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美國夢”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可以發現，它和美國一樣，得益於一種移民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先有“美國夢”而後有美國人。正如美國曆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James Adams）在1931年出版的《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中對“美國夢”的定義：“‘美國夢’就是夢想中的這樣一片土地，在那上麵每個人都可以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圓滿，並且那些有能力或者成就的人總是充滿機會，這是一個讓歐洲上層階級無法完全理解的夢想，甚至我們國家中的大部分人對他感到厭倦和不信任。這不僅僅是擁有汽車和高薪水的夢想，而是一個社會秩序，無論其出生情況或者地點所帶來的任何條件，能使男人和婦女都可以獲得充分的地位，他們每個人的潛力都能得到充分發揮，為他人所認可。”“注釋◆◆◆54”“美國夢”將個人價值與個人奮鬥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但這往往使得在美國的現實社會中，“自力更生和獨立自主會變成自私自利和無法無天，雄心抱負變成貪婪和一種不惜一切代價獲取成功的狂熱欲望”。“注釋◆◆◆55”曾經令全世界欽羨的“美國夢”，如今遭遇一係列挑戰：
第一，私有財產被看作通向個人自由的通行證。一個人擁有的財產越多，就越能具備自主權和流動性，越不依靠別人或受惠於他人，也越不臣服於環境。財富愈多，個人就愈加自由獨立。因此，確保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同時，也讓美國人為此付出了代價，如美國把全世界都當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而肆無忌憚地發動了諸多戰爭，槍支保護了美國私有財產也讓美國人付出了生命代價。
第二，財富帶來排他性，排他性帶來安全。財產是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邊界，個人聚斂巨大財富的成功被當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標準。財富愈多愈是與眾不同，愈有社會地位，就愈安全。正如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尖銳地指出，“我還不曉得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人民是如此地熱愛財富，而維持財富平等的理論則被人民所強烈藐視。”“注釋◆◆◆56”
第三，人們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自主，過度消費，縱容各種欲望，浪費地球的豐饒。社會鼓勵不受限製的經濟增長，強者受獎賞，弱者被邊緣化。美國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選民，因此有資格獲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額的地球財富。如今，美國人消費了多達1/3的世界能源，還有數額驚人的其他地球資源，盡管他們的人數隻占世界人口總數不足5%。
第四，一切活動都圍繞著占有、分配資本及保護私人財產權利展開，民權、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設計為使財產利益增值。據統計，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的財富超過了全體國民財富的60%，2010年美國的基尼係數達到了0.46，這在幾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美國夢”就是以“最大自由去掙最多的錢”。“注釋◆◆◆57”
“美國夢”無條件地肯定了個人自由和個人成功，於是，一切妨害個人自由的事或人就都是敵對方，甚至所有與美國不同的社會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對自由的潛在威脅。因此，“美國夢”不可能是個普遍有效的夢，因為不存在一個社會空間足以讓每個人都獲得成功，在邏輯上說，“美國夢”永遠隻能是“某些人”的夢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夢，“美國夢”的深層意義就是一個粉碎他人的夢想而成就自己夢想的夢。“注釋◆◆◆58”
與此同時，美國一直致力於建立“美國治理下的世界和平”，在追求本國成功的同時卻將發展成本大量地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和地區，通過其強勢主導的世界金融體係以及國家安全格局等，使得全世界的資源成為實現“美國夢”的基礎。但美國對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困難、貧困、汙染和社會問題都極力“推卸責任”，這些困難反而成為美國指責各國政府的借口。因此，從本質上說，“美國夢”是一個為美國自己謀幸福的夢。文化史學家伊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曾形容“美國夢”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遍野屍骸上的國王。”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大程度上，‘美國夢’深陷於分離和孤立的‘死本能’之中。”“注釋◆◆◆59”
二、歐洲夢：期冀更好生活方式和更高生活品質
“歐洲夢”是一種新的曆史觀，根據這種曆史觀，以物質為基礎的“現代發展觀”本身受到修正，這是一個基於“生活質量”而非個人無限財富聚斂的“可持續性的文明”。它呼喚人類社會進入具有包容性、多樣性、生活質量、可持續性、普遍人權、自然權利和全球和平的新紀元。
“歐洲夢”強調“包容性”和“多樣性”，希望營造每個人都被包容、沒有人被遺忘在路邊的世界。獲得自由，意味著能夠進入到與他人之間無數種彼此依賴的關係之中。一個人有途徑進入越多的共同體，就有越多的選擇權，關係帶來包容性，包容性帶來安全。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3年展開的調查，每個歐洲國家裏都有多數人聲稱，他們“相信，與保證個人不受政府幹涉、自由地追求目標相比，政府更重要的使命是保證沒有人生活匱乏”。在世界上所有富裕國家的國民中，隻有多數美國人（大約58%）聲稱，他們更加關心，“保證個人不受政府幹涉，自由地追求目標。”但隻有34%的美國人說，更重要的是政府“采取積極態度，保證沒有人生活匱乏”。相似的是，當涉及向貧困的他國增加援助時，蓋洛普機構（The Gallup Organization）2002年開展的調查顯示，幾乎70%的歐洲人相信，應該向貧困國家增加經濟援助，而幾乎一半的美國人相信，富國已經給得太多了。
“歐洲夢”追求“生活質量”和“可持續性”。所謂“生活質量”，就是“實際生活條件”以及“公民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如健康、社會關係、自然環境的質量等。“可持續性”的全球發展目標則是：將人類的生產和消費與自然界的能力聯係在一起，通過廢品利用和資源的重新補充、不斷再生，產出高質量的生活。在這樣一個可持續的、保持穩定的發展狀態下，重要的並非個人的物質積累，而是自我修養；並非聚斂物質財富，而是精神的提升；並非拓寬疆土，而是拓寬人類的同情。歐洲人同樣想要與全球聯係，但不喪失他們的文化身份和鄉土感。他們在關聯而非自主中發現了自由。他們尋求在此時此地擁有良好的生活質量，這對他們來說也意味著和地球建立起可持續的關係，保護後來者的利益。80%的歐洲人說，他們生活幸福；而當問到他們20世紀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麼的時候，在11項遺產的清單上，58%的歐洲人選擇“生活質量”。同時，69%的歐洲公民相信，環境保護是迫在眉睫的使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隻有1/4的美國人對環境危機感到焦慮。相比較，56%的歐洲人說：“倘若我們要阻止環境進一步惡化，就有必要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和發展方式。”這使歐洲整體成為國際社會中對可持續發展最熱烈的支持者。
“歐洲夢”倡導“工作是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為了工作”，盡管工作對他們的生活至關重要，但卻不足以定義他們的存在。歐洲人把深度遊戲、社會資本和社會凝聚力都置於職業之上。當問到對他們來說哪些價值觀是極端或非常重要的時候，95%的歐洲人把“幫助他人”放在了優先考慮的項目之首。92%的人說，“按照人們本來麵目尊重他們”是極端或非常重要的；84%的人說，他們十分重視“從事於創造更好的社會”；79%的人重視“為個人發展投入更多的時間和努力”；而隻有不到一半（49%）的人說，“掙一大堆錢”是極端或非常重要的——這就把“經濟成功”定位在了調查列出的八種價值之末。“注釋◆◆◆60”
概括來講，“歐洲夢”強調共同體中的互相依賴而不是個體的絕對獨立自主，強調文化多樣性而不是相似性，強調生活質量而不是財富積累，強調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無限製的物質增長，強調投入與享受並行而不是瘋狂苦幹，強調普遍人權和自然權利而不是私有產權，強調全球合作而不是單邊主義的權力濫用。
傑裏米·裏夫金對“歐洲夢”持積極態度，他認為，“‘歐洲夢’具備一切正確的特征，足以宣稱自己占據了向人類曆史第三階段進發的路途中有利的道德位置。歐洲人已經製定了通往新的應許之地的一張展望性路線圖，它致力於重新肯定‘生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注釋◆◆◆61”樂黛雲教授也提出，“歐洲夢”被認為幾乎是“第二次啟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義”去糾正第一次啟蒙所錯誤提倡的“物質主義”以及無限製的進步論（直線的、急速的、無限的求新）和絕對化了的個人主義。“注釋◆◆◆62”吳海江、杜彥君認為，“歐洲夢”集中反映在對歐洲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三種社會思潮中，分別是社會主義思潮、文化多元主義思潮和生態主義思潮，“歐洲夢”對社會平等、文化多元和生態友好的強調，都可以看作是對一種更高生活質量的追求。“注釋◆◆◆63”
需要強調的是，“歐洲夢”所追求的生活必須滿足以下要求：一是建立在高水平的物質生產基礎上的福利社會；二是充分的自由、時間和條件去追求各種豐富的精神生活；三是處於美國有效治理下的世界秩序，並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這些要求使“歐洲夢”很難提供超越“美國模式”的全球治理與發展道路。“歐洲夢”的目標是要保護歐洲整體政治經濟利益，維護世界範圍內有利於歐洲發展的權利分配結構，甚至把捍衛一個完整的歐洲式生活體係也作為其政治性內容，於是，全部生活都變成政治對象。當一種生活被認為是需要采取政治手段去捍衛時，就已經證明了這種生活方式是脆弱的、經不起挑戰的。
三、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夢、美國夢和歐洲夢
“中國夢”與“美國夢”、“歐洲夢”在某些方麵存在一定的關聯性，但與此同時，他們在曆史境遇、追求目標、社會經濟類型、政治文化、世界意義、實現途徑與價值基礎層麵又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曆史境遇不同。近代以來，兩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和歐洲獲得完全不同的體驗。歐洲體會到了瘋狂的現代化發展所導致的毀滅之痛，從而走向和平主義、對話理性和合作策略，而美國體會了光榮與夢想、成功與輝煌、領導與主宰，從而強化了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競爭策略。可以說，歐洲從“二戰”得到各種負麵的經驗，從而開始了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後現代思潮。美國則從“二戰”得到各種正麵的經驗，於是決心把現代性推向頂峰。而中國在近代百年所體會到的恥辱與痛楚又是歐洲和美國無法感同身受的，“落後就要挨打”的教訓使中國對現代化的第一要求就是成為物質上強大的中國，直到今天這仍是首要任務。因此，當貧窮問題初步緩解後，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成為當務之急，而對外策略上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本質上仍然帶有內向性。
第二，追求目標不同。“美國夢”的目標主要包括房子、汽車、高等教育、退休保障、醫療保險與休閑時間等六個方麵。對許多新移民來說，“美國夢”則縮略為“3P（Ph。D。、P。R。、Property，即博士學位、永久性居住權和房產）”。而在金融危機之後，近六成美國人難圓“美國夢”。2009年，美國《紐約時報》和CBS新聞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在美國隻有44%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已實現了“美國夢”，而餘下者則認為“美國夢”遙不可及，20%的人已放棄美夢成真的希望。“注釋◆◆◆64”“歐洲夢”是“美國夢”鏡中的反像，“歐洲夢”更加關注可持續性、閑適、深度遊戲、生活質量和社會關係，主張工作是為了生活，追求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富有“生活質量”的生活，相當於一種普遍富裕、擁有社會安全且有“品味”的生活。不過，無論是“美國夢”，還是“歐洲夢”，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個體的夢。很多時候，這種夢隻是一種個體在美國、在歐洲的夢想，個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占據最高位置，國家在他們那裏隻是實現個體夢想的手段和條件。而“中國夢”不僅僅停留在“在中國”，它有更高的層次，就是“為了中國”。“中國夢”如同單複同形的複合名詞，它既指實現中華民族複興的民族群體夢，也包含每個中國人的個體夢。中國人的個體夢並不排斥物質性追求，但它始終與中華民族的複興息息相關。也就是說，“中國夢”不僅具有“美國夢”與“歐洲夢”的現實感、未來感，更承載著一種曆史感和使命感。“注釋◆◆◆65”
第三，社會經濟類型不同。“美國夢”基於經典的市場經濟，共同利益的提高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來實現；“歐洲夢”基於網絡經濟，通過每一個人為他人作出貢獻、實現更廣泛共同體的利益最大化，從而也提高個人的福利，這就是現在經常提到的“互利、雙贏”。而“中國夢”基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在安全穩定的社會架構和重視獨立企業精神的市場體製兩者間尋找平衡，與網絡經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推而論之，“美國夢”基於對一己私利的追求，“歐洲夢”、“中國夢”追求較大範圍的共同利益；“美國夢”基於不信任，強調保持距離的交易，“歐洲夢”、“中國夢”基於一定的信任，強調親密關係的可實現性；“美國夢”通過和他人在敵對性的市場框架裏競爭以確保財產，“歐洲夢”、“中國夢”則是通過歸屬（belonging）意識而非通過所有物（belongings）意識來確保財產，對“歐洲夢”、“中國夢”來說，成功來源於共享的關係，而非孤立奮鬥。總之，“美國夢”是競爭性的，“歐洲夢”、“中國夢”有競爭，但也有一定的合作性。“注釋◆◆◆66”
第四，政治文化不同。“美國夢”主要圍繞著占有、分配資本及保護私人財產權利展開，民權、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設計為使財產利益增值，自由被定義為不依靠他人。“歐洲夢”圍繞著保存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依靠的世界裏獲得權利而展開，文化身份建立起將個人從外部世界區分開來的邊界，同時又能夠用以維護個人進入全球洪流的權利。而“中國夢”圍繞著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觀念，突顯以人為本，維護個人進入周邊環境的權利，認為獲得自由意味著更深地陷入與他人之間彼此依賴的關係，強調在集體中越有可能實現個人價值。
第五，世界意義不同。“美國夢”永遠是以自己為軸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夢想往往被其視為對“美國夢”的挑戰和威脅，全世界都必須為“美國夢”服務。“美國夢”試圖“以世界供一國”。“歐洲夢”作為一個具有跨國性質的夢想，內在地潛藏著一種世界化的渴望。它追求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倡導普遍人權和自然權利，重塑全球意識，強調人類及其夥伴的不可分割性。但是，一些西方人因此深深陷入對“歐洲夢”的自我陶醉之中，無視其他國家和地區與歐洲的差異，一廂情願地向世界各國推銷“歐洲夢”，希望後者跟隨其後。可見，“美國夢”和“歐洲夢”都將自身夢想定位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同一性夢想，而最終無非是使世界美國夢化或者歐洲夢化。“中國夢”所承載的世界意義從一開始就不是追求世界的中國夢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倡導和諧世界，“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注釋◆◆◆67”“中國夢”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注釋◆◆◆68”“中國夢”是與世界分享的夢想。“中國夢”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中國夢”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同破解人類發展難題。“中國夢”倡導世界各國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互利共贏，使世界走向共同繁榮、共同富裕和共同進步；倡導世界各國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和平共處、和睦相處，使世界事務能夠共同承擔、合作治理；倡導世界各國互不侵犯、互不幹涉、相互尊重、獨立自主，積極應對各種全球性、地區性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挑戰，維護世界和平；倡導世界各國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相互交流、相互借鑒，使世界各國文化更加豐富多彩、多元並存、相互包容；倡導世界各國相互幫助、協力共進、彼此關愛、尊重自然，使人與自然關係更加和諧，“無一不與天合”。
第六，實現途徑不同。美國從西進運動到1898年的美西戰爭，再到21世紀對南聯盟、伊拉克、利比亞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軍事打擊，“美國夢”的實現途徑總是通過一定的對外擴張和霸權主義。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物質損失和精神創傷，“二戰”結束後，加強歐洲一體化進程，實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歐洲夢”以和平對話和合作共贏作為實現途徑，但同樣沒有排除以戰爭方式解決安全問題的舊例。而中國自古都以講信修睦為原則，新中國成立後更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國夢”的實現靠的是中國的和平發展。由此，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成為實現“中國夢”的國際路徑。
第七，價值基礎不同。夢的底色是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決定了夢的具體內容各異。“美國夢”以洛克關於保護私有財產才是保護個人自由權利為價值基礎；而“歐洲夢”則以康德的人權思想作為哲學基礎，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論在今天又進一步成為歐洲的政治思想基礎。“‘個人’在美國社會比世界其他國家都更受推崇”，“注釋◆◆◆69”因而個人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並將個人貧窮與否首先視為個人自己的責任，而在歐洲則將這種責任更多地歸結到社會和政府身上。“歐洲夢”對集體關注更多的是為了維護個體福利，強調集體對於個體生活質量不可推卸的責任。有觀點認為，“歐洲夢”是亞洲極端集體主義與美國極端個人主義之間最佳的平衡點，最具普遍精神、全球意識。但是，移民文化與歐洲大陸文化呈現出的矛盾與衝突，則是對這種樂觀看法最直接的否定。這再次證明“歐洲夢”是放大版的個人主義——地方主義，其實質是對內的集體主義，對外的個體主義。“如果說歐洲和美國都把個人的絕對性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那麼歐洲更重視的是精神個人主義，而美國推崇的是物質個人主義。這一差異雖然還不足以形成在‘政治現代性’方麵的重大差別”，“注釋◆◆◆70”但卻反映出個人主義是兩者共同的價值基礎。而“中國夢”的價值基石是集體主義。正如亨利·羅斯蒙特（Henry Rosemount）所說，在儒家思想裏，沒有“我”能夠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據和其他具體個人的關係而扮演的各種角色的總和；而道家認為整體存在於相反力量之間的關係中，它們共同互相完善。也如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在《思想的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中提到的，對關係的持續關注使亞洲人對感情更加敏感，傳統的亞洲家長更注重感情和社會關係，他們幫助孩子與他人互動，協調自己的行為，因此亞洲民族和國家或許比西方人更適合創造網絡治理、跨國空間和全球意識。“中國夢”強調國家和個人命運休戚相關，不能割裂，緊密相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中國人民始終將國家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無論麵對多大困難和挑戰，都能以國家民族的興衰榮辱作為最高目標。
上述這些“中國夢”和“美國夢”、“歐洲夢”的差異導致各自的發展前景和影響力大不相同。“美國夢”過度追求個人主義和物質獲取，因此，“美國夢”不是一個為世界準備的夢，而是一個為美國自己謀幸福的夢，“美國夢”注定是一個不能普遍化的夢想。當前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由此導致的尖銳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正在於此。“歐洲夢”的發展路徑是既得利益策略，其發展觀具有地區保護性與封閉性，同樣不是一個可以普遍化的世界夢想。而“中國夢”視野寬廣、蘊涵豐富，同時兼具開放性、包容性，它源於中國、借鑒西方、為了中國、屬於中國，同時也為了世界、屬於世界，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已經向世界證明了“中國夢”的美好前景，其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終將對整個人類的進步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
第三節 中國價值
“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注釋◆◆◆71”因此，有學者認為，“中國夢”的本質內涵就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但上述三大目標幾乎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共同追求，我們真正要貢獻的是中國人靠什麼去實現這些目標，而且這一路徑需要具有世界意義。簡單來講，“中國夢”的核心要素是中國價值，其本質內涵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和關懷，實現人內心的溫暖和歸屬。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價值維度的有效性要求比較低，它隻涉及精神需求，而且，價值無需以客觀事實作為保證和對比尺度，因此，價值的存在意義在於要滿足普遍傳遞性，就是說，價值無須與事實進行對照，價值的效用並不落實在觀念與事實的關係上，而是落實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落實在精神的溝通上。中國崇尚對各種文化兼收並蓄，試圖兼備他者的優勢而達到與他者求同存異，使自身豐富到具有兼容性；西方則努力使世界各地都具有並展現通用或同一的西方性。中國的價值觀念是一個“混合兼容配方”（典型如中醫），而西方的價值觀念是一個“單純通用配方”（典型如西醫）。
對於中國價值而言，其意義在於它有利於每個人追求和獲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幸福的本質是一切人與人的普遍和諧關係。每個人的幸福都取決於他人，幸福和痛苦都是他人給予的，因此，幸福是一個社會關係問題。中國價值是作為一種能夠促進每個人幸福的合作關係而存在的，是與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則。因此，我們需要構造一種能夠解釋合作條件的“共在存在論”（Ontology of Coexistence）。“注釋◆◆◆72”共在存在論以“共在”（coexistence）而不是以“存在”（existence）作為存在論的基本問題，因此與以“存在”為基本問題的存在論（Ontology of Being）有著完全不同的問題結構和線索。共在存在論相信：共在先於存在，並且共在規定存在。無物能夠因其自身而存在，他物永遠是某物的存在條件，某物按照與他物的共存關係去調整其存在性質，因此，關係改變存在，給定什麼樣的關係，就創造了什麼樣的存在。共在決定了任何存在都是一種相互存在。根據共在存在論，一種良好的共在關係必須是普遍受惠的關係，是共建共享的兼容關係，而中國價值就正好揭示了這種關係。
一、國際視野下的中國價值
全球化的今天，工業文明和通俗文化的全球傳播，使各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的生活方式、時尚和愛好走向趨同，與此同時，人們在全球化的壓力下轉而求助於自己的文化傳統，強調和珍惜自己的特性、認同和價值。在這樣的趨勢下，中國價值麵臨三重挑戰：
第一，全球化要求中國價值達到“曆時性”和“共時性”的矛盾統一。所有行為都是過程，所以一切文化價值解釋都是“曆時性”的，但我們又必須承認，各種文化價值同時存在於今日世界之中，具有“共時性”。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認為，文化價值的共時性即是把某些文化特定的形式看作是在特定時間內普遍的觀念和價值。“注釋◆◆◆73”如今，世界各國的文化價值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麵，全球化又把世界聯係在一起，“共時性”的文化價值成為必然。
為了達到“曆時性”和“共時性”的統一，中國價值必須在堅持自身文化特性和曆史進程的同時，參照世界各國文化價值優勢，取長補短。2013年4月12日，牛津大學舉辦的斯科爾世界論壇（Skoll World Forum）發布了“世界各國社會進步指數排名”，報告顯示，瑞典被評為全球社會進步指數最高的國家，其次是英國、瑞士、加拿大、德國和美國，中國排名第32位。“注釋◆◆◆74”社會進步指數不考慮GDP之類的經濟指標，而是關注營養、基本醫療保障、住房、生態可持續性等社會福利。中國總體排名第32位，排名最高的是“住房”（8位）、“個人自由和選擇”（11位）、“健康與幸福”（20位）；排名最低的是“平等與包容”（44位）、“人權”（48位）、“信息獲取及通信”（39位）。
應當看到，中國的社會進步取得了一定成績，“個人自由和選擇”的價值取向受到認可，但中國在“平等與包容”、“人權”等方麵依然不夠理想，“生態可持續”、“信息獲取及通信”等權利有待提高。當前，中國處於現代化以及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與之相適應的中國價值應當得到充分的發展和鞏固，這就是中國價值麵臨的“曆時性”問題。
中國價值所麵臨的“共時性”問題主要是遭遇西方大肆推行其“普世價值”的挑戰。2010年，德國馬歇爾基金會通過對美國、土耳其和11個歐盟國家的1.3萬民眾進行調查後發表年度《跨大西洋趨勢2010》報告顯示，多達63%的歐洲受訪者表示，中國和歐洲的價值觀非常不同，在國際問題上合作是不可能的。價值因素成為歐洲民眾對華認知的主要考慮因素，因為歐洲人認為經過啟蒙運動發展起來的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具有普世價值，對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期望的民主製度非常不滿。盡管歐洲人也承認，西方價值體係本身也存在一定缺陷。法國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就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禍根：它的個人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它的盲目的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道德和心理的遲鈍，造成各領域的隔絕，限製了人們的智慧能力，使人們在複雜問題麵前束手無策，對根本和全局的問題視而不見；科學技術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別是城市的汙染和科學的盲目，給人們帶來了緊張與危害，將人們引向核滅亡與生態死亡。“注釋◆◆◆75”新加坡外交家許通美認為，西方應承認自己某些道德、經濟和社會規定已被證實是有缺陷的，而且認為西方可以向東亞學到有價值的東西。“注釋◆◆◆76”中西兼通的杜維明指出，同樣重要的價值還包括義務、人類責任和共同體的利益，顯然這些從東方文化中提煉的價值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缺陷。“注釋◆◆◆77”中國價值的普遍主義更具兼容性，強調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時不斷吸收世界優秀價值，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情與中國國情，這正是中國價值應對“共時性”的良策。第二，全球化要求中國價值將“輸入”與“輸出”結合起來，呈現出全球互動的世界意義。近代百年，中國蒙受了極大的民族災難和痛苦，有誌之士為了“救亡圖存”，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物質精神文明，西方價值也隨之“輸入”；當新中國進入世界市場和國際體係後，國家利益的界定和價值取向再次受到國際共享的規範和價值的影響。正如瑪莎·費麗莫（Martha Finnemore）所指出的，國家利益的再定義常常不是外部威脅和國內集團要求的結果，而是由國際共享的規範和價值所塑造的，規範和價值構造國際政治生活並賦予其意義，國際體係通過改變國家和社會的價值偏好來改變國家行為，國家在麵對不確定的國際環境時，學習和模仿經常是理性的選擇策略。“注釋◆◆◆78”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同世界主要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也幾乎加入了所有重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各國優秀文化價值的“輸入”進一步豐富和提升了中國價值。
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國際社會需要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將中國價值傳播到全世界，進行“價值分享”是中國的時代任務。中華民族是擁有世界使命的國家，除了中華民族擁有幾千年來始終保持走向世界王國的經驗以及培育了世界精神這些遺產之外，還有中華文明的優秀價值觀。阿裏夫·德裏克（Arif Derek）指出，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獲得成功的他者，資本文化中為他們的價值留出一席之地，東亞儒教複興就是一個例證。“注釋◆◆◆79”法國學者於連·法郎索瓦（Jullien Francois）也認為，“中國文明是在與歐洲沒有實際的借鑒或影響關係之下獨自發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是從外部正視我們的思想，由此使之脫離傳統成見的理想形象。”“注釋◆◆◆80”英國曆史學家阿諾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早就斷言：“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湯因比深信中國有很多價值遺產，“這些都可以使其成為全世界統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軸。”“注釋◆◆◆81”中國在過去30多年的成功引起了世界各國人們的興趣，人們渴望了解中國成功背後的文化奧秘，如當前中國政府提倡的和中國人民所體現的文化價值、中國在國內和國際建立的製度和機製、中國的戰略和政策、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新安全觀”、“和諧世界”理念、“新型大國關係”、“中國夢”已經開始與世界分享。
第三，全球化要求中國價值和“亞洲價值觀”相互協調，彼此借鑒。“亞洲價值觀”（Asian Values）是西方和東方對話的一個重要話題，目前主要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提出的“亞洲價值觀”這一概念。“注釋◆◆◆82”其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以勤勉、節儉、信用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倫理精神；二是以家庭、社會為本位的亞洲文化是治理社會的政治理念。中國價值欲要順暢地進行國際傳播，與世界共享，首選之地必是文化相近的地區鄰國，因此必須處理好同東亞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即“亞洲價值觀”的相互協調和彼此借鑒關係。
“亞洲價值觀”的核心內涵，概括起來大致有三點：第一，在集體與個體的關係上把集體放在首位，這不意味著東亞人民喪失自我，而是重視在社會關係網絡中的個人。第二，在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上，東亞人民比較尊重政府、服從秩序，認識到如果沒有國家獨立，就無法保護個人利益。與此同時，中產階級和市民社會有了長足發展，開始探索在政府領導和支持下的社會自治。第三，在文化是一元還是多元的問題上，東亞人民普遍讚同多元文化，主張文明對話與文化和諧，具有寬容性、開放性、協商性與和諧性。“注釋◆◆◆83”
在價值體係建設中，新加坡是在多元文化基礎上尋求價值認同的典範，其核心精神既繼承了儒家倫理，又吸收了包括馬來族、印度族等多元文化的價值準則，由於價值觀念的“共同”與思維方式的“中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91年，新加坡政府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力圖為新加坡國內各民族、各階級、不同宗教信仰民眾所共同接受和認同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即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亞洲價值觀”先於中國核心價值，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和價值取向，第一次宣告在國際舞台上東亞價值將與北美、歐洲成鼎足之勢，影響深遠。但“亞洲價值觀”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是過分強調東亞和西方的差異，不倡導文明與價值融合。例如，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曾提出，“歐洲價值觀是歐洲人的，亞洲價值觀才是世界性的”。而價值傳播和文化融合應當是雙向的，不是東方中心主義取代西方中心主義。其二是僅僅就東亞傳統文化進行繼承和發揚，並未上升到普遍價值高度。就本質而言，“亞洲價值觀”基於新儒學的一些價值要素，其適用範圍和意義僅僅局限於東亞，不具備世界性的傳播意義。中國價值應該把“亞洲價值觀”作為參照係，相互協調、彼此借鑒，從而整體性地發揮東方價值對世界進步的特殊貢獻。
二、中國核心價值體係
談及中國核心價值體係，樂黛雲教授認為，中國精神的根基必須是一個能夠普遍化的思想體係，而不可以僅僅滿足於有地方特色的中國文化。“注釋◆◆◆84”許紀霖教授認為，中國文明的普適性，隻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阪依。“注釋◆◆◆85”吳海江教授認為，中國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中國文化就要有更多的普適性。“注釋◆◆◆86”可見，中國核心價值體係應是對各種文化兼收並蓄，兼備他者的優勢而達到與他者兼容，是一種普遍受惠的關係，是一種共建共享的兼容主義。
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的係統思維與整體觀念，有助於中國理解、融入和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東方文明中天人合一、人與自然不可分離的思想，可能會有一個新的機會在世界發揮它的光芒；注重人與人和諧相處的“和文化”，具有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全球協作的現代意義；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精神要求，也與中國和亞洲的集體主義精神以及個人責任感一脈相承。總之，麵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將大有可為。“注釋◆◆◆87”就中國的核心價值體係而言，筆者認為是公正、人本、家國、和合。
公正。公正意味著對等性，中國稱為天理，西方稱為自然正確原則。公正的基本內涵，是指既然事物各有不同（不齊），那麼，一切事物都必須被不同地正確對待，就是使一切事物各得其所、各得所值、各得所應得。公正原則在生活的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的具體表現，比如懲惡的報應原則、一視同仁原則，是製定法律的依據；付出與收益對稱原則，這是利益分配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和程序公正原則，這是一切社會遊戲的規則；還特別表現為所謂的“金規則”（Golden Rule，金律），即指在人際倫理中，對待他人的總原則。“金規則”最為深刻地體現了公正價值，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