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文藝作品的社會效果來檢查，是否以奉獻最佳精神食糧為使命，是鑒別作者目的性是否純正的顯著標誌。作品的優劣，文藝社會效果的好壞，群眾自有公論，戰士也有自己選美的標準，就是：“鼓勵的還是泄氣的”。凡屬以共產主義思想去鼓舞人、教育人，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增強人們的革命意誌和獻身“四化”建設的文藝作品，戰士必然歡迎；軍事文學中曾出現過的那種通篇輕化、淡化、軟化、女化的傾向，或者為了追名逐利，“一切向錢看”，把一些胡編亂造的作品塞給讀者，以質次價高的演出應付觀眾的惡劣作風，是深為廣大革命戰士唾棄和不屑一顧的。是生產“精神食糧”，還是製造“精神汙染”的問題，已經到了觸目驚心、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有一段明確要求：“一切嚴肅的、愛國的、革命的作家和藝術家，絕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和表演當做牟取名利的手段。思想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對作品的效果不負責任的傾向，是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不相容的，必須繼續批評這種傾向。”這是對鄧小平同誌向廣大文藝工作者發出“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戰鬥號召的再一次強調和具體要求。
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這是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明確回答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自從毛澤東同誌提出文藝應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這一正確方針後，我國的無產階級文藝事業便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與政治戰線、軍事路線和經濟建設的偉大勝利相伴隨，文學藝術事業日益出現繁榮昌盛的新局麵。大批人民作家、人民藝術家的湧現，大批表現工農兵優秀文藝作品的問世；廣大藝術工作者在與工農兵相結合道路上取得的進步；這些都是在文藝為人民大眾方針指引下取得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年月裏，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幹擾和破壞，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方針被篡改得麵目全非。從五四以來的我國各個時期的人民文藝工作者都遭到了空前的劫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領導開展了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長期為害的“左”的精神枷鎖。通過文藝戰線的撥亂反正，使毛澤東同誌一貫提倡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正確方針得到全麵係統的解釋和完整準確的理解，使人們的思想重新轉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軌道上。這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重大收獲。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在軍內外極少數文藝工作者中間，卻出現了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的不正常的狀態，其中就包括有對毛澤東同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針正確性的動搖和懷疑。那些盲目地推崇外國的“洋作品”，無節製地“自我表現”和低級庸俗灰色文藝作品的出現，理所應當地遭到全國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和廣大知識分子的強烈抵製和反對。於是，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便作為文藝創作和文藝隊伍本身建設的一項根本問題重新提了出來。鄧小平同誌緊緊抓住文藝工作者與人民之間的血肉聯係，作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的正確論斷，從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戰略目標和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這兩個方麵，對文藝工作和文藝隊伍的建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嚴格要求。
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戰略目標，需要“文藝工作者中間有越來越多的同誌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工程師”。文藝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文藝作品或表演藝術成果，要靠文藝工作者的勞動創造出來。因而，要創造出無愧於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就必須首先造就一大批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這是眾所周知的道理。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文藝工作者首先必須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工程師呢？鄧小平同誌對這個問題的道理，講得十分透徹。他說：“要教育人民，必須首先自己受教育。要給人民以營養，必須自己先吸收營養。”這裏，鄧小平同誌強調的兩個“必須自己先”是很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好好研究的。一是先受教育，二是先吸收營養。先受教育，這是精神生產必須遵循的一條基本規律。因為人總是要在一定目標的指引下進行能動活動的。沒有馬列主義理論指導，就不可能生產出社會主義的文藝珍品。先吸收營養，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崇高使命對文藝工作者的嚴格要求。因為文藝工作者隻有首先使自己的靈魂變得更純潔、更高尚，才有權力去雕塑和鑄造一代新的美好的心靈；隻有道德撥亮本身的“精神燈火”，才能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對生活和人民息息相關，同命運，共呼吸，才能創造出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糧。所以說，不但人民需要藝術，而且藝術更需要人民。這就如同母親固然需要孩子去照顧，而孩子沒有母親的撫育就不能成人的道理一樣。鄧小平同誌用“人民是文藝和藝術工作者的母親”這一科學而形象的比喻，對人民和藝術關係作出馬克思主義的概括，這是對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先生與學生關係”借代的進一步深化和發揮，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