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強調的是全球各地域、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與依賴。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多樣和差異的價值得到了突出的認可。從曆史的理性視角看，全球化之意義不僅在於經濟，更在於文化價值觀念乃至人們的生存發展方式。全球化不斷衝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價值觀念，但並不必然排斥、否定差異和多樣的存在，經濟的發展、文化的認同不僅僅是一種整合，也包含著差異與尊重。事實上，它迫使我們更加認真地思考和對待不同文化、不同區域之間差異性的相互尊重與包容共處、對話溝通與和諧共生等問題，更加注重合作體係中個性的完善和個體的獨立。當前全球化的發展模式傾向於一種合作性的對話交往、一種文化多元和共同發展的溝通對話，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力圖在共同發展的大背景下尋求適合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處於這個大環境之中的個人，也在這種世界發展體現出的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中愈來愈體現出差異並存、交融發展的趨向。
20世紀四五十年代，隨著工業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特別是當代大眾傳媒的興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消費社會。法國“情境論者”德波（Guy Debord）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湧現的消費資本主義看作一種新的虛假影像強製，視為“景觀社會”，凱爾納（Dougoas Kellner）則稱之為“媒介景觀”，海德格爾用“世界圖像”一詞標畫所處時代的生存境遇。隨著全球化的推波助瀾，景觀現象已經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
（一）景觀現象的概念。
德波（Guy Debord）認為“世界已經被拍攝”，視覺是第一重要的傳播工具。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進入影像物品生產與物品影像消費為主的景觀社會，景觀已成為一種物化了的世界觀。“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裏，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spectacles）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representation）。”（德波，2005：43）德波認為在這種社會裏，真理是不存在的，永遠存在的隻有表象。他闡發了馬克思關於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將其應用在當代大眾傳媒身上。而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已經演變成一種景觀的分析，可以看作對馬克思早期異化理論在景觀社會的一種補充。馬克思關注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景觀社會論者重視社會再生產、新的消費形式以及媒體社會；馬克思關注社會曆史，景觀社會論者強調社會構成和城市日常生活。
美國學者道格拉斯·科爾納（Douglas Kellner）將德波的“景觀”發展為今天橫行全球的“媒介景觀”“能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並將當代社會中的衝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它包括媒體製造的各種豪華場麵、體育比賽、政治事件”（凱爾納，2004：2）。除了傳統的視覺享受，以往感知世界的其他類別也越來越視覺化甚至完全被替代。斯蒂芬·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科爾納認為，景觀社會“就是指商品已經占領了社會生活的全部。與商品的聯係不單是顯著的，且除了它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東西”（貝斯特，科爾納，2002：102）。當今社會的景觀化傾向在人類進入21世紀後不僅沒有減弱的趨勢，反而愈演愈烈。
馬克思關於社會合作的思想是從生產的觀點出發的，而鮑德裏亞（Jean Baudrillard）則質疑馬克思的生產觀點。他聲稱：“沒有什麼是被生產出來的。”（讓·鮑德裏亞，2006：11）他認為生產作為一種傳統價值創造的形式已經死亡，尤其在以消費為特征的景觀社會中，生產活動已經不再存在或者是自我運行的獨立於人類的係統，人已經與生產活動完全分離開來。從馬克思對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鏈條分析來看，生產與消費的觀點永遠是相互關聯的“並行物”。馬克思指出：“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消費中，物主體化；在分配中，社會以一般的、占統治地位的規定的形式，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中介；在交換中，生產和消費由個人的偶然的規定性來中介。”（馬克思，1995：30）。
（二）景觀現象的社會控製。
景觀社會作為一個完整的係統，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景觀展現的是某種完全肯定的、不容爭辯性的事物，通過自己壟斷性地炫示從而剝奪了應答的權利，讓人被動接受。人們在商品的形象展示中喪失對本真生活的要求，認同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機製。人們已不能再用直接的方式認識世界，而是通過特定的傳媒來觀看身處其中的時代環境。景觀的出現強化了原來由商品、貨幣和資本構成的霸權邏輯，影響著人們對生活的理解方式。
現代傳媒加速了話語文化向視覺媒介文化的現代轉型，媒介視覺圖像全麵深入日常生活，一方麵擴大信息和知識來源，豐富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推動不同的觀點交流、互動，促進選擇多元化；另一方麵又掌控著人們認知的過程、內容和深度，限定獨立自主的判斷和選擇能力。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越來越缺少主動性，沒有人懷疑洶湧而來的影像傳輸給我們的生活價值和科學觀念的真實性。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駁斥“信息和娛樂媒介論”時也告訴我們：“大眾傳播媒介表麵上是一種傳播信息和提供娛樂的工具，但實質上不發揮思想引導、政治控製等功能的大眾媒介在現代社會是不存在的。”（馬爾庫塞，19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