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的繁榮與美國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製度等各方麵的支持莫不相關，沒有美國政府刻意的利用、引導與支持，就沒有今天的好萊塢和好萊塢影響下的美國社會主流文化。由美國的宗教社會文化和偏向保守的政治文化所決定，好萊塢從一開始就在行業力量、行政力量、宗教力量三大權力之間求生存、求發展。在道德人士與宗教團體及好萊塢與美國政府的交互作用下，美國的社會主流價值與電影的主流觀眾得以和諧統一，即新教文化和“美國信念”與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的交融，最終實現了美國對全球的“娛樂霸權”。
第三節 電影受眾與美國核心價值的推廣
電影觀眾（或曰受眾）是電影存在的基礎，電影拍出來就是要吸引和打動觀眾，促使他們走進電影院買票看電影並得到其認同，“顧客（觀眾）就是上帝”在這裏表現得更加典型。
通過電影的宣傳或者電視、報紙等媒體中的電影評論，潛在觀眾得到一種預期效應，決定是否去看電影。由此生發了各種圍繞電影而生的行業：各種傳媒的電影評論節目、電影評論網、電影評論人、個人的文化博客、微博，等等。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人通過這樣的意見渠道聯係在一起。對同一部電影感興趣，絕不是偶然的，這在電影創作之初就已經確定了，每一部電影的觀眾群都是預設的，並以爭取最大多數群體為目的進行生產。從這個角度講，電影工業在價值觀層麵的意義就像一個由電影創作者始發的自生係統，這個係統通過相近或相同的價值判斷連接了無數有共同原則、信念和價值觀的人。電影這種大眾藝術以這種方式將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與其國民聯係在一起。這種來自社會民間、非正式的價值觀念培養方式的影響效果是驚人的，美國電影業是這方麵的典範。
一、道德人士的社會監督
差不多從一開始，鎳幣劇院觀眾中大量的沒有成人陪伴的少年和兒童就引起電影衛道士們的深切關注。改良者們擔心看電影會使男孩們效仿其中的犯罪情節而引發少年犯罪，而在女孩中導致不道德行為。鎳幣劇院時期，電影本身就成為被關注的焦點，被施加審查以控製其危害。“注釋◆◆◆55”
輿論規範引起政府的互動，到1913年為止，許多州和城市製定了法律，明確禁止無成年人陪伴的兒童在特定時間段入場。同年，克利夫蘭的市長撰文督促該市建立審查製，以過濾類似犯罪題材的電影。《美國人雜誌》作出回應，呼籲電影行業進行自我審查。“注釋◆◆◆56”社會與政府的監督促使好萊塢發起最早的自救行動。當時的電影專利公司（the Motion Picture Patent Company）與人民學會（the People's Institute）共同合作，組成了全國誌願性的審查委員會。
隨著電影業的自審，輿論的批評意見有所減弱，雖然許多人仍然認為電影所展現的故事與現實生活相去甚遠，與美國“民族的盎格魯·撒克遜理想格格不入”。“注釋◆◆◆57”但審查製之後，也出現了推薦電影代替其他娛樂方式的聲音，如廉價的“彙藝秀”（一種從酒吧表演獨立出來的劇目表演）。甚至教會也加入到讚揚電影的行列中來。薑伯牧師（H。A。Jump）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電影“是今天室內所有的通俗娛樂中最潔淨的式樣”，電影對“普通人”具有良好的教育和道德作用。“注釋◆◆◆58”
在樂觀的改良主義者當中，普遍存在這樣的觀點，即電影可以成為對貧窮階層人士和新移民進行教育的良好工具，電影在成為社會穩定工具的前景方麵擁有巨大潛力。這一點是好萊塢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主流宣傳陣地的重要基礎。
二、穩定中產階級觀眾
對於早期美國電影受眾的指認，一直是一個具有頗多爭議的話題。傳統的觀點認為，在美國，由於語言不通和經濟的限製，鎳幣劇院的短片成為早年移民的主要娛樂方式之一。當時鎳幣劇院的觀眾主要是城市移民勞工，而“電影裏的觀念有助於他們解決從舊國度到新家園的過渡”。但事實上，這一形象“源於世紀末時期的知識分子對紐約市下東區的情懷。他們給這些貧苦移民生活的每個方麵都塑造了生動的公眾形象，其中包括他們對鎳幣劇院的迷戀”。“注釋◆◆◆59”
真實情況是除了移民勞工的街區之外，電影在其他移民和勞工群體不占主流的城市也廣受歡迎。在大城市，中產階級也會因為各種原因成為鎳幣劇院的常客。美國新澤西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理查德·布茨在其《美國受眾成長記》一書中，收集了詳細的資料對這一判斷進行論證，如在1913年的辛辛那提市，城中商業區中有13座影院，在可能是勞工階級居住的內城居民區有33座，而中產階級居住的城郊居民區有35座。
雖然由於電影影像語言的跨國性和其它客觀因素，早期鎳幣劇院確實是移民群體的主要娛樂方式，但事實是差不多從一開始電影業就在尋求中產階級觀眾，製片人一直在對電影進行不斷的內容與形式上的改良以吸引“較良好的階層”。“注釋◆◆◆60”例如，建造“裝飾美觀、設備齊全的小劇場”，根據文學和戲劇的經典作品來製作改編電影，等等。不僅在票房方麵，在道德方麵更加需要這些觀眾來防止衛道士的攻擊。而中產階級及上層社會人士雖然厭惡最初鎳幣劇院的鄙陋，但也經受不住電影的飛速發展與奇景展示的誘惑，很早就加入了觀影人群的行列。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那些總在批判和質疑電影的道德人士們，何嚐不是明確認識到電影的巨大影響力及誘惑力不可阻擋，才不斷對其進行規範以為己用。最終美國電影完全成為美國中產階級的娛樂工具和傳聲筒。
三、美國社會的宗教文化與電影審查製度
美國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報告書第43號《電影企業》指出，“影片在開始時像一部小說或一種消遣的娛樂，但後來卻變成了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與文化力量。在某種意義上，它為整個民族的思想和旨趣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基礎。因此我們不應該以一般習用的金錢尺度來衡量它的價值，而應該用金錢以外的尺度來衡量它的價值。”“注釋◆◆◆61”出於對經濟利益和社會文化價值方麵的考慮，美國政府對好萊塢一直持支持態度。但由於美國社會濃厚的宗教氛圍，以及對電影傳播巨大力量的清醒認識，美國政府與民間對好萊塢的批判與規範貫穿了整個好萊塢的發展史。
從鎳幣劇院開始，美國電影業就在道學家們的批判和質疑聲中成長。為了避免同道德人士發生更大的衝突，好萊塢電影業非常明智地自查以求生存。由電影業提議，1909年，美國成立了由教堂聯合會、公共教育協會、婦女市政聯盟和防止犯罪學會等機構聯合組成的紐約市電影檢查委員會，即“全國評審委員會”的前身。但這個委員會的公信力有限，各州後來又紛紛成立了各自的電檢製度，到1920年前後，美國共有大約200多個電影審查機構或組織。
嚴密的檢查網絡，一方麵規範了好萊塢電影的道德性，但同時也嚴重影響了好萊塢的自由發展。據邵牧君所著《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實錄》一書記載，1921年，各州議會收到的反對電影的各種法案達數百件。同時，在海外市場，好萊塢也遭遇了保護自身文化產業的各國政府的阻擊。嚴峻的現實催生了能夠代表好萊塢自身利益的機構——“美國電影製片人與發行人協會”（MPPDA）。既然好萊塢認識到，電影業的生死存亡取決於美國各級政府的大力協助，因此與各級政府接觸、斡旋的MPPDA掌門人至關重要，這一人選被確定為成功使哈定入主白宮並成為其任內郵政局長的威爾·海斯。海斯是一名有著嚴格自律精神的清教徒，他的聲譽使各種宗教團體、中產階級及華爾街的投資者們都對好萊塢有了更大的信心。在海斯看來，“淨化美國電影的運動”是“世代相傳的美國標準——基督教文明的產品”，但同時，海斯也是唯一將好萊塢的精神比做“一所偉大的大學”的人。“注釋◆◆◆62”美國電影製片和發行公司的成立以及海斯的任命使中產階級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士一舉贏得了決定美國電影業的最高權力。
四、海斯法典與“道德補償原則”
海斯的工作，就是周旋於各種反好萊塢與親好萊塢的政治勢力之間，同時對好萊塢進行指導與監督。海斯法典由天主教教徒馬丁·奎葛利倡議起草，由海斯本人潤色完成。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規定了作為娛樂和藝術形式的電影縮影擔負的道德義務。第二部分規定了製片人應當遵守的原則，如“應表現高尚的生活方式”，所製作影片應該能夠“引發對高尚人物的崇敬”，“尊重法律和法院的公正”，等等。第三部分規定了12條禁令，其中包括淫穢、庸俗等基本內容，值得強調的是，此處提出了影片可以分成“一般影片”和“兒童不宜”兩類。“注釋◆◆◆63”
後來的海斯法典執行局局長約瑟夫·布裏恩又提出了“道德補償原則”，具體而言是指在一部電影中道德與罪惡之間的比例必須是道德大於罪惡，道德戰勝罪惡。他進一步指出，電影不是一個進行道德或倫理辯論的場所，每部電影都必須“黑白分明”；在電影中出演正義的角色，應當盡可能讓明星而不是無名之輩來演。“注釋◆◆◆64”既然海斯法典出自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內的宗教人士之手，其實質必然體現了宗教的教義和神學思想。法典在“道德上的嚴格自律”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特質就不可避免。法典認為，“電影應該提供給人們健康清潔的快樂”，“避開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麵的爭端”；電影“不應扮演批判社會的角色”，電影“必須有利於教會、家庭和政權這3塊社會基石的鞏固”。“注釋◆◆◆65”
從1930年2月海斯法典正式為好萊塢接受起，該法典統治好萊塢達30年之久，其中所規定的內容帶有極其保守的價值取向特征。在這段時期拍攝出來的電影大都嚴格受到法典的規製和引導。而在20世紀20-50年代這30年的關鍵時期，美國前所未有地變成了一個中產階級國家。“注釋◆◆◆66”電影觀眾人數急遽上升，並且基本上是以中產階級為觀影主體，好萊塢電影自然是極力迎合中產階級的審美偏好。作為能夠深刻影響國民心理的大眾藝術形式，美國電影中所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念與這段時間美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情況出現了奇妙的契合。
20世紀20-50年代這段時間，美國收入差距的縮小被經濟史學家戈丁與馬戈稱之為“大壓縮”，“注釋◆◆◆67”主要體現為富人與勞工階層差距的急劇縮小。由於大蕭條，以及之後拯救了美國的“新政”，“大壓縮”得以實現。“新政”開始後，羅斯福第一任期對富人最高稅率高達63%，而第二任期高達79%（之前的美國社會隻有35%）。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由於“冷戰”的開支，稅率高達91%。各種增稅政策使美國財富所有權的集中度明顯降低，促使美國以中產階級為中堅的橄欖型社會成熟並固化。
這30年間，美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塑造和反映也一如海斯法典中的規定，總體上呈現出是宗教教義式的消極、刻板和嚴肅。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給美國社會帶來了人人自危的緊張感，而“冷戰”與核威懾的陰雲則強化了這種普遍存在的緊張情緒。這種壓抑積累了巨大的力量，最終在20世紀60-70年代於美國的反文化運動中爆發。而在此之前，美國電影業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塑造、反映及再塑造對民族心理的發展尤為重要。經過20年的反文化運動風潮，到20世紀80年代，保守的社會風潮再度回流，成為美國主流社會價值的主要特色，以美國主流商業大片和奧斯卡獲獎影片為代表。雖然後來電影審查製度為電影分級製度所代替，但直到今日，在這些美國主流電影中仍然能窺見海斯法典的身影。
第一節 美國深夜脫口秀簡介
第二節 實例感受深夜脫口秀
第三節 深夜脫口秀的效用評估
“注釋★★★1”[美]馬丁·S·德沃金：《民族形象和國際文化》，載[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前言）》劉宗錕、王華、邢祖文、李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注釋★★★2”[美]奈森·嘉戴爾斯，邁克·麥德沃：《全球媒體時代的軟實力之爭：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國形象》，何明智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注釋★★★3”[美]奈森·嘉戴爾斯，邁克·麥德沃：《全球媒體時代的軟實力之爭：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國形象》，何明智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注釋★★★4”[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頁。
“注釋★★★5”徐海娜：《影像中的政治無意識：美國電影中的保守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頁。
“注釋★★★6”[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頁。
“注釋★★★7”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American Exceptionism：A Doubled-edged Sword，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6.
“注釋★★★8”Frederick Edwards，“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American Patriotism”，The Humanist Magazine，November/December 1982，p。22.
“注釋★★★9”[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頁。
“注釋★★★10”[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注釋★★★11”李曉崗：《美國的“愛國主義”與反恐戰爭》，載《太平洋學報》，2004年第9期。
“注釋★★★12”CyberKnight：《做神難——漫畫英雄分析報告》，載《看電影》，2008年8月，第35頁。
“注釋★★★13”Dorothy Dohen，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Catholicism，New York：Sheed＆Ward，1967，p。71.
“注釋★★★14”Peter Steinfels，“Parish Politics”，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7 August 1997，p。20.
“注釋★★★15”[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3頁。
“注釋★★★16”Louis Brandeis，Address，Faneuil Hall，Boston，July 4，1915，in Solomon Goldman，ed。，The words of Justice Brandeis，New Youk：Henry Schuman，1953，p。29.
“注釋★★★17”[美]H·S·康馬傑：《美國精神》，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頁。
“注釋★★★18”應琛：《美國如何塑造國民的政治文化共識》，載《當代世界》，2012年第1期。
“注釋★★★19”[美]詹姆斯·洛溫：《老師的謊言：美國曆史教科書中的錯誤》，馬萬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釋★★★20”《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發人深省》，http：//tieba。baidu。/f？kz=147814683.
“注釋★★★21”[美]盧瑟·S·路德克主編：《構建美國：美國的社會與文化》，王波、王一多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5頁。
“注釋★★★22”李定文：《美國愛國主義教育考察》，中國網，http：//www。china。。cn/international/txt/2009-09/04/content_18465765.htm。
“注釋★★★23”Benjamin C。Schwarz，“The Diversity Myth”，Atlantic Monthly，No。275，May 1995，p。62.
“注釋★★★24”[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337頁。
“注釋★★★25”徐海娜：《影像中政治無意識：美國電影中的保守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頁。
“注釋★★★26”[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頁。
“注釋★★★27”Harry S。Truman，在國會的講話，1947年3月12日。轉引自[英]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18頁。
“注釋★★★28”王曉德：《美國“使命”觀的曆史和文化起源》，載《史學集刊》，1998年第2期。
“注釋★★★29”[美]布拉福德·泊金斯：《共和製帝國的創建》，載孔華潤編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頁。
“注釋★★★30”[美]埃裏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22-123頁。
“注釋★★★31”[美]埃裏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86頁。
“注釋★★★32”薑琳：《美國保守主義及其全球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頁。
“注釋★★★33”薑琳：《美國保守主義及其全球戰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頁。
“注釋★★★34”[美]丹尼爾·布爾斯廷：《美國人：開拓曆程》，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1987年版，第3頁。
“注釋★★★35”[德]赫爾弗裏德·明克勒：《統治世界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閻振江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頁。
“注釋★★★36”[英]齊亞烏丁·薩達爾：《東方主義》，馬雪峰等譯，吉林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釋★★★37”[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劉宗錕、王華、邢祖文、李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注釋★★★38”[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程克雄譯，新華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頁。
“注釋★★★39”徐海娜：《影像中的政治無意識：美國電影中的保守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135頁。
“注釋★★★40”[美]艾麗絲·芭莉：《美國電影的興起（序言）》，載[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劉宗錕、王華、邢祖文、李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注釋★★★41”[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劉宗錕、王華、邢祖文、李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頁。
“注釋★★★42”[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劉宗錕、王華、邢祖文、李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頁。
“注釋★★★43”徐海娜：《影像中的政治無意識：美國電影中的保守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注釋★★★44”[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劉宗錕，王華，邢祖文，李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
“注釋★★★45”[美]劉易斯·雅各布斯：《美國電影的興起》，劉宗錕，王華，邢祖文，李雯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頁。
“注釋★★★46”美國電影研究院網站，http：//www。afi。/。
“注釋★★★47”鍾蕾：《美國電影積極傳播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140頁。
“注釋★★★48”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頁。
“注釋★★★49”詹慶生：《欲望與禁忌——電影娛樂的社會控製》，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294頁。
“注釋★★★50”[美]巴裏·利特曼：《大電影產業》，尹鴻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7頁。
“注釋★★★51”E。Thomas Sullivan and Herbert Hovenkamp，Antitrust Law，Policy and Procedure：Cases，Materials，Problems，Charlottesville，Va。：Lexis Law Pub，1999.轉引自吳玉嶺，趙耀：《論美國反壟斷法的豁免製度及其適用限製》，載《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第27頁。
“注釋★★★52”彭侃：《美國政府的支持與好萊塢的全球擴張》，載《全球傳媒學刊》，2011年第1期。
“注釋★★★53”Jack Valenti，“Webb-Pomerene：The Great U。S Ally in the Battle for World Trade”，Vital Speech of the Day，Vol。47，No。1，1980，p。26.轉引自彭侃：《美國政府的支持與好萊塢的全球擴張》，載《全球傳媒學刊》，2011年第1期。
“注釋★★★54”彭侃：《美國政府的支持與好萊塢的全球擴張》，載《全球傳媒學刊》，2011年第1期。
“注釋★★★55”轉引自[美]理查德·布茨：《美國受眾成長記》，王翰東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43頁。1909年，當時的改良家珍妮·亞當斯（Jane Adams）就在《青年精神》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指責電影誘導兒童犯罪。在文章中，亞當斯認為電影的內容是誘發兒童不良行為的根源。另有其他許多作者都紛紛撰文發表類似觀點。
“注釋★★★56”[美]理查德·布茨：《美國受眾成長記》，王翰東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43頁。
“注釋★★★57”“The White Slave Films：A Review”，Outlook，February 14，1914.轉引自[美]理查德·布茨：《美國受眾成長記》，王翰東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44頁。
“注釋★★★58”轉引自[美]理查德·布茨：《美國受眾成長記》，王翰東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45頁。
“注釋★★★59”轉引自[美]理查德·布茨：《美國受眾成長記》，王翰東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34頁。
“注釋★★★60”轉引自[美]理查德·布茨：《美國受眾成長記》，王翰東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55頁。
“注釋★★★61”美國臨時全國經濟委員會報告書第43號“電影企業”第56頁。轉引自[法]亨利·梅爾西戎著：《電影與壟斷組織：從經濟上對美國電影的研究》，徐昭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頁。
“注釋★★★62”[英]大衛·普特南：《不宣而戰——好萊塢VS。全世界》，李欣、盛希、李曼江、周南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頁。
“注釋★★★63”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頁。
“注釋★★★64”邵牧君：《禁止放映：好萊塢禁片史實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頁。
“注釋★★★65”何建平：《好萊塢電影機製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72頁。
“注釋★★★66”[美]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麼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劉波譯，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頁。
“注釋★★★67”[美]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麼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劉波譯，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