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談論《越野賽跑》的時候，我們曾經指出過它的“狂歡”氣質，如今看來，它實際上是艾偉小說的一種整體品質。巴赫金是較早係統研究文學中的狂歡化問題的。文學中的狂歡化來源於狂歡節，狂歡節是一個解放了感覺、解放了禁忌、去除了界限的文化烏托邦。巴赫金先是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研究了它，繼而又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一書中重點論述了狂歡節的文化意義及其在文學中的表現。捷克作家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一書的開篇《巴努什不再讓人發笑的日子》就是以拉伯雷的《巨人傳》作為範例來分析和介紹歐洲小說這一偉大傳統及其式微的，昆德拉慨歎說：“今天的小說家，十九世紀的繼承者，對早期小說家這個絕妙混雜的宇宙以及他們身居其中的快樂的自由不由生起含有羨慕之情的懷舊。”昆德拉對拉伯雷時代的作品作了回顧之後下定義說：“小說是引人發笑的”，小說不應該一本正經，“徹頭徹尾的小說即道德判斷被延期的領地”。小說有小說自己的道德，它首先是“創造想象的田園，將道德判斷在其間中止，乃是有巨大意義的；隻是在這裏，想象的人物才能充分發展，也就是說不是根據預先存在的真理而設計的人，不是作為善與惡的範例，或作為互相對抗的客觀規律的代表，而是作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的道德之上的人”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第6—9頁，上海三聯書店。現在看來，這一傳統可能還要悠久得多，埃裏希?奧爾巴赫指出，歐洲文學中的這種精神也許一直要推到史詩時代，而且，它一直是作為正統文體的顛覆者出現的，不管是在基督小說、騎士小說，還是宮廷小說和中世紀戲劇中，我們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比如在中世紀的基督教戲劇中，“粗野的寫實開始泛濫，出現了文體混用的各種形式，出現了基督受難和插科打諢並存的情況”埃裏希?奧爾巴赫《模仿論》第175頁，百花文藝出版社。而十三世紀意大利文學家聖勞濟穀的作品也“典型地體現了高雅和粗俗的混用，心馳神往，崇高的與上帝的聯係與低俗具體的日常性混合在一起”同上，第178頁。如果說在艾偉的早期小說中尚有一點悲情的話，那麼至少從《到處都是我們的人》開始，艾偉已基本放棄了對敘事人的道德戒律，並且漸漸轉而尋找一種喜劇性的立場去看待一切。在我看來，這是艾偉小說美學上最本質的走向輕逸的地方，是艾偉小說風格的立足點。你可以說艾偉沒有寫過一件快樂的故事，但你又不得不承認艾偉一直在快樂地講著他的故事，艾偉所做的是如納博科夫所說的“使邪惡變成荒誕”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第509頁，三聯書店。和卡爾維諾所說的用幽默使對象“失去實體的重量”的工作。艾偉稱自己麵對當代史的那些政治動蕩的書寫，他“沒有從道德的角度評判任何人”艾偉《讓苦難成為一場狂歡》，《浙江作家》2002。2。他十分欣賞加繆、馬爾克斯、辛格、卡夫卡、薩拉馬戈、格拉斯這些作家，我想他正是從這些作家身上體會到一種奇異的精神，一種狂歡的回光。他喜歡《修道院紀事》裏那隻“不那麼一本正經”、“見有油水撈，就不會放過圖個快活的機會”的跳蚤，而《傻瓜吉姆佩爾》那“眾聲喧嘩的謊言世界”也讓他心儀，“謊言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像神話那樣古老並且簡潔有力”艾偉《讀書筆記》，《江南》2002。5。所以，在談到《越野賽跑》時，艾偉用這樣兩句話加以概括：“一句是把現實當成神話來寫；另一句是把苦難當作狂歡來寫。”艾偉《讓苦難成為一場狂歡》，《浙江作家》2002。2。在《1958年的唐吉訶德》中，艾偉為我們講敘了一個右派分子蔣光鈿被發派到農村勞動改造的故事，這一部小說全然沒有傷痕文學和懺悔小說的影子。蔣光鈿有知識，富於正義感、同情心，但同時卻又好吃懶做，膽小怕事，精於心計。在那樣一個多事之秋，這樣的人物與畸形的時代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大躍進、造水庫的浩大運動中，蔣光鈿與熱情萬丈而又缺乏科學知識的農民們演繹了一出出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時代的錯誤，農民們的錯誤，蔣光鈿的性格，絲絲入扣，對縫合榫，製造了一場場悲喜劇。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訶德是一位“一心重振遊俠騎士的瘋傻鄉紳”，而艾偉筆下的蔣光鈿則是一位淪落鄉村、試圖憑借自己的聰明智慧、避開現實的擊打而不得、同時又無法戰勝自己弱點的潦倒知識者，但艾偉確實試圖“將世界作為戲劇來展示”，並且也力圖使用“那種色彩繽紛的、透視的、不做評判的、不提出任何問題的中立態度”埃裏希?奧爾巴赫《模仿論》第399頁，百花文藝出版社。來敘述，這裏透出的是一種超越的智慧。我們以前曾討論過如何書寫政治災難題材的問題，艾偉在此又一次提供了可能，看來，中國作家是有可能從意識形態與道德的雙重陰影中走出來的，也隻有走出來，此類題材才可能獲得更豐富的美學表現，才有可能被“狂歡化”。在巴赫金的研究中，這兩重世界本來就應該是並存的，“中世紀人的生活近於二重組合：一方麵是正式生活，極度的嚴肅和陰暗，服從嚴格的等級製度，充滿著恐懼、唯心、虔誠和恭敬；另一方麵則是狂歡節和娛樂廣場式的生活，自由散漫，褻瀆神靈，自暴自棄，粗俗無禮……”《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第28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作為以取樂為目的的活動形式……可以說有原則性的區別，它們顯示了看待世界、人和人的關係的另一種角度，絕對非官方、非教會和非國家的角度，可以說，它們在整個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巴赫金文論選》第10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旦去除了禁忌，什麼樣的場景都會被記敘、想象和創造出來，“它首先服務於他的目的，即一種創造性的諷刺，這種諷刺打亂了常規角度和比例，讓現實出現在超現實中，讓智慧顯露在愚蠢裏，讓憤怒表現在愜意的有刺激性的生活中，讓自由的可能性閃亮在可能性的遊戲裏”埃裏希?奧爾巴赫《模仿論》第309頁，百花文藝出版社。《越野賽跑》已如前所述，同樣的文本還有《家園》《標本》等，這樣的作品是不容易轉述的，因為它們的場景、細節和語言仿佛作品中天柱山上的昆蟲一樣，鋪天蓋地而來，放射著斑斕陸離的光彩，散發出令人眩暈的氣息。這是《家園》的章節標題，我們可以據此推想一下那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在電線杆下產生的幻想”，“充滿了圖畫和詩歌的村莊”，“抵抗饑餓的辦法”，“所有的事物都長出了翅膀”，“光明村到處都是饑餓的鬼魂”，“柯大雷一槍打中了寡婦屋頂上的內褲”，“雷電映照著電線杆上的古跡”，“寡婦的身上散發著革命的氣息”，“女人的下體猶如蓮花，在天邊綻放”，“青苔、蹦蹦跳跳的娃娃魚和大蟒蛇”，“洪水退去了，荒蕪的大地上長出了蘑菇”，“古巴生活在一張鐵皮上麵”。在這個世界中，可以想象，“鮮血變為美酒，血戰慘死變為歡樂的飲宴，火刑架變為廚房的爐火。血腥的激戰、屠殺、焚燒、死亡、廝打、格鬥、詛咒和辱罵，都沉浸在掌握生殺爭奪大權、不容許任何舊事物永垂不朽、不斷生育著新事物的‘快活的時間’裏”《巴赫金文論選》第17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也許是《越野賽跑》的先入為主，我不知道我對艾偉寫作的表達是否準確，有一點是肯定的，在艾偉小說的諸多形態中，這種快樂輕逸的氣質是我的首選，正如下麵艾偉的一段文字在他的諸多道白中為我所看重：
我喜歡那種對世界充滿好奇、質詢和想象的小說。我喜歡那種具有孩子般天真或邪惡的小說。我喜歡那種從深遠的曆史和現實中飛翔起來，具有廣泛的概括能力的小說，這種小說最終會像一把匕首那樣刺入曆史或現實的心髒中。我喜歡那種有趣的、輕微的惡作劇式的小說。我喜歡能夠帶來笑聲，然後這笑聲馬上落入無限的寂靜與空虛裏的小說。我喜歡生機勃勃的，有著熱帶植物般喧鬧的小說。我喜歡那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小說，這樣的小說總是有勇氣通過敘述抵達我們仰望的天空，抵達我們內心的神秘地帶。艾偉《關於小說的幾點想法》，《當代小說》2001。11。
2003年2月16日，金陵白雲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