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偉反複敘述他的人物麵對沉重時的選擇，正如卡爾維諾所說的：“隻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應該飛入另外一種空間去。”卡爾維諾以薩滿教為例說：“麵對著部落生活的苦難困境——幹旱、疾病、各種邪惡勢力——薩滿的反應是脫離軀體的沉重，飛入另一個世界，另一層次的感受。”因此，逃逸與躲藏是艾偉小說中經常性的場麵。《一個叫李元的詩人》敘述了一個八十年代味道很濃的熱情、浪漫而又潦倒的詩人的故事，最後，這位詩人選擇了出走與消遁。《家園》中一個名叫古巴的啞巴麵對災難選擇的是爬到電線柱上。《回故鄉之路》中的男孩解放基本上是生活在遠離人群的山上，在山上，他先是躲在濃蔭密布的樹叢中：“這裏是一個秘密之所，這裏的樹枝和藤蔓糾集成一個像繭一樣的空間。”後來，他把一枚挖去了炸藥的炮彈殼當成了他的家，“他喜歡躺在那黑暗的彈殼裏，呆在那個無人知道的遠離現實的處所”。艾偉筆下的許多人物都迷戀和向往一種飛翔的姿態，飛升，下沉，一切可以擺脫束縛、糾纏的姿態。“解放走在山上，他看到藍藍的天，他會覺得這藍天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像是會把他吸走似的，我如果被吸上天會變成什麼呢？也許會變成一朵白雲，也許會變成一縷看不見的氣體。有幾次他甚至覺得自己已經飛起來了……解放想，也許變成一朵白雲或一縷氣體是一件不錯的事情。”在《像一隻鳥兒》裏，曾經霸道一時的老人失勢後先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後來幹脆爬到樹上，任憑人們怎麼勸說就是不下來，到最後，人們“驚奇地發現樹上的那個人竟不在了”，“他們的爺爺變成了一隻鳥，飛走啦”。《去上海》裏孤獨少年的理想就是出走、離開，當遠去的理想不能實現時，他寧願呆在水裏，那沉入水下的感覺，讓他體會到自由：“我在向水下沉，我感到水溫柔地包圍了我，暖洋洋的，讓我渾身舒坦……我的內心平靜極了，我的肌膚充滿了快樂……我才不會浮出水麵呢，我的臉上露出了幸福的傻笑。”
躲避，讓自己消失，飛翔或下墜，在艾偉的小說裏更多的是一種廣泛的行為心理和體驗。《像一隻鳥兒》中的老人下台後“不同任何人打交道，他偶然從屋子裏出來，也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即使麵對麵碰在一起，他也總是抬著頭，好像不存在一樣”，因此，人們“便把這個風雲一時的人物給忘記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躲避，交際與語言總是一種暴露與敞開，而當隔斷和終止這種通道時，便意味著封閉與躲藏。《說話》中的幾個人物本來以為緘默是一件不能忍受的痛苦，事實上郭昕與鬈毛打賭稱他可以一個星期不說話，而到了第三天就再也堅持不住了，但鬈毛卻在接下來的打賭中成了贏家，而且，一向囉嗦的鬈毛竟因此變得沉默寡語，由此，外人再也摸不透他了，他躲在語言的屏蔽之中。《一起探望》中的老父親麵對兒子的同性戀以及接下來的喪子之痛采取的策略也是回避，即使當兒子當時的密友來到時，他本能的行為依舊是回避，他編造謊言，他帶著他漫無目的地兜圈子，即使最終無法回避，哪怕延宕片刻也是好的。《到處都是我們的人》是一篇非常流暢的作品，帶有已相當少見的“垮掉的一代”色彩，人物在其中體會到的是一種放任的墮落的快感，墮落也是一種輕，它意味著不再堅持，不再抓握，它是一種放棄，任憑自身的滑落與漂流，這裏麵並沒有什麼主動的追求、反抗和對自身狀態的憤怒與憐憫。作品敘述了一種集體的墮落，因為決策的失誤，他們成了一群掛起來的人，事業的責任感，以及正義、道德、愛情、友誼、善良等等都與他們沒有了關係，他們聽憑命運的安排在一起製造著無事才能生非的快樂，在弄虛作假、勾心鬥角、溜須拍馬、放縱與背叛中安之若素，然後各奔東西作鳥獸散。小說的敘事語調非常契合這種墮落的氛圍，或者說，是小說通過主人公兼敘事人的口吻流暢地傳達出了一種自由落體般的感覺並毫不掩飾地透出身處其中的快樂。
我感到《愛人同誌》中劉亞軍的人生軌跡也是一種墮落。劉亞軍一開始是以抗爭、剛強、憤世嫉俗的形象出現的，在戰場上，他是一個英雄，當負傷後醫生告知他將從此無法站立起來後他並不相信，漂亮的女學生張小影愛上他並且堅決地要和他結婚時，劉亞軍表現出的是出人意料的拒絕。因為在內心深處他不願聽憑命運的安排，他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弱者。他拒絕的不是愛情，而是同情與憐憫。同樣的心理，使他對如潮水般湧來的榮譽、鮮花和連綿不斷的采訪與報告會以及那些關懷者有著本能的反感與不合作態度。他曾試圖尋找到一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樣地生活，享受尊嚴，他甚至試圖充當一個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的強者。但他失敗了。人們不再把他當作英雄，社會拋棄了他，他成了一個多餘的人。站立起來的願望也早已成了泡影。劉亞軍為什麼對性事那麼熱衷，因為隻有在性上，他才覺得自己是一個“行”的人，才有自己的自尊，可後來連這個證明的機會也無法獲得了。他明白“自己這輩子確實十分失敗，他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不是一個合格的丈夫，不是一個合格的男人，甚至也不是一個合格的人”。在無數次憤怒、咆哮與自虐之後，劉亞軍終於明白他實際上是無法承受這些緊張與沉重的，於是他選擇了墮落，他確認自己不能直立後就放棄了一切康複手段，連張小影千難萬險找來的藥他也潑掉了。他不再把自己當作英雄，甚至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個“人”。他放棄了自尊，蓬頭垢麵，衣衫襤褸，原先萬人景仰的英雄，現在成了一個拾垃圾者。當他的行為連張小影也不理解時，他便幹脆將自己鎖在了黑暗的屋內（躲藏），“我出門幹什麼呢，已沒人再需要我了，也沒人再理我了。我和這個世界已沒有關係，我的世界隻在這房間裏麵。他做出這個決定後，對自己說：‘我要永遠睡在黑暗之中’”。最後，在一把火中，他消失了。作品中，劉亞軍與張小影是一對夫妻，但更像一對“敵人”，我前麵說《愛人同誌》是兩個人的“戰爭”，如果從上麵的角度講，這場戰爭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可以稱為“重”與“重”的戰爭，而第二階段則可以稱為“重”與“輕”的戰爭。張小影一直到最後都未能從榮譽、信念中走出來，她對社會的變化缺乏深刻而清醒的認識，試圖喚起社會對他們的重新關注，別人的一句玩笑都可以讓她激動半天，她不能容忍劉亞軍的“過失”，“她不能接受像他們這樣的人物去撿破爛。她感到劉亞軍撿破爛這件事是對多年來所付出的一切的絕妙的諷刺。甚至是對這樁婚姻的絕妙諷刺”。“她這一生的意義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英雄，如果他不是一個英雄而是一個撿垃圾的人，那她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劉亞軍與張小影的輕重不同就在這裏，劉亞軍認為“現實就是：他們什麼都不是了，他們也根本沒有什麼麵子問題”，而張小影卻“永遠放不下她那個聖母夢”。小說是在肖元龍的“哭泣”中結束的，肖元龍在作品中本是個桀驁不馴的另類，但劉亞軍夫婦的遭遇擊垮了他，肖元龍的“哭泣”，也是一種輕，它使剛硬的肖元龍一下子“柔軟”了，在哭泣中，肖元龍參悟了這個世界，不妨將它看作輕之一義：“這個世界的一切最終將被時間所吞噬，一切都是暫時的，人生的華宴轉瞬即逝，軀體化為灰燼，裝飾軀體的榮耀不複存在，就連曾經經曆的苦難本身也最終成為一片虛無。”
卡爾維諾曾經指出過一條通往輕逸的路徑，他以奧維德的《變形記》為例說：“對於奧維德來說，一切都會變化成為不同的東西，關於這世界的知識意味著消解世界的實體性，對於他來說，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間，都有一種本質上的可比擬性。”世界“不過是一個單一的共同本質的外在表象而已；這本質一旦被潛在的情緒激發，就會成為與其絕不相同的現象”。“奧維德正是遵循了一種形體向另一種轉化的延續性，才表現出他無與倫比的才華。”卡爾維諾對這一點的解釋也應該像解釋人類的“飛翔”一樣上溯到人類學。如果從人類學的角度講，事物之間的相互變化是人類對萬物有靈的古老看法，而人自身向其他事物的變化則一方麵根植於生命的輪回，善惡的報應、巫術及神奇功能的作用等等觀念，另一方麵也源於人類對其他事物功能及作用的企羨，當人類遇到困境時，總是希望自己能幻化成相應的事物從而擺脫苦難。艾偉的小說時常有著這樣奇異的思維，《標本》裏的山民站在標本采集人小屋裏的鏡子麵前時“發現他們在鏡子裏的形象成為巨大的蟲子”，而在窺視者眼中，標本采集者們則真的變成了昆蟲，“他見到裏麵的男女變成了兩隻巨大的蟲子，他們長出了翅膀，長出了像蟲子一樣輕柔的羽翼，羽翼撲扇著，於是他們就飛了起來，在那些標本中間盤旋……”而解放在小夥伴和母親眼裏，早已變成一隻神出鬼沒的小鬆鼠（《回故鄉之路》），至於《越野賽跑》則是艾偉這種小說套路的集大成，人可以為獸，可以為蟲，可以生而複死，死而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