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是一種高級信息生產力，大數據的發展意味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質的提升。它推動著信息生產方式的形成，並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經濟和社會轉型。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掌握得越多的人和組織，在社會競爭中就越處於有力的地位。政府通過福利、檢測、調查、管理等手段掌握了個人與社會各方麵的信息。企業和社會團體通常也具備個人無法企及的優勢，相比之下，個人是信息的弱勢一方。信息的不對等讓個體在社會活動中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政府需要製定更為明確和嚴格的法規條例，規定每個組織和公民的行為。每個人必須受到社會規範和製度控製，且公民要樹立隱私保護意識。大數據和相關技術在定義隱私、保護隱私和侵犯隱私方麵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三）大數據改變了人類合作模式。
生活在社會中，就不得不與數據打交道，我們也是數據的一部分。以高速發展的新技術為內核、廣泛參與的公民為受眾的海量數據，將在轉變社會合作的進程中持續發揮重要作用。無論身在何處，隻要能接通互聯網，移動終端的普及大大拓展了人類社會活動的功能。對衝基金通過剖析推特上的數據來預測股市的走勢；亞馬遜公司根據用戶的查詢記錄來推薦產品；紐約政府使用犯罪數據和地圖進行城市管理……這些表象的背後，卻是人類合作模式的改變。
我們越來越多地從信息、數據中觀察到人類社會的複雜行為模式。信息技術的改善為無障礙的開放式交往提供了可能，降低了人們之間合作的物理製約因素。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有著共同的生存和發展機會，人們出於合作的需要去了解他人和被他人了解。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使合作越來越建立在個體的發展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激發出每個人的潛能。但是另一方麵，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和溝通需求越來越多，信息交換方式在擴大了交往範圍的同時卻減少了人們彼此之間麵對麵的直接交流，使對話和溝通更多地局限於信息的交換，情感的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彼此之間的認同和理解、思想共識的達成都出現了一定的障礙，當今社會交往和合作關係也越來越複雜紛繁。
盡管我們看到了大數據時代的無限機遇，但人類在互聯網領域不過才走了幾十年。除了要解決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等問題外，整個網絡世界的數據仍然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對數據的處理和重視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這將推動社會合作方式的巨大變革。智能化時代的特點是信息、決策等以數字為載體存在。大數據正由技術熱詞變成一股社會浪潮，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用好大數據帶來的“曆史性機遇”，需要在一個更為寬廣的背景下考慮社會合作轉型與融合。
（四）大數據時代馬克思社會合作思想的創新與發展。
大數據更多來自社交網絡，而社交媒體和傳播網絡記錄了人們的社會生活，不僅有每個人的屬性數據，更能夠捕捉其社會關係，而新的研究範式強調探究社會規律的成因不取決於個體的想法或意圖，而應從個體所嵌入的社會結構中去發現規律。這種社會結構關係就是覆蓋我們每個人的社會網絡，研究對象就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構成的社會關係的網絡。當然，大數據不僅僅帶來商業和社會正能量，也同時帶來了一係列重大社會問題，網絡安全和個人隱私成為大數據時代人們極為關心的個人和社會問題。
馬克思社會合作思想提供了相關理論認知體係和思想指導。社會是由人和關係組成的，而社交網絡為人們提供了在線交流和傳播信息，人們在線社會化生活，社會化媒體形成新的媒介生態環境，社交媒體為人們構建了一張巨大的社會網絡且不斷演化，讓我們能夠更好地觀察到人類社會的複雜行為模式。現代社會複雜性因素的增長也迫使人們需要作出與他人合作行動的決定，更多地通過他人的合作來實現自我的目標。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如何從海量的數據中發現知識，尋找隱藏在數據中的模式、趨勢和相關性，揭示社會現象與社會發展規律。如果能把散落在各個國家、各個機構及個人手中的數據集中起來，那麼大數據所能發揮的作用會超越我們的想象。
大數據關注民生，帶動社會管理創新。要讓大數據成為推動社會合作的進步力量，就要促使人們意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整體或共時態意義上的類主體來生存、活動和發展，而不是成為控製個體的手段。一些西方學者往往熱衷於談論社會網絡的“去中心化”特征，尼葛洛龐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數字化生存》結束語中就認為“分權心態正逐漸彌漫於整個社會”；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則在《信息方式》一書中聲稱“電子傳播”使自我“去中心化”與“分散化”（波斯特，2000：13）。這種論調顯然與20世紀60年代以來風行的解構主義思潮一脈相承。實際上，數據時代重在發現知識，預知未來，為探索未知的社會現象帶來機遇。正如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的結尾中所道，大數據並不是一個充斥著算法和機器的冰冷世界，人類的作用依然無法被完全代替。大數據為我們提供的不是最終答案，隻是參考答案，幫助是暫時的，而更好的方法和答案還在不久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