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山中學剛剛創辦起來時，楊將軍的長子楊拯民在西安市第二中學已經進入了二年級。有一天楊將軍提出，要拯民轉到堯山中學去讀書。從省城轉到鄉下，從鬧市下到農村，楊拯民當時想不通。楊將軍對兒子說道：“我辦的學校，我自己的孩子都不願意去上，誰還去上啊？”一席話，使楊拯民明白了父親的一片誠意和苦心，他終於高高興興地回到故鄉，進入了堯山中學。
1936年11月下旬，楊將軍生日在即，準備帶長女楊拯坤回蒲城老家過生日。女兒原以為，衣錦還鄉，回到蒲城免不了要熱鬧一通。乘車回到家裏，屋裏悄靜，不見有什麼客人。楊將軍下午卻帶著女兒去了堯山中學。學校領導及教職員陪著楊將軍參觀了教室、實驗室、食堂、宿舍……校園正中一座校建高樓的四周搭著腳手架，這是正在施工的“勿幕圖書館”。楊將軍指著高樓對女兒說：“這是紀念孫中山譽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先生而命名的。”學生、教員圍著楊將軍，親切交談，似乎有說不完的話。直到縣城裏家家都有燈火，父女二人才回到蒲城家裏。
這一年，將軍43歲。民國省主席還鄉，沒有禮儀，沒有盛宴，沒有燈紅酒綠，楊將軍卻很高興，因為他在堯山中學度過了別有一番意義的生日。
陝西教育事業的迅猛發展，為西安學生1936年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而舉行的大規模請願遊行奠定了豐沛的土壤；而這次盛大的請願遊行，正是青年學生及人民群眾愛國主義精神的升華。西安學生在古城的幾條大街為民族存亡而奔走呐喊之際，楊將軍派出自己的軍隊從兩邊暗地裏保護著遊行的隊伍。
青年學生撼動的愛國熱情，對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是一個絕大的鞭策和激勵——進一步堅定了兩位將軍發動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決心。愛國學生的示威遊行，實際上是西安事變爆發的一條至關重要的導火線。楊虎城“教育救國”的熱切願望，在西安事變前夕已經曆過多次的磨煉與驗證。
二、丙子年十二月十二日，楊虎城與張學良將軍一道“兵諫”救國，“把天捅了個大窟窿”。這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重要關頭，交出的一份優秀的曆史答卷。
1928年春末到秋天，楊將軍在日本考察了半年之久。九一八事變後，他密切注視著日本侵略者的動向，也一直注意著蔣介石的對日態度。將軍的目光是銳利的，思想是深邃的，民族愛憎是分明的。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迫近長城各口，楊將軍主動趕到石家莊麵見蔣介石，請纓抗戰，被蔣介石漠然相待。5月，馮玉祥、吉鴻昌在張家口樹起抗日同盟軍的大旗，楊虎城立即聲援，而且給予物資援助。蔣介石卻“勇於內爭、怯於禦外”，集中力量要剿滅抗日禦侮、誌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紅軍隊伍和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這種置民族根本利益於不顧的倒行逆施，楊將軍十分不滿，用八個字的軍事語言進行概括與評價：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1935年，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抵達陝北。當年12月，毛澤東就派汪鋒攜帶他致楊虎城的親筆信赴西安與楊懇談。蔣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東北軍也被調往西北，張學良任西北“剿共”副總司令，楊虎城在軍事上歸張學良節製。蔣介石極善於玩弄權術，想收到“一石三鳥”的奇特效果：
一石，指投向西北大地的東北軍，東北軍的任務是消滅紅軍；進駐西安，擁入陝甘，因為眷屬眾多，拖兒帶女，勢必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矛盾衝突；西北軍土生土長，楊虎城生性好強，其結果為兩敗俱傷。這“三鳥”指的就是紅軍、西北軍、東北軍。東北軍20萬人馬，實力雄厚，蔣介石暗中早就想損傷、削弱它的元氣。
麵對這複雜而險惡的形勢，楊虎城怎麼辦？東北軍入陝後，為了吃飯、住房，確實與西北軍的官兵發生過一係列矛盾。戲院門口打架，道路上拳腳相見。西北軍裏有人唾罵東北軍沒有誌氣：自己讓日本人占了東北，卻跑到陝西來奪人家的飯碗。事情鬧到楊虎城那裏，楊將軍便耐心地開導自己的官兵：
“九一八事變的責任問題，張將軍是替蔣某人背了黑鍋。我們不應當人雲亦雲。張學良將軍有殺父之仇，亡鄉之痛；東北軍及其眷屬流離失所，背井離鄉，遭了好多人們想像不到的苦難。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對他們要有同情心，要主動體諒他們的難處。不然的話，就會中了蔣介石的計而同歸於盡。”
高明的策略來源於深刻的見解，來源於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楊將軍請東北軍王以哲軍長吃便飯，談及東北淪陷，談及國破家亡，王以哲潸然淚下，說：“患難的朋友好交。”楊將軍在綏靖公署設立了交際處，主動與東北軍高級將領加強聯絡，交流感情。
東北軍進駐陝西之前，張、楊二位將軍並沒有過密的交往，彼此相知甚淺。初到西北，張學良沒有能采納楊虎城的委婉規勸，連連“剿共”吃了苦頭。經過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直羅鎮戰役三次交鋒，三個月之內東北軍損失近三個師，師長何立中、牛元峰喪命，團長高福源受傷被擒。幾位驍勇善戰之將被挫於陝北，張學良這才省悟到楊虎城的一片好心，一番誠意。
1936年，楊虎城在上海檢查身體期間，通過東北著名愛國人士杜重遠、高崇民（張學良的好友）主動接近張學良。二位將軍接觸日深，思想、感情上漸趨一致，融洽的合作關係得以鞏固。為了共同抗日，就連楊將軍的夫人謝葆貞，也與張學良的夫人於鳳致和趙四小姐之間建立了形同姊妹的親密關係。這是在愛國主義之基礎上結成的友誼，這是對蔣介石“一石三鳥”的策略與陰謀的相當有力的回擊。二位將軍的愛國之情，如兩把秘密接近的火炬，即將在曆史天幕上劃出一道撕破陰霾的巨大光芒……
1936年12月12日，石破天驚，爆發了震動中外的“西安事變”！
張、楊二將軍12月8日進行密談。“挾天子以令諸侯”，對蔣介石實行“兵諫”，強迫其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這是楊虎城將軍先提出來的。
蔣介石“一石三鳥”在“兵諫”過程中變成了“三位一體”：周恩來12月16日乘飛機從延安飛抵西安。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密切合作，分別與蔣介石辯論是非，商榷國事。
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一行回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在中國大地上拉開了全麵抗日的大幕，決定著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對於和平解決這一基本方針，張、楊將軍之間沒有歧見。但在對於蔣介石的具體認識上，對於隻有口頭承諾的條件下要否放蔣，對於要不要張將軍親自送蔣返回南京這一連串重大的問題上，政治經驗豐富的楊將軍持有不同意見。盡管如此，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為了實現共同抗日這一總體目標，楊虎城仍然顧全大局，強忍著巨大的精神痛苦、感情衝動，在緊急情況下陪同張將軍把蔣介石一行送上飛機……首先提出扣蔣的是楊虎城，在放蔣的問題上又持有不同意見，這種情況，導致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介石對楊虎城格外仇視、凶殘報複。給楊將軍個人、親屬及其親信朋友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犧牲個人利益，換來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這便是楊虎城將軍對中華民族凝成抗日激流所作出的無私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