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張學良被押往台灣之後，薑傳賢少將被蔣委員長派往台灣，“考察”台灣銀行。
緊接著，國共決戰如火如荼。
1947年3月19日清晨，國民黨胡宗南部隊攻入延安。胡宗南興高采烈地給蔣介石發去“光複中共赤都”報捷電報：“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第一旅終於19日晨占領延安，是役俘虜五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
蔣介石隨即發布嘉獎電：
宗南老弟：
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餘年來積憤，殊堪嘉尚。希即傳諭嘉獎，並將此役出力官兵報核，以憑獎敘。戡亂救國大業仍極艱巨，望弟勉旃。
中正
蔣介石的“雪我十餘年來積憤”一句，道出了他對中共的刻骨之恨。不過，蔣介石再度致電胡宗南時，改為“延安如期收複，為黨為國雪二十一年之恥辱”，蔣介石已經把賬算到了1926年北伐了。
這時候，薑傳賢從台灣“考察”歸來。當薑傳賢向蔣校長彙報時，發現他因為勝利而顯得有點心不在焉。不過，彙報畢，蔣校長冷不丁地問了一個讓他意想不到的問題：台灣銀行的金庫有多大？幸虧薑傳賢在“考察”時很仔細，去過台北的台灣銀行總部地下金庫，知道有多大，安全措施是否到位。他告訴蔣校長，台灣銀行大廈乃日本人所建，地下金庫不僅大，而且設施先進。
蔣校長聽罷，“嗯”了一聲。
蔣校長派薑傳賢去台灣考察，其實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考察台灣銀行的地下金庫，但他又不便向薑傳賢點明此事。未雨綢繆，天機不可泄，不到時候，即便是對薑傳賢這樣的親信也不可透露。
回到聯勤總司令部之後，薑傳賢感到納悶，百思不解：蔣校長為什麼對台灣銀行的地下金庫如此感興趣呢？
就在薑傳賢從台灣回來不久，國民黨軍隊在國共決戰中從勝利轉為敗局。
薑傳賢的黃埔軍校第四期同學、有著帥哥之譽的張靈甫，乃蔣校長心腹，任嫡係王牌整編七十四師師長。1947年5月16日，整編七十四師在山東臨沂北麵，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團團圍困在孟良崮，彈盡糧絕，全軍覆沒。張靈甫自殺身亡。蔣校長聞之，跌足而哀。
國共之戰進行了一年（從1946年7月算起），國民黨軍隊被殲人數已達112萬。
蔣介石在這時正式啟動兩項絕密任務：一是把北平故宮最珍貴的文物，轉移到台灣；二是把儲存在上海的黃金，轉移到台灣。
絕密的任務，總是交給最可靠的嫡係去執行。轉移黃金到台灣的任務，便落在薑傳賢身上。薑傳賢至此恍然大悟，這才明白蔣校長為何對於台灣銀行的地下金庫那麼關注，因為從大陸運往台灣的黃金，要存放在台灣銀行的地下金庫，所以要他前去“考察”。
蔣校長關照薑傳賢，為了做好這項重要工作，在1948年3月11日已經成立一個機密小組，代號就叫“311”，由宋美齡、蔣經國、宋子文以及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四人組成，嵩慶和薑傳賢做具體工作。
嵩慶是誰？原來，他就是聯勤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財務署長吳嵩慶。吳嵩慶、薑傳賢各自與蔣介石保持單線聯係，如果不是蔣委員長告知，薑傳賢不知道吳嵩慶也是直通蔣介石的“通天”人物。雖說吳嵩慶年歲跟薑傳賢相雋，但是資曆比薑傳賢深。吳嵩慶在北伐時就擔任過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跟蔣總司令朝夕相處。他還擔任過北伐軍軍需署糧秣司長。此後，他一直在做軍需工作，所以他的軍銜比薑傳賢高一級——中將。
在1948年4月19日國民政府行憲國大第十三次大會上，蔣介石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他親筆在兩張印著紅色中華民國總統府字樣的八行箋上寫下密令，分別交給吳嵩慶和薑傳賢，以便他們在執行任務時通行無阻。
薑傳賢知道，宋美齡、蔣經國、宋子文都是大人物，隻能在最需要求助時方可求見。他要著手“311”這項工作，先從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著手。
在當時，中國有四大銀行，即所謂“中、中、交、農”，亦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這四家銀行設有“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為蔣介石。其中，中國銀行是北洋政府時期的國家銀行。在北伐勝利之後，國民政府設立中央銀行作為國家銀行，而中國銀行退為商業銀行。所謂國家銀行，即具有經理國庫、鑄造貨幣、發行兌換券、經募內債和外債的特權。所以中央銀行是“銀行中的銀行”，其他三家銀行是商業銀行。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是銀行界的龍頭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