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紅樓夢》和魯迅的雜文，給我所帶來的閱讀愉悅：一、不論從哪一頁翻開來閱讀，不論從頭往後讀，還是從後往前讀，都能很快進入角色；二、不論讀過多少遍以後，再捧起來讀下去，都能找到與前不同的，每讀每新的體會；三、不論時間和空間發生什麼樣的變革、變遷、變化，甚至變異，這兩部書籍之所以不朽，就在於永遠有話好說的強大生命力上。
在我閱讀的全部曆史中，差不多有22年，這兩位大師的書籍，總是與我的行李、背囊、吃飯的搪瓷盆、糧票、菜金在一起。些日子裏，我發配到修建鐵路新線的工程單位勞動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個中國。幸好，即使在最為嚴峻的“文革”歲月裏，這兩位大師也不在禁絕之列，於無奈的孤獨中，隻有閱讀他們，是惟一的慰藉。
我記得1957年的春天，二十出頭年紀，從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買到十卷本的紅布麵的《魯迅全集》，買到十六冊本的萬有文庫版的《石頭記》，初初起步，嚐試寫作的我，如醉如癡地沉浸其中，將其視作臨摹的法帖，將其看成作文的範本，甚至極其手工業式地抄錄兩位大師的語彙、句式、起承轉合的連接詞等等，以求得其真諦。在那個沒有電腦可以檢索的年代裏，這種極原始的一筆一畫的勞動，倒也是強化閱讀的一種雖笨拙卻見效的方法。
在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體係中，優秀的文學作品，與史傳是可以畫等號的。曹雪芹的書，魯迅的書，其實就是形象化的一段曆史記載，而優秀的曆史著作，譬如我們稱司馬遷的《史記》為無韻之《離騷》，也是對其極高的文學價值的肯定。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認知，從那以後，文史，尤其是史，便是我閱讀的新領域。我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二十四史》陸續問世以後，上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出版事業的空前發展，各種史籍、類書、集成的大部頭圖書的推出，過去沒有的，現在有了，過去看不到的，現在看到了，過去藏在深閨人不識的，現在廣泛傳播了。幹是，活到老，學到老，便是浪費了青春，荒疏了學業的我們這一代，“亡羊補牢，猶未晚也”的要務了。
說到底，中國人的閱讀，是和漢語中特有的“學問”這個詞語密切相關的。“學問”，典出《易乾》：“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由“學”和“問”兩個單獨意義的漢字組成，是一個地道的古代漢語。外國人將這個古老的漢語語詞，轉換成他們的語言時，通常譯為knowledge，或者譯為learning，隻能說是大致吻合，認真地說，並不十分貼切。因為，漢語的“學問”，包含著“學而問之”，和“問而學之”兩層意思在內，與外國人所說的“knowledge（知識）”、“learning（學習）”不盡相同。其中的“問”字，老外的這種譯法，是體現不出來的。
何謂“問”？無非不知、不解、不懂、不會，為了求知、求解、求懂、求會，所以要“學”。因此，學問全從問來，無論是吃橄欖式的閱讀，吃甘蔗式的閱讀，還是吃石榴式的閱讀，先問一聲“為什麼”最為關鍵。
學問的問，是獲得閱讀愉悅的最為重要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