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連桑葉都片片發出紅光的年代裏，才會有的恩怨。
奶奶二十二歲那年，被嫁到了廣東新會一個叫做長橋的村子。
奶奶有一個日月皆為之失色的美麗名字：黃嫦娥。據說她年輕時體態略胖，人稱肥娥。
據爸爸說，他的外祖父從十六歲就雙目失明，是個瞎子；但家境還算小康，娶了一個丫頭出身的女子為妻，也就是我爸爸的外祖母。廣東沿海一帶民風開化，爸爸的外祖母不纏小腳，於是後來我的奶奶自然也就不纏小腳。奶奶的娘家不種田，卻不知為什麼把她嫁給了種田的張家。張家有六個子女，我的爺爺張老明是最小的一個。張老明的兄弟們，像廣東當時大多數男人們一樣，成年後，便離鄉背井，去南洋謀生。我爸爸的大伯父和二伯父，婚後孤身一人去了緬甸打天下。二伯母生下我的一位堂兄，生下來就沒有奶吃，靠自家養的一頭奶牛給他喂奶，故自幼被人喚做牛奶。牛奶哥長大又結婚生子，卻沒見過他的父親。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叔公，才兩手空空從緬甸回來，貧困潦倒，幾年後在故鄉終老，落葉歸根。我爸爸的三個姑夫，婚後都去了馬來亞，但從此杳無音訊。他的大姑媽靠著一根扁擔，從杜阮挑到江門，給人擔貨為生，據說後來去了馬來亞，尋找她的丈夫，也是黃鶴一去再未回頭，生死難測。
奶奶嫁給了張老明，一過門便分了家。僅分得兩間泥牆屋，結婚時又欠下不少婚債，得由兩口子自己償還。幸好黃家有個叔叔在上海做水果行的老板，爸爸的大舅舅便將他的妹夫，也就是我爺爺，帶去上海做事。那是一九二四年，我爸爸剛剛出世。
於是我的奶奶獨自一人撫養著我的父親，留在新會鄉下。留在那個遍地蒲葵、蔗田、荔枝、香蕉碩果累累，卻依然貧瘠窮困的廣東老家。她用一根寬寬的粗布背帶，將我幼小的爸爸兜在她的後背，在南國的炎炎烈日下，光著腳板踩入滾燙的淤泥，一個人耕種著家裏的三畝水田，另種番葛和煙葉，每年還養一頭大肥豬。我爸爸說他是在母親的脊背上長大的，整日裏他都浸泡在母親的汗味之中。那根粗布的背帶每天濕了又幹、幹了又濕，奶奶的脊背永遠呈現著一種紫紅紫黑的顏色。背帶又長又寬，在身後托住孩子，然後繞到前胸，在胸口上打上一個交錯的大叉，又穩又牢，小孩覺得舒服，大人也不累。這是廣東一帶的勞動婦女，世世代代沿用的一種特製的“搖籃”，專為“育崽”之用。十幾年後我奶奶從新會去了上海，也沒有放棄這根背帶，並最後將它帶來杭州。每年夏天，奶奶都要鄭重其事地將它拿出來在太陽下晾曬一番。記得爸爸曾經企圖利用它，來對我和妹妹進行階級教育，媽媽發現後很覺新奇，從此每年帶學生下鄉勞動，她便用這根背帶來背行李鋪蓋，據說效果極佳。
外婆的絲綿被和奶奶的背帶，是兩個不共戴天的極端。
勤勞而智慧的廣東人，若是不殺向南洋，在貧窮的大陸，廣東人謀生的目標便是繁華的大上海。三十年代上海經濟的迅速發展，曾得力於浙江寧波、江蘇蘇北等地，大量商務人才和勞動力的湧入，而擅長經商的廣東幫，正是這支外來勞動大軍的主力之一。我的爺爺在上海虹口區吳淞路（又叫廣東街），一家我奶奶的叔叔開的水果行裏，經手幹鮮果品貨物的批發進出和采購，過了十一年，才算積攢了一點錢，終於將我奶奶和念小學的爸爸，接到上海定居。奶奶臨走時將老家托付於爸爸的二伯母，也就是牛奶哥的奶奶。一九三五年，我的奶奶多年的等待到了頭，似乎是苦盡甜來，總算可做一個靠丈夫奉養的城裏人了。
然而好景不長，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上海“八一三”淞滬一戰後，海運中斷，在上海的廣東人，生意難以為繼。爺爺隻好帶著全家，重新回到廣東老家種田。到了冬天，地主的田開始招標，確定來年的地租。爺爺投標種煙葉，好在有三舅從上海寄報紙來，張老明每天閑來讀報，日子過得還算溫飽。到了1939年，日本人打到廣州，江門淪陷，公路上望得見日本人的裝甲車隆隆開過，隨時都會有小股的日軍騷擾鄉民。爺爺聽說上海的生意已經恢複，便又帶領全家，重返上海。
我奶奶這一次離開新會老家，是一次悲壯的訣別。那年她三十九歲。直到她九十歲在杭州逝世，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
晚年時的奶奶，經常一個人獨坐於窗前廊下，閉目養神，口中念念有詞。那聲音若有若無，像一群蜜蜂嗡嗡飛來又飛去。沒有人能聽懂她在說些什麼。她居住了將近四十年的杭州，於她依然陌生；那個匆匆而過的上海城，在她的記憶中也許早已不複存在；唯有遙遠的廣東老家，長喬村口那株四季常綠常青的大榕樹，在她腦海裏永遠蒼翠明豔。但她卻注定了終生客居異鄉。在如此孤獨與漫長的日子裏，誰能知道她的心中，存有怎樣一個難解的情結嗬……
到了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爺爺微薄的工資收入，顯然無力讓家人住進租界，隻好搬入日軍占領的虹口武昌路一帶。後來連爸爸外祖叔的“恒源行”也被迫關門，爺爺失業，隻得設法做些小本經營的買賣糊口。一日經虹口乍浦路橋，遇見守橋的日本兵，隻因鞠躬慢了點，被日本人用槍托敲、皮鞋踢，打得遍體鱗傷。一次去蘇北販油，得了傷寒，回家後大病一場。奶奶無奈，為了一家生計，便用那背帶背著我兩歲的姑姑去走單幫，步行到蘇州、昆山、安亭鄉下去販米，過鐵絲網時，日本人的一條大狼狗奔來狂吠，嚇得她魂飛魄散。然而那三十多斤的米精疲力竭地背到上海，賣給人家，卻所賺無幾。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我爸爸回到上海，奶奶還在武昌路擺小菜攤。那些年日子的艱辛，可想而知。
年輕時的奶奶，含辛茹苦，任勞任怨，具有傳統婦女的全部美德。她既然嫁了張老明，便嫁雞隨雞、心甘情願地跟著張老明漂泊異鄉、四海為家。爸爸和叔叔們記憶中和敘述中的母親，顯示了廣東鄉下勞動婦女盡善盡美的本色。但他們展現給我的過去年代那個奶奶的影像，卻與我出生後所熟識所共處的奶奶，實在有很大的差別。我真想說，我所見到的奶奶不是這樣的啊；我還想說，後來的奶奶肯定不是你們所說的那個樣子，你們有沒有搞錯啊？
記敘一個真實的故事並不容易。尤其是當著真實不那麼美好，甚至令人難堪的時候。
不過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事情本來究竟是什麼樣子，已經不會讓我發生特別的興趣了。我關心的是為什麼，後來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還是其實原本就是如此？
我隻得對奶奶的在天之靈，先說一聲對不起了。
我願意相信，杭州是奶奶的一道門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生沉默寡言的爺爺在上海病逝。年僅五十一歲。失去了依傍的奶奶，帶著四個未成年的孩子，不得不遷居杭州，投靠她的大兒子。新中國建國初期，我父母均為革命幹部，又時有稿費補貼家用，撫養奶奶一家人的生活自然不成問題。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奶奶搬到杭州不久，“鎮反”運動一開始，爸爸媽媽便相繼被隔離審查，緊接著爸爸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送去勞改。全家人的生活重擔，一下子全部壓在了我媽媽的肩上。我媽媽瘦小的身軀，將要負擔奶奶一家人、連我在內總共七八口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