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他寫這幾行詩的時候：這座充滿悲情的古城，開始懸掛著可恥的膏藥旗，在日本的操縱下，1937年12月4日，一場醜劇正在上演。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北平成立。沿用中華民國年號，采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設日本顧問團及行政、議政、司法三個委員會，由王克敏、湯爾和、董康分任委員長。
苦雨庵主周作人所以要做這首表明心跡的白話詩，實際上已經與日本占領軍掛鉤，已經與偽政權溝通，作粉墨登場的準備。他不是走不開，而是不想走。
由人而倀，是一念之間的事。
由於工業的發達，環境的改變，人類的獵殺，無論本土的東北虎、華南虎，外邦的孟加拉虎、蘇門答臘虎，都在滅絕的過程之中，因此，虎的稀缺，倀自然也跟著減少。宋以後，至明，至清，蒲鬆齡的《聊齋誌異》，袁枚的《子不語》，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這些談鬼說怪的名著中，兒乎不大見有倀的記載。
鬼倀在消失，人倀在發達。
於是，中國人對倀，賦予了新的理解：如清人酉陽《女盜俠傳》：“[黑衣妓]舉止之態度，眉目之神采，百不類妓，其為響馬賊之倀無疑。”清人黃軒祖《遊梁瑣記》：“盜鑒其誠，命為偵探，蹤跡客貨於百裏方麵，見則詳報，為倀搜劫。”
這樣，“倀”的釋義，推而廣之，更延伸到那些助紂為虐之人，趁火打劫之人，拉大旗為虎皮之人，挾政治運動之威勢借機整人之人。對那些已經是人，不再是鬼的倀，對那些或當麵是人，背後是鬼，或三分是人，七分是鬼，或麵露人相，心懷鬼胎；或人模人樣，鬼頭鬼腦，或明說人話，暗做鬼事的倀。實在是防不勝防，躲不勝躲，實在是無能為力，無可奈何，實在是痛苦之至，磨難無窮。
在當代中國人的全部記憶之中，最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莫大災難的倀，無過於漢奸了。
就在苦雨庵主寫了這首白話詩的次年，1938年的秋天，“苦雨庵主”走出庵門，出任這個偽政權的華北教育督辦一職。有一張此人為倀後履新的照片，刊載於當時“大東亞共榮圈”的報章雜誌上，穿一身不中不西的禮服，挎一支不長不短的手杖，有沐猴而冠的悻悻然，有斯文掃地的狼狽相。研究近、現代文學的阿英，當時在《文彙報》（1938年5月27日）上，署名“鷹隼”，寫了一篇短文，對這張照片發表了一通觀感。
“民國二十七年（1938），先生五十四歲。平津於昨年（1937）秋淪陷，先生報友人書，囑勿忘北方有蘇武。不意一年未屈，蛻變竟生，先生已舍棄其‘袈裟’榮任‘新貴’矣。既言論之俱在，複照片之赫然，餘縱愛先生，然亦隻能‘痛割’。”文後，阿英還附了一首小詩：“三十年前誌士/五四而後名流/如今覥顏竟事仇/不顧萬年遺臭/說鬼談狐何礙/坐禪吃茶無妨/奈何花樣可新翻/落個漢奸下場。”曆史，可以努力將其忘卻，也可以裝孫子、裝王八蛋，隻當沒有發生過這回子事，但對於“為虎作倀”的漢奸曆史，決不會湮沒，更不會被改寫。
因為中國人吃漢奸的苦頭太多，所以，這方麵的記憶力也特別經久難忘，印象深刻。於是，我越來越覺得古人將“倀”置於“人”部，而不放在“鬼”部之英明，之準確了。因為鬼倀已經沒有了，隻有人倀。但不知為什麼，時下一些名流，追捧周作人，甘心為倀之倀，到不擇手段，到顛倒黑白的地步，真令人不禁訝異，這世道究竟怎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