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社會合作思想的時代化與實踐策略任何一個概念的出現及其運用可以說明該時代曆史情境的某種變化，都與當下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關。新的曆史情境必然需要新的詮釋框架和詮釋方法，這個新的概念不過是這種曆史與語境之間“互釋”的一個邏輯起點和某種回應。如同馬克思所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活的靈魂”（馬克思，1982：121），哲學的使命是對時代問題的反思，“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馬克思，1982：289：290）。哲學通過對時代問題的深刻反思，來達到自己對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總體把握，並由現實展望未來，形成一種既立足現實又超越現實的理論成果。
今天的人類社會現實同馬克思創立社會曆史理論的時代相比，在內在結構、運行方式、發展內涵和問題困境方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唯物史觀和科學辯證法為基礎的社會合作的宏觀解讀和宏大敘事的理論研究範式已經無法涵蓋當前更寬廣的時代問題，這就要求自覺完善、豐富或者轉換相關研究視角、研究方式和理論範式，以多樣化的微觀解讀和微觀敘事更加積極有效地麵對今天的社會問題。
人們常常說馬克思是預見到全球化的人士，並因此而稱他為先知。19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馬克思洞察到這一趨勢。位於馬克思家鄉德國西南小城特裏爾的馬克思故居博物館管理人員說：“《共產黨宣言》如今被視為對全球化運動的預言，其中所揭示的區域化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就是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前身。”（黃發紅，2013）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使21世紀世界經濟飛速發展，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失衡、道德危機、生態破壞等。
“全球化無疑是現代化時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最早預見到這一趨勢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鄭繼江，2008）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馬克思，1995：114）。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由於生產力的落後，各民族之間的交往被自然形成的地域所限製。但隨著生產力和大工業的發展，“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係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馬克思，1995：235）。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促使人們改變行為的原則和依據，有助於實現人的更大更寬泛的社會交往。這是因為“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曆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曆史的程度一致的”。隻有實現普遍交往和全球化，“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係，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麵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馬克思，1995：89）。
全球化既是一個客觀曆史現象，也是一種觀察問題、分析現象的理論範式。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認識社會合作受到的挑戰與衝擊，並在理論上給予實質性的建樹，這是當代學者思考的焦點。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的、自由的流動所產生的一係列問題，使人們對未來充滿擔憂與質疑。“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傳統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均衡關係被打破，社會的活動領域在不斷拓展，尤其是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的對接，更加容易打破傳統的國家與社會之間長期形成的平衡與和諧關係。”（程琥，2003：11）與之相對應的是，全球化越來越表現為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不僅在經濟上相互依存，而且一些全球性問題都需要聯手合作，尤其是社會力量的壯大，人們開始對社會力量寄予厚望，看到“全球化使國家與社會合作和衝突的機會同樣增加”（龐金友，2006）的世界圖式。
縱觀當前世界全球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傳統、發展模式、生活方式正經受著同質化的威脅，同時我們也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些不同和差異給我們帶來的衝擊和影響。當代社會發展帶來交往範圍的擴大，催生了多樣差異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增加了人類社會總體發展的豐富性，拓展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個體在社會交往和生活實踐中不斷地成長起來，展現出個體自我的本質力量。“一方麵，它是主體持續的客觀化過程。同時，它也是個人借此被持續的再創造的過程。在無窮無盡的客觀化進程中，個人被塑造與對象化。”（A.赫勒，1993：52）在追求人類發展與進步的目標下，通過對話、溝通與協商克服狹隘的文化偏見與地域觀念，從而做到對他人的尊重、寬容和彼此認同。在當今多樣性統一趨勢中，“每個個體要承認‘自我’和‘他者’共在於一個‘生態圈’之中，其中每一個對另一個來說也許都是不可或缺的。物種的持續發展依靠‘共生’來維持，同樣人和文化的生存與發展也需要有不同取向、異質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才能實現共生、共榮，才能創構新的文化、新的價值”（魯潔，2005：17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