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時刻的革命性決定了它隻關注政治層麵，解決的是主權的歸屬、權力的分配和運行製度、人的尊嚴和人與國家的關係等問題，主要涉及自由、人權等當時主要的價值訴求（雖然阿倫特認為法國革命具有社會革命的性質）。但是這樣一次立憲是無法滿足國家建構的需求的。一旦國家基本建製穩定實現，市民社會（包括市場競爭和利益分配、效率和公平）和對外關係等問題便重新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政治的國家於是同時也成為市場的單位、社會政策的發起者和國際政治中的行為體。
理念國家概念在這一階段關注的是不同價值理念的競爭和結合對國家發展道路的影響。縱觀現代國家曆史，三種主要思潮決定著國家理念的形態：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主義。“注釋◆◆◆46”自由主義主訴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主張私人和公共領域的區分，反對政府幹預。社會主義要求民主、平等和分配正義。民族（國家）主義強調集體人權，包括國家對外主權、國家生存和發展利益、國家地位和榮譽。這三大主義並非不可兼容，相反，多數現代國家都以某種方式實現了三者間的穩定結合，才能夠保證國家擁有最基本的合法性和支持度。三大主義的競爭結果或結合的形式決定了不同理念國家不同的道路和命運，也決定了它們今天的麵貌。
理念原發型的代表英國，體現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均衡結合。英國是自由主義的老家，也是社會政策的濫觴，同時並沒有因為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擴張而導向普遍主義，民族主義仍然保持著與近代以來諸王朝相近的水平。三者之間，自由主義占有優勢，具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主義成為英國國家和民族的標誌性特征。此一特征意味著英國在發展道路上走得比較穩健，經過長期的代議製民主和福利國家的發展，資本和勞動的關係能夠維持基本的穩定，既不致於發生階級革命，又能製約資本力量的蠻橫。同時也使英國在國際問題中理性而保守，不易於產生激進政策，使其得以體麵應對帝國的衰落，平穩實現與美國的霸權交替。
理念建國型的美國與法國，均以自由為立國之本。自由又是共和主義之根，因而美、法兩國製度文化的底色仍是自由主義。“注釋◆◆◆47”試圖顛覆自由主義話語霸權的劍橋學派的共和主義解讀過分誇大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隔閡，強調共和主義與洛克自由主義的對立，即便如此，其對美國憲法的解讀仍脫離不了自由主義的語境。不同的是，美國的自由主義保持較好，製憲會議期間立國精英對多數暴政的擔心成功地轉化為自由對民主的製約，而美國較和緩的階級關係和移民社會的平等性也製約了自由主義的肆意擴張，對自由進行了民主的改造。經20世紀初至70年代的進步主義運動進一步製約了自由主義的一麵，強化了社會主義的因素，但從貨幣、金融、社保、醫療等角度看，美國仍然是一個高度自由主義的國家。身處歐洲階級革命暴風眼中的法國則不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度發展使法國在自由主義之上加上了濃重的社會主義色彩，大革命的遺產使法國社會的平等性成為突出特征，也使這種色彩更加鮮亮。民族主義在美國和法國都中等偏弱，＆nbsp；即使在“20年危機”期間，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受到重大威脅之際，仍然受和平主義、孤立主義的製約而喪失先機。
精神抗爭型國家的自由主義發展普遍受限，缺乏自由成為最大軟肋，阻礙其成功崛起。德國在第二帝國建立前，長期處於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拉鋸競爭中，但民族（國家）主義在19世紀初已經悄然上升，逐漸成為主導性理念共識，導致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均發育不良。由於德國中產階級的天生軟弱，故唯一有可能與民族主義相抗衡的便是社會主義運動。第二帝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國家統一，對外提升了德國的地位和榮譽（對外戰爭的勝利和德國榮譽的提升），對內推進了一些進步社會政策（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立法），進一步加強了民族主義的合法性，削弱了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直到一戰前期，德國仍有政治精英希望實現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良性整合，例如瑙曼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試圖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彙合起來。邁內克認為“假如瑙曼成功了的話，也許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出現一場希特勒運動”。“注釋◆◆◆48”但由於曆史洞見和階級地位的局限，這些運動仍然希望以自由主義為主導，實際上注定會失敗。托洛茨基在30年代寫的一係列關於德國局勢的評論都指出，社會主義力量是阻擋納粹上台的唯一希望，但是最終納粹成功借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名義而登台，將德國引向歧途。
與德國不同，俄羅斯雖然同樣擁有強大的民族主義思潮，但隨著社會主義的上升，民族主義逐漸退卻，因而形成了社會主義為主、民族主義中等、自由主義受限的理念格局。在第二國際、“一戰”、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等諸多問題的爭論中，民族主義地位時升時降，但自由始終受到嚴重的壓抑。
中國理念國家建構的混合模式決定了中國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三者間的選擇序列也會因時而變，表現出不同的結合模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指出了先民族主義、後自由主義、最後解決社會主義的優先次序。但隨後的國家分裂和外敵入侵局勢迫使中國人首重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以致國共兩黨分別模仿了德、俄道路的不同方麵。20世紀40年代民主運動興起後，自由主義優先性上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後，社會主義成為優先目標。新中國前30年的建設留下的主要是社會主義的遺產，但自20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補課階段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和經濟增長成為首要目標，這個遺產嚴重流失，造成了新的社會矛盾。20世紀90年代以後，民族主義大幅上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攻訐，相互消耗製約，形成了今天潛藏著危機的局麵。俄國道路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自由的壓抑不得到解決，理念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會大大削弱，一旦曆史合法性流失、經濟發展的功能性合法性降低，國家就會麵臨危機。德國的經驗則告訴我們，如果不能均衡地發展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而任由民族主義的擴張，將會導致對中國和世界都是災難性的結局。
結語
本文隻是一個論綱，故無法得出紮實的結論，謹致力於提出一些想法，包括看待現代國家建構的視角——理念國家，以及理解現代國家崛起的線索——理念共識。
現代國家雖然在根本上製約於經濟社會力量的發展和階級關係的構成，但是不同於任何前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性質是，現代國家的構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當時取得思想優勢的理念，它們大都是理念國家。英國是現代政治思想爭論的濫觴，其現代政治革命與政治思想的辯論同步展開，在政治鬥爭推進的同時，以自由主義為底色的政治理念逐漸取得正統地位。英國成為最早的理念國家，也是一個獨特的類型：理念原發型。英國政治理念辯論中的不同方麵分別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理念構成形成了重大啟發和激勵，推動了美國和法國這兩個理念建國型理念國家的形成。革命後的英、法、美所形成的“文明國家”群體代表著先進的政治理念、國家製度、民族認同和工商業發展水平，對於萊茵河以東地區，它們既是令人羨慕模仿的優秀學生，又是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和心理落差的外來文明。在這種形勢下，西方理念國家激發了第三輪的精神抗爭型的理念國家建構，德國以及隨後的俄國都是其中典型。精神抗爭型理念國家建構過程中糾結著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張力，一方麵實現了國家的高效崛起，另一方麵造成內部理念結構的畸型，為其後來的毀滅埋下伏筆。日本、中國等被動卷入西方國家體係的文明古國為追求現代化、應對現代國家競爭，在不同時期模仿了不同的理念國家建構模式，總體上屬於移植混合型。
不同的理念國家建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隨後理念共識的形成。本文認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現代社會三大思潮，三者之間的競爭、協調和結合的結果決定了國家的理念共識，而不同的理念共識又決定了國家的成敗興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包括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與民族主義訴求之間的協調平衡的國家，如英、法、美，都實現了國家的政體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而當三者關係嚴重失衡時，國家的命運就會陷入危機，例如，19世紀中葉之前，自由主義過度膨脹使英、法等西方國家經曆了嚴重的階級矛盾和秩序危機，後來通過改良手段將很多社會主義的訴求納入國家體製才消除了崩潰的危險；民族主義的畸型擴張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將德國帶入災難性的發展道路；對自由的過度壓製導致了蘇聯體製的僵化和活力的窒息，使其最終在冷戰中敗北。中國的經濟、社會各方麵的成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國家長期享有很大程度的理念共識，包括以建設社會主義為主的前30年和以改革開放為主的後30餘年。但是新世紀以來，隨著高速發展出現了各種問題，包括經濟發展模式、環境問題、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增加等，社會上的理念共識有所流失，這是近年來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爭論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當前的主要競爭發生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各種左派思想）以及貫通左右的民族主義思潮之間，其中民族主義聲音最響。理念國家的視角所帶來的啟示就是，中國不可忽視理念對現實政治的巨大作用，應深刻思考當代理念共識如何形成。這種共識應該能夠兼容平衡社會對自由、民主、福利、平等和國家民族認同的訴求，隻有如此才能保證中國未來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
第一節 美國社交媒體外交的發展曆程
第二節 美國社交媒體外交的表現特點
第三節 美國社交媒體外交存在的問題
結語
“注釋★★★1”《習近平總書記深情闡述“中國夢”》，載《北京日報》，2012年11月30日。
“注釋★★★2”如榮劍認為，“改革一定是主動的，可選擇的，可設計的，或者可調節的，後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動的，不可選擇的，無法預計的，後果不可控的”，參見榮劍：《中國能否告別革命》，http：//www。21c。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91767819.html。
“注釋★★★3”馬克思：《評基佐〈英國革命為什麼會成功〉》，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頁。
“注釋★★★4”例如，有學者認為潘恩和伯克之間的衝突不是英國原則和法國原則的衝突，而是英國原則和美國原則的衝突。相關論述見陳誌瑞：《伯克、潘恩的衝突與共識》，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第66頁。
“注釋★★★5”王覺非：《當代英美史學家關於英國革命的一些新論點》，載《世界曆史》，1982年第3期，第79頁。英國革命的漸進性也有其客觀條件，例如由於其獨特的階級力量對比：階級界線不分明，貴族分裂，新貴族與資產階級結盟，減少了革命的阻力，參見金重遠：《論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保守”和“徹底”》，載《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4期，第47頁。恩格斯也曾指出英國的幸運之處是舊封建諸侯已經在薔薇戰爭中自相殘殺殆盡，革命阻力減弱。
“注釋★★★6”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
“注釋★★★7”一般認為美國革命與英國革命一樣是“漸進”的，但劍橋學派重要學者戈登·伍德認為，美國革命也有其激進性：“如果我們僅用社會苦難和經濟貧困的程度，或是用多少人被屠殺、多少莊園被焚毀的數量來衡量革命中的激進主義的話，那麼，曆來強調的美國革命的保守性的說法就合情合理了。但是如果用實際發生的社會變化的大小、用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的轉變多少來衡量激進主義的話，美國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反，它也像曆史上任何一場革命一樣激進，一樣革命。”參見[美]戈登·伍德：《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傅國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注釋★★★8”[美]查爾斯·蒂利：《強製、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釋★★★9”[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注釋★★★10”[法]托克維爾：《舊製度與大革命》，馮棠譯，桂裕芳、張芝聯校，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注釋★★★11”盧卡奇認為，1848年就是德國的1789年，隻是由於資產階級和下層階級之間的關係更接近於法國的1830年和1848年，才沒有取得法國大革命的成果。[匈]盧卡奇：《理性的毀滅》，王玖興、程誌民、謝地坤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注釋★★★12”[英]歐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張汝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頁。
“注釋★★★13”[匈]盧卡奇：《理性的毀滅》，王玖興、程誌民、謝地坤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注釋★★★14”何兆武：《譯序》，載[德]弗裏德裏希·邁內克：《德國的浩劫》，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6頁。
“注釋★★★15”如瑙曼的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從純粹的思想史和精神史來觀察，瑙曼的民族社會主義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嚐試，它要把德國人民最精神的以及最物質的和現實的因素結合為一個內容極其豐富的綜合體。”這些因素包括基督教和德國唯心主義、古典的人道理想和近代的社會經驗主義、民主和帝國、近代的藝術需求、人民的武裝力量和經濟的擴張等。參見[德]弗裏德裏希·邁內克：《德國的浩劫》，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4-26頁。
“注釋★★★1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
“注釋★★★17”[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頁。
“注釋★★★18”[法]雅克·敦德：《黑格爾和黑格爾主義》，欒棟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31-132頁。
“注釋★★★19”[法]雅克·敦德：《黑格爾和黑格爾主義》，欒棟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35頁。
“注釋★★★20”[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6頁。
“注釋★★★21”[英]歐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張汝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
“注釋★★★22”[英]歐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張汝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注釋★★★23”[英]歐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張汝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注釋★★★24”[英]歐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張汝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頁。
“注釋★★★25”馮克利：《波考克和他的思想史研究》，載[美]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曆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曆史論輯》，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9頁。
“注釋★★★26”“自由乃是共和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把共和與自由聯係起來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西塞羅、馬其雅弗裏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參見李劍鳴：《“共和”與“民主”的趨同——美國革命時期對“共和政體”的重新界定》，載《史學集刊》，2009年第5期，第14頁。
“注釋★★★27”有學者認為美國革命源自危機想象，參見李劍鳴：《“危機”想象與美國革命的特征》，載《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托克維爾關於法國革命並非由於專製統治最難以忍受之時的觀點也為人熟知。
“注釋★★★28”Lawrence Stone，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elution 1529-1642，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78，pp。38-40.
“注釋★★★29”晏紹祥：《17世紀英國革命期間共和派對古典民主與共和製度的運用》，載《世界曆史》，2012年第2期，第66頁。
“注釋★★★3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頁。
“注釋★★★31”馮克利：《波考克和他的思想史研究》，載[美]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曆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曆史論輯》，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0頁。
“注釋★★★32”馮克利：《波考克和他的思想史研究》，載[美]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曆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曆史論輯》，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1-23頁。
“注釋★★★33”[美]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曆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曆史論輯》，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78頁。
“注釋★★★34”[德]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頁。
“注釋★★★35”[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頁。但二者究竟誰是真正的開端是阿倫特與施米特之間的重要分歧，施米特認為法國革命是真正的開端，因為18世紀北美憲法缺乏真正的憲法理論，阿倫特則認為美國革命才是，參見劉擎：《大革命與現代政治的正當性：施米特與阿倫特的競爭性闡釋》，載《學術月刊》，2006年9月號，第29-30頁。
“注釋★★★36”譯者序言，[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注釋★★★37”[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頁。
“注釋★★★38”[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頁。
“注釋★★★39”[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頁。
“注釋★★★40”[法]雷蒙·阿隆、[美]丹尼爾·貝爾：《托克維爾與民主精神》，陸象淦、金燁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頁。
“注釋★★★41”例如，戈登·伍德認為，由於被排斥於英國權力中心之外，輝格派激進分子對英國政治不滿，批評貴族腐敗、特權和官僚主義，但它在北美受到歡迎。Gordon S。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p。17.
“注釋★★★42”黃振、方英義：《美國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載《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8頁。
“注釋★★★43”Gordon S。Wood，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p。13.
“注釋★★★44”德國思想對俄羅斯的影響不僅限於共產主義。俄羅斯19世紀的斯拉夫派和西化派都受到了德國思想的巨大影響。參見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Occientialism”，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49，January 2002，p。5.
“注釋★★★45”[德]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頁。
“注釋★★★46”在西歐和美國，18世紀的主題——自由主義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因而正如邁內克觀察到的，19世紀的“兩大浪潮”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參見[德]弗裏德裏希·邁內克：《德國的浩劫》，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4-11頁。
“注釋★★★47”共和製和自由是可以劃等號的，參見李劍鳴：《“危機”想象與美國革命的特征》，載《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第194頁。
“注釋★★★48”[德]弗裏德裏希·邁內克：《德國的浩劫》，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