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國家出現的前提是人的自由的可能性。近代之前的任何時代，自由都隻能是少部分人享有的奢侈品。無論是霍布斯一係的自然狀態假設還是黑格爾一係的原始人假設，引出的都是主人和奴隸的世界。霍布斯契約論論證了王權，人為了安全而委身於國家。黑格爾的承認政治則強調是否願意為自由而冒生命危險決定了主從關係。在真實的曆史中，生活在中世紀的歐洲人處於封建附庸關係中，一無普遍自由的可能，二無普遍自由的要求。資本主義開啟了自由之門，市場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場關係的出現瓦解了人身依附關係，使自由越來越成為普遍可能。因而，理念國家的現象出現於啟蒙運動之後，其顯著化則是在英國革命之後。
英國革命本身雖然並非基於一些抽象的理念。但是英國革命開啟了理念影響政治的時代。在英國革命過程中空前活躍的理念辯論，激活了影響後來諸多革命和國家建構努力的許多關鍵概念，而自由是其中最重要者。主導美國和法國革命的共和主義，其理念核心在於自由。“注釋◆◆◆26”正如阿倫特所說，革命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自由本源上顯然是革命性的。對自由的追求，在理性主義高揚的時代，必然表現為革命和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必然性”——對人的理性的自信與對人的需求的自覺這二者的結合使18世紀的西方成為理念決定行為的宏大試驗場。
這些理念的流行，最直接地反映了從中世紀邁向現代門檻的歐美社會的經濟基礎和階級結構的變化，但是反過來，它們卻比諸如經濟基礎和階級結構這樣深刻而晦暗的演變更容易被當今時代的人們所理解、共鳴和接受，更容易形成普遍的共識，更容易使人們感覺到對現實的不滿，更容易轉變為人們有意識的行動。這方麵的例子不勝枚舉：在美國和法國，革命並不全是由於真正的危機，而是由於觀念變革所造成的危機。“注釋◆◆◆27”理念對行動的決定並不僅僅局限在革命發生的短暫時期內，相反，它存在於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之中，直至今天。在自由成為人們普遍需求和普遍自由成為現實的可能的基礎上，一個社會的多數成員才有機會對政治權力的分配、經濟社會的模式、製度的選擇和國家的建構進行理念的辯論和競爭，並形成得到社會成員普遍或大體普遍共識的整體理念訴求，也即關於一個國家應該是什麼樣、未來走什麼道路的國家理念或國家夢。
第三節 理念國家的類型與案例
由於對中國和歐洲之外知識的局限，本文僅舉古希臘、羅馬和中國就理念國家的類型進行簡單的案例分析：小國寡民和民主參與的城邦政治理念決定著古希臘國家的構造；共和主義決定著羅馬共和國的製度選擇；中國諸子百家的爭鳴實際都圍繞著建立什麼樣的國家，特別是儒、法、道三家思想對中國帝國時期的國家建構起過巨大的作用。
這些案例與現代理念國家有一定的相似性，當然，要說差別還是能舉出很多。比如，首先，前現代國家本質上仍然是在與自然和他者鬥爭的生存共同體的基礎上產生的，理念的提出和實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自然產物，而且受到當時國家形態的局限。但是如果說古代國家理念不具有革命性顯然是不公平的，實際上在曆史上的國家形態演進過程中，理念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其次，前現代國家中，政治理念隻是一個封閉身份團體（如希臘）或具有一定流動性的精英階層（如羅馬的公民、中國的士人）的特權，從來都隻是統治階層內部爭論的對象，而最終共識也隻是在這個階層之內實現。然而，我們也不能說這一點是古代國家和現代國家之間的最大區別。現代理念國家的建構過程也是精英政治的結果，隻是實現共識的範圍與程度與古代國家相比有所增益。習慣於在當代和過去時代之間找出本質性差異是所有時代人的盲目自信所致，而習慣於在當代和過去之間追尋延續性也是習慣力量對人類智識和心理影響的結果。本文僅試圖探討現代理念國家現象，究竟它是現代的獨特事物還是自古存在暫不多論。
然而，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在理念方麵還是有一個區別不得不提。前現代國家理念共識的終極目標是秩序，用中國話說是大一統和千秋萬世，用西方古典政治學的話說是政體的穩定性。現代國家理念的爭論雖然沒有忽視秩序的問題（秩序仍然是政治的主要價值之一），比如美國開國之父們討論如何建立穩定的聯邦體製和毛澤東思索如何跳出曆史周期率針對的都是秩序問題。但是人的自由的實現、人的生存狀態獲得了比在古典政體理念中更高的位置，這是資本主義、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發展、以及現代印刷術和傳媒業的發展所共同導致的。同是精英政治，包括權貴的精英（如英美革命領導者）和奴隸的精英（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和東方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在內的精英分子，都要主動或被動地聲張自己代表大眾的利益，從大眾政治中尋找合法性。這一點可能是現代理念國家不同於前現代國家的重大區別。
與古代理念國家不同，現代國家在人的自由普遍實現（或具備了實現的可能性）的基礎上，已經不可能將政治理念問題局限在一個小的統治階層或精英群體內部。國家的建構模式必須要能夠得到全社會多數成員的支持，現代國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民主合法性的製約。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競爭和國家崛起戰略的實現也依賴於全體國民自願作出的奉獻和犧牲。因而，無論在國內製度建製上還是在對外戰略選擇上，國家都必須符合社會多數成員的理念的共識，否則共同體就無法存續。因而，作為一種現代普遍現象，所有能夠在現代世界體係中崛起的大國，均是基於某種理念前提的建構結果，即理念國家。
典型的理念國家案例可分為四類：理念原發型（英國），理念建國型（美國、法國以及正在建構之中的歐洲合眾國），精神抗爭型（二戰前的德國、冷戰結束前的俄羅斯），移植混合型（日本、中國等）。由於本文僅是一個探索性的論綱，不對這些案例進行深入探討，僅提要性地提出其作為理念國家的特質。
一、理念原發型
英國是此一類型的代表國家。一般認為英國走了一條漸進式改良的道路，似乎看不到理性主義在英國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身影。英國不是基於一種理念或一個教條而建國或革命，英國的曆史沒有發生顯而易見的斷裂，似乎一切國家製度、經濟社會政策和文化意識形態結構都是從中世紀末期自然地生長出來。英國近代化的曆史似乎是平滑的曆史演進的典範。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即使如此，也不應否認理念在英國曆史上的重大作用。
英國是本文意義上的理念國家的雛形，但並不典型。英國革命後建立的現代資產階級國家不同於其後一係列革命和戰爭所鍛造的國家，它不是理念先導，而是理念的塑造與國家建構的嚐試同步而行。正如英國史學家斯通所說，解釋英國革命發生的原因不可能避開經濟社會的觀點，但單純用宗教、憲法衝突觀點或經濟社會觀點去解釋英國革命是不夠的，17世紀的英國革命是長期的社會、經濟、思想發展的結果。“注釋◆◆◆28”理念的作用始終交織於經濟、社會、宗教、憲法、權力的鬥爭之中，並逐漸上升到顯著的地位，形成英國獨特的國家建構模式和政治文化。
理念在英國國家建構中的作用大致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17世紀英國革命者從基督教立場來論證他們的天賦權利與自由；另一方麵，從古典民主與共和製度中借用人民主權理論反對專製王權。“注釋◆◆◆29”這種以古喻今、六經注我式的理念引導後來也發生在美國和法國革命中。但英國革命沒有走入激進和極端主義的岔路，這有很多原因，其一英國強大的議會傳統製約了王權對革命的阻力；其二紅白玫瑰戰爭削弱了貴族階層，正如恩格斯所說：“對英國幸運的是，舊封建諸侯已經在薔薇戰爭中自相殘殺殆盡“注釋◆◆◆30”；其三英國階級結構複雜，17世紀上半期，大量新貴族和資產階級已經互相轉化，難以劃分清晰的陣營，也弱化了革命的激進性。
此外，英國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相比，有一個特殊之處。17世紀中葉，英國手工工場發展的水平還不如法國和荷蘭，但英國金融資產階級是最成熟最強有力的。金融資產階級的觀念對英國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弱化了新觀念與舊製度之間的張力。波考克發現，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的時期，“在日益私人化的商業社會裏，17世紀激進清教徒的末日救贖觀和共和主義德行觀與實際生活無法協調。”“注釋◆◆◆31”金融資產階級與輝格黨寡頭政府利益綁定，雙方需要可預期性，一方麵，政府的守信成為製度要求，另一方麵利益計算使欲望得以管理和預期，“於是英國18世紀出現大量論述欲望變得合理，自私可以開明的哲學著作”，如亞當·斯密。他們係統闡述的政治學構成了“輝格主義”的主流話語。“注釋◆◆◆32”於是，風尚取代宗教狂熱，文明變得日益精致，從而使古代德行變得沒有必要。“注釋◆◆◆33”革命潮落，英國成了“文明”國家的代言人。
因而，在英國革命的過程中，我們確實看不到某一種理念的領導作用，階級結構複雜、利益關係模糊以及政體方案和理念共識的嚐試性使得英國走了一條溫和而妥協的道路，最終金融資產階級占據優勢，直到今天的英國仍有這個曆史時期的遺響。在革命的過程中理念逐漸清晰，關於德行的爭論被代之以禮儀式的文明，這兩大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來的國家建構。英國革命中勝出的理念成了美、法革命的導火索；而以崇尚風尚禮儀為特點的“文明”提供了激發萊茵河以東各國革命的心理激勵。
二、理念建國型
美國和法國革命開啟了典型的理念國家建構曆史。黑格爾說：“自從太陽照耀在天空而行星環繞著太陽旋轉的時候起，人們還從未見過人用頭立地，即用思想立地並依照思想去構築現實。”“注釋◆◆◆34”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就是這種用思想立地並依照思想去構築現象的例子，“美國《獨立宣言》和1789年法國革命標誌著新時代的開端。”“注釋◆◆◆35”人們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關係頗有爭議。在革命與改良問題的爭論中，不少人將美國歸入英國改良模式一脈。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在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間作出明確區分。他讚成美國革命，是因為它是以英國傳統的自由觀念為基礎。反對法國大革命，是因為它以抽象的理性觀念為基礎。“注釋◆◆◆36”阿倫特則指出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一為社會革命、一為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的起因是同情，“同情對行動者的動機不起作用的革命隻有一次，那就是美國革命”。“注釋◆◆◆37”法國革命者“永遠被‘社會問題’的巨大緊迫性，即被貧苦大眾的幽靈所糾纏……在大眾滿載苦難的地方，不可能革命，也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注釋◆◆◆38”而美國革命的成功就在於它革命的目標並不明確，完全忽視了窮人以及種族問題的存在。“注釋◆◆◆39”托克維爾將美國革命與英、法革命相對比，發現相對於英國，美國代表著徹底的民主革命，相對於法國，美國又代表著徹底的非革命的民主。“注釋◆◆◆40”
美法兩國革命模式確實不同，但有一個相似點卻無法否認：兩國革命都是理念先導的。托克維爾關於法國革命前的專製統治並未壞到無法忍受的觀點已為人熟知；也有觀點認為美國革命也肇因於“危機想象”。來自歐陸的啟蒙思想和來自英國的革命實踐啟發了美法兩國的精英，他們的理念在革命生成的過程中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關注的主要是理念建國的視角，因而更加強調英國革命中產生的各種宗教和政治理念的影響。在英國的政治鬥爭中，受壓製的清教徒及共和主義者遷移到美洲和法國，成為這兩個國家精神上發生重大裂變的重要因素。“注釋◆◆◆41”
先來看美國，關於來自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存在著普遍共識，美國革命繼承並發展了歐洲啟蒙思想。“注釋◆◆◆42”但是，從美國革命中也可清晰地看到英國的影響。波考克認為美國人在立國的過程中從古典共和主義、英國反對派思想和英國憲法中吸收了營養。英國史學家戈登·伍德也發挖了輝格主義傳統和英國憲法對美國革命有重大影響。“注釋◆◆◆43”美國獨立宣言和費城憲法不是在充分的代表權基礎上誕生，而是一群獨立精英，基於價值觀的妥協和共識閉門締造的。這個憲政時刻產生的“人造國家”實際上是第一個“理念建國”的國家典型。固然人們一般認為，在革命之初，實際殖民地人民追求的不是獨立和自由，而是“無代表不征稅”的基本權利。但是革命過程之中，建國問題逐漸提上日程，這就是《獨立宣言》和《費城憲法》所體現的政治理念不同之原因所在。在立憲過程中，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的爭論實際上已經集中於共和主義，最終的共識是建立一個共和主義的精英國家，同時以憲法修正案的方式保留反聯邦黨人的訴求。這些訴求其實更多體現的是州一級的自主權而非個人的自由權利。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成為美國政治共識的基礎，產生了近代以來最強大的國家意識形態之一。此後林肯之所以能在違憲的情況下發動南北戰爭並取得勝利，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這個國家理念的普遍認可以及南北方共享的基督教觀念。
法國是第2個理念建國國家。啟蒙運動的老家在法國，其對革命發生的影響自然不可忽視。英國革命對法國也起到了重要的啟發作用，洛克式自由主義、議會對王權的製約等都投射到法國革命者的理念之中。第三等級的議會鬥爭在並非完全殘暴低效難以為繼的專製王權國家煽動起革命，其最初的目標似乎與理念無涉，無非新興資產階級追求與貴族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在這個過程中，混亂的局勢與法國人頭腦中的平等意識耦合，並以全新的、主要產生於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理念原則建立了共和國。用施米特的話說，法國革命即是“人民以其充分的意識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手中，對自身政治存在的類型和形式作出了自由決斷”的典型。這個以自由、平等和共和為基礎的國家夢支撐著共和國的五次重建，浴火重生。
歐盟雖然不是一個國家，但其理念建國的性質更加典型。為了解決德法矛盾、實現持久和平、應對歐洲衰落和美蘇崛起，歐洲一群政治精英主導開啟了一體化的過程。不少學者挖掘了“二戰”前的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經驗，但不可否認，統一的觀念遠遠強於統一的實踐。理念先行，通過功能主義合作來實現理念、塑造認同、最終追求立憲，是歐洲一體化的最大特點。
三、精神抗爭型
此類的代表國家是“二戰”前的德國和冷戰結束前的俄羅斯。與美國、法國不同，德國、俄羅斯不是簡單地受英國革命實踐和歐洲啟蒙運動的理念啟發而開啟理念國家建構過程。相反，德、俄的國家建構帶有明顯的精神抗爭的色彩。來自“西方”（包括英、法、美）的理念不僅僅是模仿的對象和實踐的指導，也是霸權的象征和反抗的標靶。正因為如此，德、俄國家建構中的理念因素更強大，“主義”的力量更驚人——隻是非“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精神抗爭型理念國家建構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對理性主義的複雜態度。英國理性主義與政治改良的攜手共進和美、法革命中革命原則對國家建構的先導和指引都體現了理性主義在國家建構中的巨大作用。理性主義所具有的普世性和進步性特征決定了經過理性主義改造的國家不僅自居於進步的潮頭，更以普遍主義的眼光看待他者。這是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文明史觀的曆史源頭和邏輯起點。理性主義革命的耀眼光芒和英、美、法嶄新的憲政國家製度一方麵啟發了中歐和東歐的思想精英，同時也製造了令人不快的等級性和自卑感。因而，第三波理念國家建構就是在這種既羨慕理性主義的進步和文明、又不滿於理性主義的自滿和絕對的心理情境下發生的。
德國狂飆突進運動、唯心主義、浪漫主義以及曆史主義的發生都與這種心理情境有密切的關聯。德國追求建立理念國家的過程與英、美、法都有巨大不同。英、美、法革命之際不存在比其更“先進”、更“文明”的鄰居（雖然英國革命發生在先，但美、法革命者以對其徹底性的批判建立了自信）。德國不僅麵臨著非常不利的文明落差，還困擾於國家統一的苦惱，因而其國家理念存在著巨大的內在矛盾和張力：一方麵，理性主義的進步要素——人權、自由、平等——無疑是革命的目標，另一方麵，這些要素的代表者（如拿破侖法國）卻威脅到德國的利益和尊嚴；一方麵，思想精英希望像其在美國、法國的同類一樣能夠開啟並完成一場革命，另一方麵，市民階級的軟弱和知識分子的無力（他們不像法國的百科全書派那樣能夠躋身於宮廷和社會上層）決定了他們要麼依賴王權、要麼轉而尋求純精神的建樹，因而形不成一支具有共識的理論力量。德國思想中存在著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普遍主義和曆史主義、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互相交叉對立的複雜結構，沒有哪一種理念能夠占壓倒優勢，這種情況給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逐漸占據霸權地位騰出了空間。最終，德國的理念國家建構走向了極端的理性主義和極端的非理性主義的扭曲結合，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壓製了代表進步與文明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理念，導向一種最終破產的國家建構模式。“二戰”結束之後，德國是通過向西方自由民主體製的完全臣服和虛心融入歐洲的姿態獲得了再次統一和崛起的機會。
俄羅斯理念國家建構的過程與德國相似。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東正教地區在西方眼中更是野蠻的代名詞。彼得大帝改革是理念建構國家的第一次努力，但結果隻是使俄羅斯成為軍事強權，未能完成理性主義現代國家的建構，也未改變其在西方人眼中的野蠻身份。19世紀，受到西方政治理念啟發和激勵的俄國知識分子推動了新的現代國家建構努力。俄國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因而與德國文化有著深層的聯係。“注釋◆◆◆44”俄國的抗爭路徑與德國不同，它不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一種與西方文明史觀同量級、同樣具有普世性的革命性價值體係來取而代之。它爭的不是國家權力和霸權興衰，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專政權力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從戰略上講，這遠比德國式的反抗更有威力，因為它不僅在外部與西方形成競爭，更在內部給西方帶來危機（共產主義運動將縱向的地緣邊界建構為橫向的階級邊界，西方的反應同樣試圖將該橫向邊界重新解構為縱向的地緣邊界，隻是將文明與野蠻的邊界由法德之間推到德俄之間）。當然，“俄國·蘇聯”的抗爭型理念國家建構不是一帆風順，外部力量的絞殺和孤立、內部封建專製傳統和蘇聯共產主義體製對自由的過分壓製最終使該國走向解體。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仍處於新的國家理念的探索過程之中。
四、移植混合型
日本和中國均在不同程度上歸屬這一類型。日本遭遇西方文明衝擊之後，經過短暫不成功的排斥，迅速轉而全麵擁抱西方。先是熱情擁抱荷蘭文化，柏裏叩關後進一步向西方文化敞開胸懷。日本在理念建國和現代化的過程中遭遇過一定程度上與德國和俄羅斯相類似的心理階段，但除了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30年代間隨著與西方列強矛盾加劇和內部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對西方現代民主、自由價值的排斥，以及20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上升導致的對德國法西斯式道路的模仿之外，明治以後的大多數時間裏，日本國家建構的主流還是全盤移植西方文明。但無論是學習荷蘭、德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日本的目的都是功利性的，對西方的模仿和移植多在器物層麵。從這一點來看，“二戰”前的日本，理念建國的意味並不強烈。“二戰”後，日本的建國過程中體現了更多的理念建國性質，但主要是外來強加，所以進行比較研究的價值有限。
中國在不同程度經曆了上述各種理念建國模式。清季曾夢想工業強國、海軍強國、立憲強國，一步步地傾向於全麵移植。辛亥革命采取了“理念締造”模式，以三民主義奠立中華民國，但從未真正實現。20世紀20-40年代，國共兩黨都學習了德國模式和蘇聯模式的不同方麵，接近於精神抗爭型。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共產黨完全采取了蘇聯的精神抗爭道路，反帝反封，成功以主義立國，之後雖走了一係列彎路，但成功實現了國家的建構和崛起。改革開放後學習西方經驗。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成功和社會發展，一定程度上歸功於“不爭論”的實用主義政策。但是悖論的是，正是經濟成功和新社會矛盾的出現，使“不爭論”麵臨困境。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爭論一直升溫，體現了在理念問題上共識的缺乏和立場的多元。官方意識形態的保守和非官方觀念的亂戰狀態導致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基本理念尚未浮出水麵，從理念國家的角度看，是中國未來穩定和崛起的一個消極因素。“國家夢”的熱議和革命與改良問題的討論正是這樣一種局麵的反映。
第四節 立憲之後：理念國家成敗取決於理念共識
回顧理念國家的曆史並進行類型學分析不是本文要完成的任務。對中國當前具有借鑒意義的是這些理念國家成敗的原因和機製：為何美國在追求國家理念的道路上越來越強大，最終占據國際政治霸權地位，但同時卻在世界上處處樹敵，國內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為何德國卻越走越偏，最終與人類基本倫理相背離，不得不徹底臣服於美國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才走出戰敗陰影，重塑大國地位？為何蘇聯曾經迅速崛起，但最終在冷戰中敗北？為何歐洲國家不同的經濟社會模式在經濟和金融危機中表現截然不同？為何中國經濟連續30多年持續高速增長，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卻遭遇諸多問題？歸根到底，國家的成敗取決於是否形成了一種長期的共識理念，得以凝聚社會的力量以服務於國家崛起和國家實現民族或人民所願望的生活方式的目標。
前麵對理念國家案例的簡單梳理並沒有區分“立憲時刻”和國家崛起的漫長過程。所謂立憲時刻，是指該國人民依據某種理念來決定國家基本構成和性質的過程。在文首提到的革命與改良問題的爭論中，所謂激進還是漸進，指的就是這個立憲時刻的實現方式。這個過程在有的國家通過緩慢漸進、逐漸實現，在有的國家得以迅速完成、一蹴而就，在有的國家則經曆了痛苦的反複和磨難，如恩格斯所說，為達到革命的目的，革命必須遠遠地超出這一目的，之後必然產生反動，而反動又會超出限度，“經過多次動蕩以後，新的重心終於確立”。“注釋◆◆◆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