便是兩聲鳥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周南·關雎》），就此為中國文學揭開了一幅極為生動的人與自然的畫卷。作為較早出現的對鳥類聲音的描述，《詩經》時代的鳥類言語隻能稱為“鳥言”。它興起於黃河中下遊，所隱含的生態關係早在《詩經》裏便已表現得十分明顯。較之後世詩人寫作禽言詩的時代，當時的人鳥關係可以說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詩經》的地域範圍東至山東半島，西及甘肅東部，北抵晉中，南包漢水流域。考慮到詩篇數量分布，尤以今陝西中部、山西中南部、河南中部到山東半島一帶相對密集。
（一）《詩經》中的鳥類構成
據研究，《詩經》305篇中“或隱或顯地涉及動物的篇章達170多篇”，而“涉及鳥類的有50多篇”。關於這些鳥類，自三國時吳人陸璣撰《毛詩草木蟲魚疏》以後，繼起對其進行考證、圖解的名物學者今不絕。在這些林林總總的名物學研究中，絕大部分陳陳相因，科學價值不足。令人欣喜的是近年陸續出現了一些由生物學者參與的研究，如鳥類學家錢燕文撰著的《中國鳥類學史》，以及高明乾等人由多學科背景合作的《詩經動物釋詁》。這些論著運用現代動物分類學知識對《詩經》中的鳥類進行了考釋，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過去名物學者認為《詩經》中鳥類有39種，其中存在一些同名異物和同物異名的現象。茲參考錢燕文以及高明乾等先生的研究，實際上可得42種。以分類地位言之，雀形目最多，達11種，占1／4強；含鴉科3種，雀科2種，伯勞科、黃鸝科、鶺鴒科、鷦鷯科、文鳥科、燕科各1種。次之者為隼形目，7種，含鷹科4種、隼科3種。再次之者為雞形目，6種，全部屬雉科。雁形目亦有4種，全部屬鴨科。而鴞形目3種，全部屬鴟鴞科。鸛形目3種，鸛科2種、鷺科1種。鴿形目、鶴形目、鴴形目各2種，前者均屬鳩鴿科，後兩目則分別屬鴇科、鶴科及鴴科、鷗科。鵲形目及鵜形目各1種，分別屬杜鵑科、鵜鶘科。
雀形目所占比例最大，這是客觀現實的反映。當代資料表明，我國鳥類總數1371種，雀形目所占比例超過一半。《詩經》時代中原鳥類區係與今不盡相同，但總體結構應相去不遠。所要注意的是，當代我國鳥類非雀形目僅占四成強，而在《詩經》中占到近3／4。在非雀形目鳥類中，引人注目的是猛禽數量特別多。隼形目7種，鴞形目3種，共占總數近1／4。
出現這樣一個種類結構，應該有著多方麵原因。
首先，無疑與當時詩人對環境感知的選擇性有關。“詩言誌”，並非現實生活中一切事物均宜於詩。雀形目雖然在現實世界中所占比例很高，在詩的世界裏卻不必占據同樣的比例。
其次，很可能與當時鳥類知識的地方性有關。《詩經》中包含十五國《風》，《頌》也有周、魯、商之別，這些不同地域形成的詩篇顯然有著不同的地域性知識背景。上文提及《詩經》中一些同名異鳥、同鳥異名的現象，應該主要就是這一原因造成的。以出現頻率最高的“黃鳥”為例，《周南·葛覃》、《秦風·黃鳥》、《小雅·黃鳥》、《小雅·綿蠻》等詩篇中的“黃鳥”，當指雀形目雀科的黃雀；《邶風·凱風》中的“黃鳥”則指雀形目黃鸝科的黑枕黃鸝；而《豳風·七月》、《豳風·東山》、《小雅·出車》中的“倉庚”也指黑枕黃鸝。這種地域性知識的介入，導致詩人對環境的感應呈現出多樣性。
再次，還當與其時對鳥類的分類水平有關。相對於馬、羊、牛，《詩經》中對於鳥類的分類應該講是欠發達的。《詩經》中關於馬的名詞有“馬”、“駒”（小馬）、“騋”（高七尺以上的馬）、“黃”（黃馬）、“驪”（黑馬）、“鴇”（驪白雜毛的馬）、“白顛”（額有白毛的馬）、“驖”（鐵黑色的馬）、“騏”（青黑色花紋與棋盤格子的馬）、“駁”（毛色紅白的馬）、“駱”（黑鬣的白馬）、“雒”（黑身白鬣的馬）、“駰”（毛色淺黑雜白的馬）、“騂”（赤色馬）、“騅”（蒼白雜毛的馬）、“”（黃白雜毛的馬）、“驒”（有鱗狀黑斑文的青毛馬）、“騢”（赤白雜毛的馬）等二十餘種；關於羊的名詞除習見的“羊”（山羊）、“羔”（小羊）之外，還有“羜”（小羊）、“達”（初生小羊）、“羝”（公羊）、“羖”（黑色公山羊）、“牂羊”（綿羊）等；關於牛的稱呼較少，但也有“犉”（黑唇黃牛）、“犧”（純色牲）等區分。這種分類名詞的豐富與否，直觀地反映了該物種在當時人類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二）《詩經》中的鳥類聲音
《詩經》中對於鳥類叫聲的描摹，無一例外地都很單調。摹擬出叫聲的，全是疊詞或雙聲，如“關關雎鳩”（《周南·關雎》），“倉庚喈喈”（《小雅·出車》），“綿蠻黃鳥”（《小雅·綿蠻》），“睍睆黃鳥”（《邶風·凱風》）。大量的描寫則是隻知其鳴，不聞其聲，如“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豳風·七月》），“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小雅·小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豳風·東山》）。有時即使聽到了，如“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小雅·鶴鳴》），也完全無視其聲音的物質形式。
而且，當時詩人摹擬鳥鳴的手法非常單調，經常將同一個擬聲詞施之於不同的鳥，例如“喈喈”，既用於形容黃鳥（《周南·葛覃》），又用於刻劃雞鳴（《鄭風·風雨》）、倉庚（《小雅·出車》），還用於形容鳳凰（《大雅·卷阿》）、鸞（《大雅·烝民》）。另外，“燕燕於飛”是“下上其音”（《邶風·燕燕》），“雄雉於飛”也是“下上其音”（《邶風·雄雉》），可見其時詩人對鳥類的叫聲很不敏感。
這裏麵，很多鳥類的叫聲本身比較簡單沉悶固然是主因，但客觀地講，其中也不乏叫聲清脆明亮的鳥。數量上占多數的雀形目其特點之一便是“鳴管結構及鳴肌複雜，大多善於鳴唱”。尤值得注意的是，鳲鳩即大杜鵑（鵲形目杜鵑科），俗名布穀鳥，此物作為唐宋以降禽言詩中的絕對名角，早在《詩經》中已經登場，《曹風》有《鳲鳩》一篇專以詠之：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這可以說是一個極有趣味的鮮明對照：到後世禽言詩興起以後，布穀鳥可以說能言善語，詩人們對於它的感知主要是靠聽覺——不一定要看見，隻要聽到它鳴叫就可以大發其感慨了；而在這首詩中，詩人對於鳲鳩的描寫卻完全是一幅視覺圖景，詩中的布穀鳥家族靜悄悄的。
至於上述那篇著名的“鳥言”詩《豳風·鴟鴞》，詩人完全采取擬人的寓言手法，托一隻母鳥的口吻，委委曲曲地刻劃主觀訴求，絲毫不作背景交待。賓主雙方的聲音及動作特征均付闕如，就連所托為何種鳥類亦不甚明了。
顯然，在《詩經》時代，詩人們對於鳥類在感情上是相當疏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