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理論都有時代和超越時代的兩重性。在應對時代的變遷和問題時，思想者隻有深入地體察到人類生存的基本矛盾及其可能性，才能對他們所麵臨的現實問題給出深刻的解答；而他對人類生存的總體性看法也不能不打上時代烙印。近代哲學視將投向天空的目光掃向大地，並憑借主體理性主義的現代性理念，在宏觀上開辟了包括經濟全球化在內的人類世界曆史，在微觀上推動了個人走出傳統共同體的獨立與自由，開始從根本上反思自己與社會的關係。馬克思的社會合作思想亦如此，他根據其生活時代的特點與要求，自覺承擔解構“德國哲學”乃至長期主導歐洲的“柏拉圖主義”的任務，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在閃光。但作為早期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自我理解和批判的產物，其思考問題的重心及理論形態不可能不受製於那一時代，因而就有了經典形態的社會合作觀向現代形態轉換的必要性。第一節 馬克思之後社會合作的思想爭論。
馬克思的非凡人生和偉大建樹給當時以及後世帶來的影響，引發了世人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現象的拷問和解釋，喚起對馬克思及其理論的深切關注。冷戰結束後，在西方民眾的反思中，馬克思作為哲學家、思想家得以重新被人們認識。各種關於社會思想和人類合作的思潮相繼出場，可謂論峰迭起，紛繁複雜。它們的出現與流變，既有現實生活的某些事實邏輯作支撐，更有理論淵源的邏輯事實作為理解前提。最近，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紛紛出現對資本主義製度性缺陷的深刻反思，人們將目光投向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期冀從馬克思那裏汲取精神能量。
人類曆史發展進程中合作生成的自然基礎和原初環境，在西方學術界主要按照兩條運行線展開：一是從經濟領域研究人類產生合作的行為動機，二是從政治哲學探尋源頭。經濟學的合作理論研究主要集中於兩個領域：合作經濟學和博弈論中的合作研究。在經濟學的合作研究中，目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哲學視閾的社會合作在不斷的理論爭論中展現出多樣性。
基於“經濟人假說”這種假設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他認為人的行為動機根源於經濟誘因，人都要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經紀人假設”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不僅適用於分析市場經濟中的社會經濟現象，而且也被用於社會、哲學、政治等領域的理論闡析。的社會合作思想。
亞當·斯密之後，他的“經濟人假說”麵臨多次質疑與修正。馬克思曾經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十八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孫一類的故事……這是假象。”（馬克思，1979：18）“魯濱孫”是馬克思對經濟人假設的貶稱。馬克思批評的經濟人假說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因為它是一切經濟學家的通病。隨著越來越多的質疑與修正，經濟人假說的局限性使學者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由主義關於這一假設以及在這種假設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整套社會政治理論。這些批判性的理論既有規範性的，也有實證性的。
這一假說傾向於經濟人的一致性與抽象性，忽視了人的社會曆史性。福山（Francis Fukuyama）對亞當·斯密“理性地追求效益極大化”的“經濟人”提出批評，他認為，“經濟行為理性與否，常常必須放在其社會文化情境中來考量……經濟行為並不純然是個人的活動，更是集體行動的邏輯。在財富被創造出來之前，人們就必須學會如何共同工作。最高的經濟效率不見得是由理性追求私利的個人所達成的，反而是個人所組成的團體，做為一個既存的道德社群，他們更能有效率地合作。追求私利誠然是現代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但是單憑著對利益的追求並不足以成就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誠如韋伯所言，對於財富的欲求並非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福山，1998：1：2）。顯然，人的行為依賴於生活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要從每個“現實的人”的客觀存在去探解集體行動的生發源頭，去解釋合作產生的曆史條件。
經濟人假設的局限使其研究領域有限。在米歇爾·鮑曼（Michel Bauman）看來，經濟人行為模式無法解釋法治國家機製的形成和存在。“作為一種公共價值機製，法治國家在根本上依賴於‘公民道德’的存在，即依賴於自願履行自己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義務並公平參與共同利益的實現與保護的公民。有責任確保並維護個人自由空間的自由社會的法律製度本身即依賴於社會成員不會始終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僅僅為了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用這一自由空間。”（鮑曼，2003：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