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產生與特定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密不可分，這在韋伯的理論中可以找到充分而有力的佐證。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強調國民共同體意識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在他眼裏，國民共同體的自我理解形成一種文化語境，然後產生國民共同體意識，激發國民的歸屬感，讓以往生疏的人們有可能團結起來。塗爾幹把社會理解為人類群體內部相互關係發展的結果。一個社會所特有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觀念塑造著每一個成員的人格，形成他們對其所屬共同體的忠誠感與歸屬感。與以往的個人視角不同，這種研究方法重視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個人，充分尊重人的社會曆史性。
“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20世紀80年代初正式提出。他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製化關係的網絡”（布迪厄，1997：202）。隨著社會資本概念的發展，有的學者提出社會資本不僅是一種新的生產要素，還可以提供良好合作關係，重視社會資本對一個社會的合作形態與互動的性質、質量的重要影響。
社會可持續發展依賴於良好合作關係基礎，合作關係則要有充分的內生社會資源的支持。普特南（Robert D.Putnam）認為，社會資本是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範和網絡，“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範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羅伯特·D.普特南，2001：195）。社會資本是關係性的、社會性的，在一定範圍內為社會所分享。社會資本所蘊涵的是一種比較自由的互惠關係，為更大範圍的社會合作提供了條件和驅動力。因為互利互惠、分享共同的利益避免了群體內部惡性的爭鬥和製度上的等級化，增強了社會的凝聚力。這種關係也是將社會成員在更大的範圍內聯係起來的利益基礎。
社會資本為社會的公共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合作關係提供了基礎，是公民社會的黏合劑。它產生於公民社會組織內部個體之間的互動，社會自治組織（如合作社、互助組織和興趣團體等）以及橫向的公民參與網絡是培養社會資本的關鍵。普特南指出：“由於各種原因，在一個擁有大量社會資本存量的共同體中，生活是比較順心的。……公民參與的網絡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準則，促進了社會信任的產生。這種網絡有利於協調和交流，擴大聲譽，因而也有利於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普特南，2000：167：168）總之，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進行社會活動、社會合作的基本資源。
互利是合作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與差異，在一定條件下恰恰是合作的前提。避免衝突乃至戰爭的主題，對政治哲學家來說至關重要。為此，他們主張建構公正且具有政治正當性的製度並以此規訓人性，使人們懂得合作與寬容。但是，“囚徒困境”在社會中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要想人與人之間形成合作並不是那麼容易。
社會衝突理論以科塞（Lewis Coser）、達倫多夫（Dahrendorf）為代表，重點研究社會衝突的起因、形式、製約因素及影響，是對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反思。結構功能主義強調的是社會的穩定和整和，代表社會學的保守派，社會衝突論是強調社會衝突對於社會鞏固和發展積極作用，代表的是社會學激進派。科塞在《社會衝突的功能》中最早使用了“衝突理論”這一術語。他反對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關於衝突隻具有破壞作用的片麵觀點，力圖把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和社會衝突分析模式結合起來，修正和補充帕森斯理論。他認為，衝突具有正功能和負功能。在一定條件下，衝突具有保證社會連續性、減少對立兩極產生的可能性、防止社會係統的僵化、增強社會組織的適應性和促進社會的整合等正功能。衝突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流行於美國和西歐國家，在西方社會學界引起巨大反響，並滲透到社會學各分支學科的經驗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