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
——習近平
隻有在其他國家羨慕並期望模仿一國文化之時，其軟實力才得以實現。
——李光耀
當今世界已進入大規模實力轉移（Power Shift）的時代，國家之間核心價值的競爭日趨激烈。隨著新技術的應用和國家博弈方式的改變，實力轉移的頻率不斷加速，不僅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因素持久性地受到重視，文化、價值、政策等軟實力因素也越來越被視為實力的核心要素。
有人認為，“中國夢”的本質內涵就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但上述三大目標幾乎是世界上所有國家追求的共同目標；夢的本質不是目標，而是要提供中國人靠什麼樣的路徑和價值選擇去實現上述美好目標，而且這一路徑和價值選擇需要具有世界意義。簡單來講，“中國夢”的核心要素是中國價值，其本質內涵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和關懷，實現人內心的溫暖和歸屬。
首先，“西方夢”關照的是“個人”，“中國夢”關照的是“人與人”以及“人的內心”。在中國，人的價值無須與物化的成功進行對照，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心態。其次，基於人與人的關係可知，每個人的幸福都取決於他人，幸福是一種社會關係，其中“友善”和“關懷”不僅能夠給予他人幸福，而且能夠同他人分享幸福，因此，“友善”和“關懷”是實現幸福的有效路徑。最後，相對於“西方夢”追求個人的物化或量化成功（如黑人成為美國總統等），“中國夢”更加關注個人的內心感受。“中國夢”是關於“心態”的哲學（philosophy of mentality）而不是關於“事物”的哲學（philosophy of things）。對中國人而言，如同血液一樣不可或缺的心態是內心的“溫暖”（warm）和“歸屬”（belonging），即能夠時刻感受“愛他人與被愛”——心有所屬（對家庭的歸屬、對國家的歸屬）。這種心態是所有中國人對生命價值的敬畏。
最後，中國價值要具有世界意義，能夠被世界分享。現代化、信息化的負效應就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冷漠和疏離，人內心的孤獨和空虛。所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對此做出獨特的貢獻，中國外交的文化魅力或價值攻勢或許正在於此。
第一節 中國夢將提升中國軟實力
軟實力概念最早由美國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學派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Nye）於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奈“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受到了彼得·巴克萊奇（Peter Bachrach）和摩爾頓·巴拉茨（Morton Baratz）於20世紀60年代合寫的一篇文章的啟發。“注釋◆◆◆1”奈認為，軟實力（soft power）是相對於硬實力（hard power）而言的，是指能夠影響他國意願的無形的精神力，包括政治製度的吸引力、價值觀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說服力、國際信譽以及領導人與國民形象的魅力。軟實力是一種可以轉化為同化性的權力，具有使他國心甘情願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力量。因而軟實力的定義可概括為：通過吸引別人而不是強製他們來達到你想要達到的目的的能力。“注釋◆◆◆2”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引起國際政治學界的廣泛關注。西方行為主義政治學代表人物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將軟實力的意義提升到道德地位，認為在影響力的多種形式中，理性說服比強製可取，因為它具有獨一無二的道德地位。“注釋◆◆◆3”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學者王滬寧等人開始關注軟實力理論，並展開了軟實力在中國的學術探討。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軟實力日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如國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體素質，國家的科技水平，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國家的人才資源和戰略人才的儲備情況，政府的凝聚力，社會團結和穩定的程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在全球化時代，要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增強國家實力，僅僅依靠經濟和軍事力量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政治、文化和道義力量。“注釋◆◆◆4”中國當前處於市場開放、觀念更新、社會轉型、文化重塑的特定曆史時期，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一度蔓延，為了凸顯中國崛起的正麵意義，為了實現現代化，完成在國內建設和諧社會、在國際建設和諧世界的崇高目標，都離不開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軟實力理論逐漸進入政府視野，成為製定國家戰略、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理論資源，軟實力建設越來越受到重視，開始演變為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
一、軟實力的構成要素
關於軟實力的構成要素，國內外學者的認識有較大差異。國外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斷拓展軟實力的構成要素。約瑟夫·奈認為，國家軟實力主要有三個來源：文化（在能對他國產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價值觀（當在國內外能真正實現，並且有人不懈追尋這些價值時），以及對外政策（正當合理，並具有道德上的權威）。“注釋◆◆◆5”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認為，軟實力的構成要素包括國際貿易、海外投資、發展援助、外交倡議、文化影響力、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濟、教育以及旅遊等多方麵內容。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在針對東亞國家軟實力的一份調研報告中，把經濟（體製）、文化、人力資本、外交和政治作為軟實力的五大指標，共同構成國家軟實力指數。“注釋◆◆◆6”美國國會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International Studies）則將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作為國家軟實力的核心要素。“注釋◆◆◆7”
國內學者在借鑒國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較為深入地探討了軟實力的構成要素。倪世雄認為，軟實力包括三方麵的要素：即價值標準，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市場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體製；西方文明、文化和宗教。“注釋◆◆◆8”很顯然，這一概括包含了約瑟夫·奈概念裏沒
有包含的製度因素——市場經濟體製，而把製度所體現出來的能力，即製度力納入到了奈的軟實力概念框架之中。周桂銀認為，軟實力包括三個要素：建立並控製國際製度的能力，文化與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注釋◆◆◆9”這裏又在奈的軟實力框架內增加了新的內容：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
門洪華提出，中國軟實力包含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國際製度、國家形象等核心要素，文化、觀念、發展模式為“內功”，國際形象為“外功”，而國際製度則聯結並跨越兩者，成為中國展示和構建軟實力的主渠道。“注釋◆◆◆10”胡鍵認為，軟實力的構成要素包括國家運用軟實力資源的能力（Ability，簡稱A），如運用軟實力資源的工具，實施的手段和技巧；國家的結構性資源（Structural Resources，簡稱Rs），如國家的文化資源、政治資源、社會資源和製度資源；國家的功能性資源（Functional Resources，簡稱Rf），如國家的議程設置資源、國際話語權資源、國家形象的維護資源、製度塑造資源；以及國家的政策性資源（Policy Resources，簡稱Rp），如國家的對內和對外政策資源。在此基礎上，胡鍵構建了衡量國家軟實力的模型，即Ps=±A（Rs+Rf+Rp），其中“+”表示接受者對他國軟實力積極認可，“-”表示接受者對他國軟實力持消極態度。Rs、Rf、Rp是指相應資源的權重值。“注釋◆◆◆11”
楚樹龍認為，軟實力包括科技、管理、體係、吸引力、文化、人的素質及競爭力等，軟實力最重要的環節是價值觀、文化、教育等精神方麵的吸引力，而一個國家、民族、集體和個人的最永久、最根本的軟實力是創造力、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注釋◆◆◆12”這裏實際上包含了軟實力的運用能力的內容。閻學通則認為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是政治實力，主要包括國際吸引力、國際動員力、國內動員力等三個二級要素，具體分解為國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戰略友好關係、國際規則製定權、對社會上層的動員力等六個三級要素。“注釋◆◆◆13”陸鋼不讚同他的觀點，認為文化軟實力的作用不可替代。“注釋◆◆◆14”俞新天也認為軟實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作為文化核心內容的價值觀，具體包括政府提倡或人民認同的思想、觀念、原則，戰略和策略，以及製度等三個方麵的構成要素。“注釋◆◆◆15”
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一是都認同軟實力的構成要素具有多元特性，雖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數認為文化仍是軟實力的核心構成要素；二是對各構成要素進行了深入剖析，並結合中國國情，基本實現了軟實力理論的“中國化”。但仍然存在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對軟實力的核心要素進行係統歸納和提煉，顯得籠統和寬泛，導致解釋力不足。因此，筆者將在下文中著力剖析軟實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軟實力。
二、軟實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軟實力
自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目標以來，國內學界加強了對中國文化資源以及文化軟實力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日益豐富。目前，國內學者對文化軟實力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四種情況：
第一，直接把文化作為軟實力來看待。例如，王滬寧認為，“文化不僅是一個國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種權力，或者一種實力，可以影響他國的行為。”“注釋◆◆◆16”在他看來，文化就等於軟實力。但文化在自身發展過程中，並不總留下精華，文化糟粕不僅不能轉換為文化軟實力，而且還會產生負作用。因此，王滬寧也承認，隻有把優秀的文化遺產激活為文化創新的原動力，並使之通過跨國界傳播，成為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或主流文化，發源這種文化的社會才能獲得巨大的軟實力。可見，文化並不都是軟實力。
第二，將政治價值觀視為文化軟實力。其邏輯是把政治價值觀視為文化的一部分，進而認為政治價值觀可以直接轉化為文化軟實力。例如，何增科認為，文化軟實力是軟實力的重要內容，主要借助文化生產、文化交流、文化教育和信息傳播等手段，使本國所倡導和奉行的價值理念被國內外受眾所認可，借以贏得國際聲譽與影響力，其核心是思想、觀念、原則等價值理念。“注釋◆◆◆17”的確，文化具有可分享性，任何民族所創造的文化成果，一方麵為整個人類文化的多重複合體增添了色彩，另一方麵也為其他國家成員貢獻了可分享的財富。而政治價值觀不僅具有意識形態特性，也具有文化特性，兩者均具有“可被分享”的特性。
第三，將文化競爭力視為文化軟實力。例如，孫波將文化軟實力作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認為國家文化軟實力包括精神文化的生產力、製度文化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的生產力三個基本形態。國家軟實力中的第一要素即文化和文化力。“注釋◆◆◆18”還有一部分從事文化產業研究的學者也持這樣的看法。“注釋◆◆◆19”以這樣的觀點發展文化軟實力，其邏輯必然是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搶占國際文化市場、推動文化產品的出口貿易等，這樣有利於緩解在國際文化傳播中中國的弱勢局麵，增強中國的文化產業化與國際競爭力。
第四，將文化的柔性資源視為軟實力。例如，胡鍵認為，“文化軟實力不是強製施加的影響，而是受動者主動接受或者說是主動分享而產生的一種影響力、吸引力，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柔性力量。”“注釋◆◆◆20”胡鍵認為，凡是能彰顯中國文化軟實力柔性一麵的東西都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資源要素，隻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人文精神，如人本主義、中和思想、禮儀主義，才能彰顯文化軟實力的柔性，因此，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核心要素是中國的傳統人文精神。誠然，傳統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構成要素，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代中國麵對文化多元性和異質性挑戰，呈現出有別於傳統人文精神的全球性特點，這些國際化要素也應當包含在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框架之內。
由此，筆者認為中國軟實力的核心要素的確是文化，而文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注釋◆◆◆21”的純文化概念，而是融合傳統文化基因與國際文化要素的現代中國的精英社會文化或主流政治文化，既包括傳統中華文化，如反映在當代中國人思想和行為中的由傳統文化流淌至今的人文精神；包含近代以來，已經被中國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如科技、教育、哲學、藝術等領域的西方精神；也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等。
三、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集中體現：中國夢
“中國夢”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詞彙，是2005年鄭必堅首次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時所提出的：“中國和平崛起所做的隻是‘中國夢’”，同時聲明中國在能源消耗上不會做“美國夢”，在人口流動上不會做“歐洲夢”，在增強國力上不做“蘇聯夢。”2006年4月，在第一屆“中國夢與和諧世界”研討會上，時任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清晰地提出，“中國夢”具有規模大、領域廣、與世界分享三個特征，因此，“中國夢”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李君如是較早出版中國夢相關論著的學者，2006年，他在其著作《中國夢：和平發展的中國》中闡釋了中國人的“中國夢”和世界友好國家的“中國夢”兩類中國夢，並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夢想劃分為兩個階段，前100年是救亡強國的中國夢，後100年是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奮鬥的中國夢。2006年9月，鄭必堅在第二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首次把“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與“中國夢”這兩個概念聯係起來。2007年，吳建民進一步提出，“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偉大國家。”
到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複興之路》展覽，習近平鄭重闡釋了“中國夢”的概念。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注釋◆◆◆22”2013年3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號召人們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鬥。他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注釋◆◆◆23”得益於中國強勢崛起的大背景，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指向和依歸，“中國夢”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曾經提出，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複製美國生活，成為“美國夢”的副本。“注釋◆◆◆24”這種誤讀很普遍，主要源於對中國認識的不透徹。金耀基教授認為，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國家，中國不同於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國家”（單一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以文化，而非以種族為華夷區別的獨立發展的政治文化體，有學者稱之為‘文明體國家’，它有一獨特的文明秩序”。“注釋◆◆◆25”在曆史上，中國以其“程度極高而造詣極深的多樣性文化價值”為各方人士所傾倒。“注釋◆◆◆26”中國以其先進的文化優勢為基礎，通過積極的國際交往將其文化遠播海外，創造出輝煌的文化時代，建構了以文化為底蘊的東亞朝貢體係。古代中國東亞秩序穩定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文化、生活方式對周邊民族和國家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力。“注釋◆◆◆27”與此同時，中國文化又極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從漢代開始，中國通過吸收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確立了自己的強勢文化地位，造就了盛唐氣度，中國文化自此向外輻射、擴散，構成了日本、朝鮮、越南、泰國等亞洲國家的文化主脈。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文化積極吸收域內其他文化流派、域外各種文化的精華，是中華帝國形成的原動力之一。“注釋◆◆◆28”可見，中國從古自今都秉承開放性和獨立性尋求自身的道路，“中國夢”也是如此，並不是其他國家的副本，“中國夢”是隨著國情世情的變化，隨著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複而逐步推進的，有其深厚的底蘊和創新的發展曆程。
其實早在2500多年前的“軸心時期”，中國的祖先對理想社會就有了樸素的“中國夢”——老子的“無為夢”和孔子的“大同夢”。老子說：“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注釋◆◆◆29”不論是“無為夢”還是“大同夢”，其精髓是“三和文化”，即和平（強調人與人、國與國的關係）、和睦（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和諧（強調人的內心）的夢。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內部戰爭，中國人民遭遇了極大的災難和痛苦，真正是苦難深重、命運多舛。“注釋◆◆◆30”據考證，1842-1919年幾乎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世界主要列強逼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達709個；主要戰爭賠款合計195300萬銀元，相當於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列強通過各種手段侵占中國領土約173.9萬平方公裏。麵對如此深重的災難和屈辱，實現民族複興的夢想成為無數仁人誌士義憤的理性聚集，成為尋求救亡圖存、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富民強的智慧結晶。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恥深痛極的近代百年，是新時期“中國夢”的萌發階段，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作為一種最為樸素、濃烈的民族情感，它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強烈的憂患意識。無論是譚嗣同“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哀慟，還是秋瑾“拚將十萬頭顱血，誓把乾坤力挽回”的決絕，所體現的都是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與焦慮。二是堅定的民族自信。始終堅信無論麵臨怎樣考驗，終將轉危為安、再造輝煌。梁啟超呼喚的“與天不老”、“前途似海”的“少年中國”鼓舞一代代仁人誌士前仆後繼。這一時期，一方麵中華民族淪為列強的欺淩掠奪對象；另一方麵，中華民族開始了解世界、學習西方，探尋適合中國自己的道路。曆史賦予了“中國夢”以“恢複中華”與“振興中華”兩個基本任務。在這裏，“恢複中華”，主要是實現民族獨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前提。“注釋◆◆◆31”具體來看，“恢複中華”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40年到1919年。在這近80年裏湧現出無數仁人誌士，他們懷揣著“救亡圖存”的“中國夢”，不懈探索奮鬥，希望喚醒“噩夢”中的中華民族。林則徐、魏源等首先“睜眼看世界”，魏源在1843年提到“善師四夷者，能製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製之”“注釋◆◆◆32”。1861年，洋務派掀起“師夷長技”、自強求富的改良運動，但是，由於固守“變器不變道”，“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企圖在封建製度的框架內，以器物革新，來達富國強兵、抵禦侵略之目的，無異於空想。“注釋◆◆◆33”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掀起“百日維新”，企圖以製度革命救國，康有為認為大同之製是人類公理，實現大同必須破除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產界等“九界”，而要“去九界”，必須廢君權、興民權、行立憲。康有為的“中國夢”是“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注釋◆◆◆34”即一個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世界，但並未實現。1904年，孫中山先生提出振興中華，超過西方，把中國建設成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1905年，孫中山成立同盟會，希圖“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24年，他指出，“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他一生為之奮鬥的未來社會，就是“全體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實現民有、民治、民享，從而真正做到“天下為公”。“注釋◆◆◆35”可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注釋◆◆◆36”這一時期，人們得出的結論是：在西強中弱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下，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恢複中華的夢想是行不通的。
第二階段：從1919年到1949年。在這30年裏，中國共產黨開始領導中國人民追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夢”。一批有覺悟的中國人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接受俄國革命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世界也幫助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注釋◆◆◆37”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轉折，中國人自此之後真正找到了實現民族解放、通往大同理想的現實道路，這就是毛澤東同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的“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這是一條真正的通往理想社會之路，也是通往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之路。1941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時指出，“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的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注釋◆◆◆38”正是在這一夢想的指引下，經過艱難困苦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終於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民族實現了獨立，人民獲得了解放，社會主義製度得以確立。這就為中國實現民族複興的夢想奠定了堅實的製度基礎，從此開啟了“振興中華”的新的曆史時期：
第一階段：從1949到1978年。在這30年裏，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探尋“社會主義革命”，追尋“建設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的“中國夢”。1954年，毛澤東在論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時指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1955年10月，他說：“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注釋◆◆◆39”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注釋◆◆◆40”1964年，周恩來總理提出建設“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設想：“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注釋◆◆◆41”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失誤，這一夢想的實現出現曲折。之後，黨和人民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追尋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
第二階段：從1978年至今。這30多年來發生了廣泛深刻、波瀾壯闊的巨大變革，“中國夢”實現了從追尋“中國式現代化”到“民族偉大複興”的轉變。鄧小平提出了“小康社會”，他說：“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注釋◆◆◆42”他還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注釋◆◆◆43”隨後，鄧小平又提出了“三步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第一步，從1978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02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麵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為“中國夢”的實現奠定了深厚的物質基礎。2007年，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更高要求，勾畫了更加清晰完整的宏偉藍圖，並將奮鬥目標發展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的“中國夢”不再隻是尋求國富民強，實現國家現代化，而是要擁有國際話語權和普世價值的定義權，增強設置國際議題和製定國際規則的能力；展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尋求價值共識和國際影響力；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增強中國同國際社會的彼此欣賞；提升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複興。
考察“中國夢”的形成和發展，可以發現，“中國夢”的承載既高遠也實在，既厚重也輕盈，既深邃也樸實。她既以自身的深厚文化價值為基礎，又極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積極吸收域外各種文化價值的精華，最終確立適合中國自身國情的夢想。與此同時，“中國夢”還有一個根本的特性就是社會主義特性。近代以來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隻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隻有共產黨能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在很多領域借鑒了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但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始終是中華民族複興之夢的終極追求。
“中國夢”描繪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求索、不懈奮鬥的艱辛曆程，凝聚著好幾代中國人的理想和探索、夙願和期盼、奮鬥和犧牲。它既傳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文精髓，也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科學文化，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優秀成果，必將在世界舞台上彰顯中國魅力。
第二節 美國夢、歐洲夢與中國夢
21世紀，革命性的新技術迫使我們的時空意識發生了根本變化，人類的關係正在突破舊體製的束縛，自我觀念和對世界的感知都迥然不同的新一代正在誕生成長。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用“美國夢”和“歐洲夢”兩個概念來說明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曆史階段。“美國夢”和“歐洲夢”並不全是地緣的區別，而是指不同時空中不同的思維方式與生存方式。“注釋◆◆◆44”樂黛雲教授也認為，隨著“美國夢”在21世紀漸漸褪去其昔日的眩目光彩，世界正將它的目光投向了歐盟和中國。盡管斷言“歐洲夢”和覺醒中的“中國夢”結果會是怎樣還為時尚早，但預言正在出現的“歐洲夢”和“中國夢”會對整個人類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則絕非言過其實。“注釋◆◆◆45”埃菲社（Agencia EFE）報道認為，“十年來激勵了無數美國人的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美國夢’，如今有了東方的集體主義版本‘中國夢’。”“注釋◆◆◆46”
趙汀陽教授認為，“如果中國的知識體係不能參與世界知識體係的建構，而因此產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識體係，不能成為知識生產大國，那麼，即使有了巨大的經濟規模，即使是個物質生產大國，還將仍然是個小國。如果不具有世界性，‘中國夢’就隻能是一種自我玩賞”。“注釋◆◆◆47”“中國夢”與“美國夢”、“歐洲夢”在某些方麵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如中國現代化夢想就是對西方經驗的綜合性重新建構，既借鑒了美國式的物質競爭，又試圖借鑒歐洲式的追求生活質量與人權平等，努力把“美國夢”的一部分和“歐洲夢”的一部分結合起來，同時與中國幾千年來的“和諧夢想”聯係在一起。但與此同時，“中國夢”又與“美國夢”、“歐洲夢”在曆史境遇、追求目標、社會經濟類型、政治文化、世界意義、實現途徑與價值基礎層麵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國夢”將超越“美國夢”、“歐洲夢”，對整個人類的未來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
一、美國夢：過度關注個人主義和物質獲取
“美國夢”曾經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共同的夢，它的內涵被一些人理解為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機會。它的精神實質為，人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個人成功。但因過度關注個人和物質獲取而無法適應一個日益風險化、多樣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它已經開始褪色並且遭遇困境。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中寫到：“當年，英國清教徒為躲避宗教迫害，為能不受阻礙地信奉加爾文教派，來到了我們的國家。”“注釋◆◆◆48”這群清教徒，就是最早尋找“美國夢”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是虔誠的教徒，沒有高貴血統的背景和優越的社會地位，他們深惡痛絕一切特權，他們認定，在“舊大陸”，人們的靈魂都已經被權力的欲望所玷汙，已經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夢想，因此他們冒險橫跨浩瀚的海洋，到那片淨土去建立自己理想的王國。這就是“美國夢”的萌芽。因此，1620年11月11日訂立的《五月花號公約》（The Mayflower Compact）作為“美國夢”的雛形是當之無愧的：“注釋◆◆◆49”“我們在上帝麵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製定頒布的被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從17世紀中期開始，大量歐洲移民湧入美國。北美廣袤的土地極大地滿足了移民者對於財富和土地的需求，飽受迫害的歐洲清教徒在這片無主的豐富資源和惡劣的廣闊環境中尋找到自由民主。家庭背景、社會地位都沒有實際意義，靠個人奮鬥而取得成功成為人們遵循的法則。清教徒們受到上帝的“感召”，拚命工作，勤儉節約，嚴於律己，夢想建立一個“山巔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注釋◆◆◆50”清教主義深深影響了美國價值觀，為“美國夢”提供了思想和宗教基礎。佩裏·米勒（Perry Miler）指出，“不了解清教主義，就不能真正地了解美國文化，同樣也就不能真正了解美國夢。”“注釋◆◆◆51”
18世紀中期，北美殖民地掀起“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 Movement）“注釋◆◆◆52”，這場運動擴大了宗教信仰自由，促進了殖民地的民主進程，推動了美利堅民族意識的形成，也孕育出美國式的民主理想，使“美國夢”的哲學基礎深深地烙上了歐洲啟蒙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印記。《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發表和獨立的實現，使“美國夢”有了現實和法律基礎。《獨立宣言》寫到：“我們認為下麵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力。”《獨立宣言》夯實了“美國夢”的法律基礎。
獨立後，美國興起了大規模群眾性的“西進運動”（Westward Movement），也稱“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注釋◆◆◆53”不僅開發了廣袤的西部土地，更是極大地增強了美國人的流動性，培育了美國人的民主意識，鑄就了美國人的實用主義觀念，強化了個人主義思想，“美國夢”在這一過程中被進一步發展，被賦予了開拓冒險精神。南北戰爭後，“美國夢”的內涵得到深化。工業化的美國，湧現出許多白手起家的商業巨子，摩根、福特、洛克菲勒等通過自身奮鬥創建了自己的龐大事業，“美國夢”在工業化浪潮中進一步彰顯了“隻要擁有才能、願意付出，就能夠取得成功”的內涵。
20世紀的美國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社會中脫穎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的參戰對協約國的勝利是關鍵性的支持。1918年，美國總統托馬斯·威爾遜（Thomas Wilson）提出“十四點”計劃，標誌著美國向世界表明：要以自身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來設計世界秩序，主宰世界事務。此後，“美國夢”的外延不斷擴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美國為主的反法西斯同盟取得勝利，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真正的全球性超級大國。從美蘇冷戰到蘇聯解體，美國逐漸實現了對世界的掌控，建立起世界霸權。這個過程中“美國夢”充當前哨，不斷向世界輸出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式價值觀。
進入21世紀，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Microsoft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Apple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Facebook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Google創始人拉裏·佩奇（Larry Page）等，憑借自己的智慧積累了龐大的資產，成了當今“美國夢”的新偶像。無疑，“美國夢”成為美國崛起的文化動力，成為美國影響世界的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