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參觀《複興之路》展覽，習近平在講話中闡述了“中國夢”。“中國夢”一時成為廣為關注的熱詞，因為它呼應了當代中國人的普遍心態，也指向了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一種期許。然而“中國夢”本身卻不是剛剛出現的新事物，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注釋◆◆◆1”
“國家夢”不是一個新事物，曾經最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美國夢”不僅支撐了美國的建國、崛起，而且通過學理的思辨和文藝作品的闡釋傳向世界，形成美國國家軟權力的重要資源。法國能夠一次次突破被打斷的曆史，重建共和國的光榮，正是基於執著的啟蒙夢想；德國在追求統一和崛起的道路上曆經曲折，最終能夠正視曆史，實現統一、繁榮和民主，也是三百年民族夢想的結晶。可以說，現代國家建構和國際關係也是一部探索正確的國家夢、實現國家夢、調適與他國夢想關係的曆史。
國家夢不是一個空洞的說辭，它是一個國家人民對理想生活狀態的全方位的理念和意誌的綜合體。國家夢的現實性和可能性建基於現代主要國家均為“理念國家”這一事實。理念國家，是指由一個民族或人民依據一套理念而建立起來的理性主義國家，是現代憲政民族國家的主要形式。理念國家不是基於本質主義因素的曆史、文化、種族國家，區別於曆史上的城邦、帝國和近代君主國以及古代中國這樣的文明傳續千年不絕的文明國家，其建構過程體現了人類精神對曆史的巨大形塑作用。
在理念國家建構和發展的過程中，理念的爭論和共識的形成對國家命運和社會發展道路發揮著巨大作用。理念國家能否成功建構並順利實現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國內理念共識，也決定於該理念共識與世界主流理念和他國理念共識之間的關係。本文提出理念國家概念並不是要否認對現代國家建構和國家崛起的其他解釋方法，而是要特別強調人的精神和意誌對國家建構的作用，並以曆史的視角回顧現代主要大國基於理念和夢想實現崛起的曆程，辨析不同國家理念的利與弊，探討理念共識對於國家理念實現和國家崛起的決定性作用。限於思考的不成熟和篇幅的限製，本文不希圖提出一個完美的理論框架，隻是進行提綱性的思考，嚐試引出對該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以拋磚引玉。
本文首先圍繞近年來熱議的革命與改良問題做一評論，借以引出理念國家和理念共識的概念，其次對理念國家的概念和案例進行粗淺探討，以進一步討論該問題的綱要，最後提出理念共識在理念國家建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試圖提供一個觀察當代中國命運的新角度。
第一節 革命與改良之爭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關於革命與改良命題的討論一直存在。近兩年來圍繞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坊間流傳的關於托克維爾名著《舊製度與大革命》的話題而起的討論又一次引發了關於革命問題的熱議。這些討論基於對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的反思，著眼於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解決出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這些討論本身存在著偏差，忽視了許多看待曆史的重要視角。
在當前的討論中，無論是激進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左派還是右派，在討論中存在著一些共同假設：首先，將以英國為典型的漸進式改良（有的還包括美國式的革命）和法國為典型的激進革命視為對立的道路。其次，隻談論革命與改良這兩種可能性。雖然類型方法不同，但不管是革命與改革、激進與漸進、還是暴力與非暴力，均存在二分法傾向，同時將革命與改革或至少其中之一看作是可以主觀欲求的方案。“注釋◆◆◆2”最後，認為中國麵臨著革命與改革的二元可能。而這些討論所留下的問題遠比其所試圖解答的問題要多。
首先，英國漸進模式與法國激進模式不可簡單對立。模式的對立符合人們尋求簡單化解釋的思維隋性。但曆史卻並非如此涇渭分明。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異同並非簡單的漸進與激進之對立可以描述。正如馬克思針對基佐所做的評論：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思想恰巧來自英國，而且“法國革命最初也像英國革命那樣保守，甚至比英國保守得多”。“注釋◆◆◆3”英、法革命精英的思想對立也不完全基於兩種模式的對立。“注釋◆◆◆4”英國革命本身也存在著不同的模式，例如英國史學界普遍認為英國革命中實際存在著兩個革命，一個是溫和的和改良的，另一個是激進的、革命的。第一個革命將政權轉交給了有財產的人，第二個革命雖未發生，卻使人一直感到它的威脅，可能會建立財產公有和廣泛的民主。“注釋◆◆◆5”因而，把不同模式對立的表象視為英國與大陸政治傳統和政治思想差異的必然結果，甚至標簽化為“盧梭vs伯克”或“盧梭vs羅伯斯庇爾”，“注釋◆◆◆6”殊不可取。
近年的討論也多將美國革命視作英國一係。“注釋◆◆◆7”但實際上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間也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是同一時代背景下的雙胞產兒。在英國近代政治鬥爭中，受排擠的清教徒及共和主義者遷移到美洲和法國，成為這兩個國家精神上發生重大裂變的重要因素。這些國家的政治進化不是在孤立的環境中發生，而是一個連鎖反應。從一個方麵講，英國與美國有類似之處，美國的革命主要是一場獨立革命，國內政治鬥爭通過“放逐—流亡”的方式解決。類似於英國清教徒被排擠到北美，北美的輝格黨人在獨立戰爭中逃亡到英國。因而英美都是通過對某一派的肉體驅逐而實現價值的共識。從第二方麵講，法國與美國也有類似之處。法國是受到美國式建國理念的鼓勵，不耐煩冗長繁雜的政治妥協，試圖通過一舉之義終極解決問題。從第三方麵講，則英國與法國又有類似，即都砍掉了國王腦袋，不同出現於砍頭之後。英國和平實現了利益妥協和意見共識，法國則隻有通過肉體消滅來實現。因而，恢複了曆史的複雜性，可見問題根本不在於漸進還是激進，革命的具體運行方式隻是症候。
相反，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卻能產生全新的印象。人類文明史上的原始創新非常罕見，多數文明現象都是在一個地方產生而通過模仿大規模擴散。國家形態和國家製度也是如此。英國革命砍掉查理一世腦袋之後，雖然很快恢複了君主，建立了君主立憲製。但是英國革命通過國家競爭和理念創新兩個層麵將新的理念映射到其他民族的觀念中。所謂國家競爭，是指較優的國家製度有利於國家利益的實現，特別是有利於贏得生存鬥爭，因而引起他國的模仿。“注釋◆◆◆8”所謂理念創新，是指顛覆君主製的可能性。這在英國隻體現為一個實踐，而在其他國家則成為一個理念。一般認為理性主義來自法國大革命，實際上法國大革命的理性主義也受到英國政治實踐的激發。
因而，將西方國家追求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分為激進與漸進模式，不僅掩蓋了它們不同於曆史上其他時期國家建構模式的共性，也忽視了實踐（或經驗）立國者和理念建國者之間的代際延襲關係。這種共性和親緣關係即體現在本文的第一個關鍵詞——“理念國家”之中。
其次，革命與改良、暴力與非暴力的二分法本身在真實的曆史中難以成立。這種二分法無非是受到柏克、托克維爾等的相關論述的啟發。柏克基於英國光榮革命的改良道路，指責法國大革命摧毀了傳統。“注釋◆◆◆9”托克維爾雖然對革命頗有微辭，但承認革命的必然性和價值。“注釋◆◆◆10”當然，也有學者，如查爾斯·梯利，持相反的看法，認為法國革命的模式更有效。這些辯論本身就製造了路徑依賴。似乎近代曆史的演進就在革命與改良二端之間。然而，即使真是在這二端之間，那麼兩極之間的各種混合和變種形式也值得引起關注，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經曆了不同現代化道路嚐試的國家。
當前關於革命問題的討論少數涉及了日本，多未涉及德國、意大利等。其實日本名為維新，實則通過戰爭解決問題；德國、意大利都經曆了1848年革命，“注釋◆◆◆11”究竟算不算革命？羅馬進軍、納粹黨運動都沒有通過暴力革命奪權，究竟算不算改革？俾斯麥的王朝戰爭、加裏波第的統一戰爭、基爾水兵起義，又將如何定義？朱學勤的革命1.0、2.0、3.0版的說法在歐洲曆史上實難按圖索驥，對號入座。避而不談這些問題，說明討論者可能是在為自己的政治訴求而裁剪曆史。因而關於革命問題的討論，在典型的革命和改良案例之外，忽視了大量的國家建構案例，忽視了德國、俄羅斯、日本、中國等被動回應型國家的建構模式，而它們都屬於“理念國家”。
再次，革命和改良隻是社會觀念和意誌實現的一種手段，是物質和精神兩方麵運動的必然結果。不關注一個國家內部理念共識形成的狀況對國家建構模式的決定性影響，無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無論革命還是改良，隻是一個結果。而導致這個結果的複雜而漫長的力量博弈和心路曆程是解讀現代西方國家建構的真正鑰匙所在。一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混雜著不同階層、階級的意誌，糾結著來自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價值傾向，這些意誌和價值有不同的相互作用方式，最後產生了不同的結局：或是某種意誌和價值的贏家通吃，或是某些意誌和價值的不同妥協形式。這種階級鬥爭和觀念鬥爭的結果形成了一個國家的觀念格局，也即本文的第二個關鍵詞“理念共識”。觀念格局或理念共識決定了一國采取什麼樣的政治模式來實現民族精神。
僅從物質層麵來討論革命和改良的問題，例如從教條階級分析法或精英主義視角來看待曆史，有一定解釋力：首先，關於革命的必要性問題，從教條階級分析法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能夠容納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能夠主持不同階級意誌和價值的妥協，那麼通過革命來推翻現行體製就不是必需的手段。例如英國強大的議會傳統使市民階級的利益得以表達，同時通過社會改革和殖民帝國提供的資源，緩和了階級矛盾，所以不必革命，或革命不必是顛覆性的。用精英主義視角來看，如果精英的體製能夠維持或精英與大眾能夠達成妥協，就會保持理性的精神，否則就會發生革命性變革。例如法國，專製王權的強大，人民陷於普遍的奴役狀態，成為歐克肖特所說的由“不成功的個人”所產生的“反個人”，“注釋◆◆◆12”成為尼采所說的“奴隸的道德”。這種反個人的人對平等、團結的共同體的追求就會演變為對革命和極權的要求。其次，從革命的可能性來看，首先需要革命的領導者，抱有類似革命訴求的精英群體，而且其階級意識能夠通過教育和代言成為全社會的基本共識，其次需要找到同盟，才會發生革命，或至少成功的革命。法國革命之可能，乃由於存在著與資產階級相對的形成聯盟的“第三等級”，而德國1848年革命則既缺乏強有力的市民階層，也缺乏能夠動員的社會大眾。“注釋◆◆◆13”
從這些觀點出發，庶幾可以解釋革命現象中的部分問題。用來關照當下中國，也有可能得出一些有價值的判斷。但僅僅強調這個層次肯定是不夠的。本文認為，理解歐美曆史上發生的革命與改革的各種混合交錯的案例，不應該忽視精神的層麵，也即觀念格局或理念共識角度的解讀。
理念共識產生於辯論、說服和意識形態教育，當一個民族的主流觀念認為自己需要什麼的時候，他真的需要什麼已經不重要了。而這種需要是最終決定手段——不管是革命還是改良——的因素。例如，德國現代國家建構包含著不同的利益和觀念訴求。德意誌各邦王室認同法國文明，沉迷於宮廷文化的優雅之中。市民階層軟弱無力，既無法影響統治者又無法進入精英圈子，於是產生了自卑而又強烈的自我意識，以“文化”概念來挑戰西方的“文明”史觀，以唯心主義批判英國的實證主義。無產階級力量分散，希望通過與市民階級的聯合來追求解放。但國家的統一又是各階層共同的願望，於是逐漸成了德國的理念共識，一種不同於英、法的觀念格局。19世紀的德國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三分天下。“注釋◆◆◆14”然民族主義最為強勁。雖然有試圖將這些觀念進行良性整合的精英努力，“注釋◆◆◆15”但由於特殊的國家統一過程和始終存在的國際壓力，這些觀念最終以一種惡性的方式實現整合，即“國家社會主義”。了解了民族主義占主導的理念共識，就可以理解德國曆史上的革命與改良的交錯。當各邦無法實現民族統一時，革命不斷爆發。而當普魯士提供了統一國家的期望時，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潮流都主動讓位於民族主義，造就了第二帝國充滿著改良的黃金時期。當帝國在“一戰”中戰敗，革命再次爆發並推翻皇帝。魏瑪共和國的失敗也是由於未能滿足民族主義的訴求，凡爾塞條約的苛刻條款使魏瑪共和國受到出賣民族利益和尊嚴的詆毀，憲法隨即失敗。德共在“一戰”前第二國際爭論中的立場和30年代抵製納粹進攻的軟弱無力，根本上都是由於這個觀念格局。納粹的軍事勝利使德國各階層都不得不接受對自由乃至人道的壓製。“二戰”後的德國為了再次統一的夢想，無條件地向自由民主製度和歐洲一體化低頭，並最終實現國家再次統一的崛起。德國的例子說明，革命與改良不是好的劃分方法，它們隻是“理念國家”在追求精神實現、追求一個作為“表象和意誌的世界”的實現的過程中不同的工具而已，有力地證明了革命/改良二分法或暴力/非暴力二分法的謬誤。
最後，革命與改良之外還有第三種可能。上麵的討論雖然批判了革命/改良二分法，但討論的依然是革命和改良這兩個對命題。那麼是否它們真的是一對命題、是一種觀念格局和理念共識推動的僅有兩種選項呢？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德國的道路選擇將主要是德國人民的事情，不管革命還是改良，都不必然導致德國成為歐洲戰爭的發源地，並進而成為歐洲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德國問題”。現代國家成長過程受外部環境的刺激，也會將其影響反饋回國際環境。正如伊格爾斯所說，德國的國家崛起過程始終籠罩在外交問題的陰影下。這直接導致德國在追求國家崛起過程中，外交問題始終與國內政治辯論糾結在一起，如上一小節所述，對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的關切始終影響著國內政治道路和觀念結構的構成。同時，由於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的競爭，觀念和製度問題也依附於國際關係，直至扭曲了本國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正常演進渠道。正如盧卡奇所指出的，西方對自由和民主的批判被德國用來作為德國不需要實現自由和民主的論據。國際環境越惡化，這種趨勢就越強。最終，在強鄰包圍的地緣恐慌和曆史悲情之中，德國走了既非革命又非改良的第三條道路——納粹的軍國主義擴張。
對中國來講，社會能夠自發開始漸近式改良固然是理想圖景，但革命和改良之外，並非沒有第三種可能。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上升而來的，也有民族主義的潛流。在中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話語競爭，往往是以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劃線而終。
第二節 理念國家：理解現代國家建構的新視角
從前麵討論可見，關於革命與改良主題的討論實際上涉及到現代國家建構和國家崛起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討論引出了“理念國家”和“理念共識”的概念。本文認為，認識現代國家建構和國家崛起，不能形而上地從某種具體的實踐路徑入手，陷入兩分法的模式陷阱。而應該意識到，現代國家發展是一個有機的過程，不同國家的命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如同人在社會中成長並社會化一樣，國家也是在國際社會中發展並被社會化的。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不同，是理念的產物並非唯心主義意義上的，而是指物質曆史因素決定一個民族的精神實質，反過來決定了她需要什麼、追求什麼、最終得到什麼，“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注釋◆◆◆16”。正如阿倫特深刻指出的那樣，“共和國的降臨不是基於‘曆史的必然性’，也不是基於有機體的進化，而是基於一種深思熟慮之舉：以自由立國。”“注釋◆◆◆17”本文將現代國家定義為“理念國家”。理念國家最終采取的實踐路徑取決於民族“理念共識”的實現情況——能否以及如何實現共識、實現了多大程度的共識和共識的演變。能夠成功崛起的國家都是在曆史上以各自的方式形成了高度的理念共識，該共識與現代生產方式、該國階級力量對比相符合，並且能夠與其他國家的共識相容共存。
人類政治共同體在很長階段內以國家的形式存在，但前現代的國家大多是“本質主義”的國家，即隨著生存鬥爭、經濟交往、軍事征服和地理擴張而產生的自然的國家形態。這樣的國家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基礎，但僅僅提供了物質的舞台和文化的紐帶而已。在能夠崛起或實現成功發展的現代國家中，絕大多數是基於某種精神理念或價值追求，即“理念國家”。
人們普遍同意，不了解一個人的精神特質（包括其性格形成的背景、其倫理觀念、其價值導向），僅從其行為和關係無法客觀地理解一個人。然而，現代社會科學卻滿足於僅從國家的行為和關係來理解國家現象。國家決不僅僅是一個利益與偏好鮮明的理性行為體（如美國國際關係學所假定的），一個價值無涉的功能機器或政治係統（如行為主義比較政治學所看到的），甚至一個階級統治工具（如西馬政治學所論）或利益博弈平台（如多元主義所認為的）。國家也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所有人的追求的結果，盡管可能不符合其中任何一個人的願望；它是一種曆史、一種文化的結晶，體現了該社會、民族成員不同的乃至衝突的理念與夢想的綜合實現，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國家可以要求其成員以生命來捍衛，而這種犧牲的義務迄今在多數國家沒有受到根本的質疑。不同於教條物質主義的解釋，任何科學的曆史觀都不能否認一個民族精神因素（國家理念）對現代國家建構的重大作用。
這種觀點似乎很容易與唯心主義哲學混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較早關注精神在曆史中的決定作用。黑格爾就認為曆史是不同的民族精神的辯證過程。一個民族所有文治武功的根源是其精神——民族精神（Volksgeit）。一個時期的抽象觀念並不完全像現實主義者或唯物主義者所想的那樣，是由曆史學家和哲學家們通過對具體情節的事後分析建立起來的。恰恰相反，歸根結底是作為本質實在的民族精神醞釀了種種製度，啟迪了該時代的種種活動。例如抽象的個體性原則使羅馬人與眾不同，抽象的自由原則激發了法國大革命。“注釋◆◆◆18”唯心主義受到無數現代思想家的批駁，但實際上黑格爾並未完全忽視客觀性，他曾說與客觀性脫節的精神沒有價值，精神需要事物。“注釋◆◆◆19”賀麟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譯者導言中也批評黑格爾對日耳曼前途隻能表示一些唯心主義的樂觀，隻是相信渺茫的日耳曼精神，而沒有現實的和實踐的基礎。“注釋◆◆◆20”這個批評不盡客觀，事實上黑格爾富有預見性地指出了這個國家日後發展道路的密碼——逐漸形成的理念共識，一種不再渺茫的日耳曼精神。它不僅有了現實和實踐的基礎，而且成為主導德國建國和崛起的關鍵因素。隻是黑格爾並沒有能夠預見這種日耳曼精神是什麼樣的，給德國和世界帶來了什麼後果。理念國家的觀點不同於唯心主義，相反，它是在承認物質曆史的根本作用的前提下特別強調人類精神和意誌對曆史的塑造作用，並更進一步堅持一個時代的人的精神和意誌本身也是客觀因素的結果。
這種觀點也很容易被指責為意識形態決定論。如歐克肖特所說，現代政治的困境，並非如列奧·施特勞斯等人所認為的那樣，是由於相對主義，而是由於意識形態。四個世紀以來，人們熱衷於按照種種意識形態建造通天塔，從來就沒有失去過對某種意識形態的信仰。“注釋◆◆◆21”他認為先有政治活動，後有政治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政治觀在嚴格意義上有本末倒置的毛病。意識形態隻是政治行動的抽象或縮寫。“注釋◆◆◆22”但問題在於意識形態如何定義。歐克肖特自己也承認政治不是做當下想做的事，而總是一種追求，總包含有待追求和實現的目的；但這目的不是經驗中已經有的，而是在我們的曆史經驗或傳統中暗示的。這就是歐氏主張的暗示的政治觀，即政治是“追求暗示”（the pursuit of intimation）。既然是暗示，當然不可能是純粹經驗的概括或歸納，不是什麼“邏輯蘊涵”或“必然結果”，而是需要通過對曆史經驗的曆練加以顯明和闡發。但這種體悟和闡發不是純粹的理智活動或知識過程，更不是一般經驗，而是生存實踐的過程。“注釋◆◆◆23”因而，奧氏也承認，“在政治上，每件事情都是作為結果發生的事情，都是追求”，當然，他認為“不是追求夢想或一般原則，而是追求一種暗示”。“注釋◆◆◆24”因而，理念國家的觀點不同於唯心主義或意識形態決定論（也不同於18世紀政治哲學把國家形成建立在自然權利觀念之上的觀點）。首先，它基於三百年來世界曆史的歸納。其次，它所指的理念是由一個民族的現實生活決定的，不是憑空而來的幻想。再次，它所強調的理念決定是指人的認識、願望和意誌的能動作用，決無任何玄學色彩。最後，它不否認曆史唯物主義，隻是在此基礎上更強調精神對物質發生反作用的階段。正如伯林所說，觀念史家會感到無法逃避根據某種模式來感知材料。這並不意味著同意任何形式的黑格爾教條，即法則與形而上學原理在曆史中的主導作用。相反，人之所以能夠用理性來發現曆史中的模式，恰恰因為曆史不僅僅是事物客觀邏輯的機械發展，而是在極大程度上體現了人的精神能動性（也就是說，人對曆史的理解和對曆史的創造背後有著相似的邏輯）。馮克利先生指出，曆史的解釋不僅需要方法，更需要“移情的理解”。“注釋◆◆◆25”所以正是由於每個人都能體會到精神在人的行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能夠合理地設想社會和民族的群體精神結構和理念目標在國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