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部戲最接近王朔的作品呢？最開始張藝謀相中了《頑主》這個劇本，說給我拍吧，王朔沒給他。王朔給米家山了，為什麼給米家山導演呢？這話說得也挺損——王朔開玩笑說：“米家山沒啥想法，他就得照我這拍，所以我才能保持原味，張藝謀那想法多了，這麼弄那麼弄，弄得不是我的東西了。”果不其然，米家山就是按照他的小說拍的，才出現了和王朔小說幾乎是主旨、內容都一模一樣的電影《頑主》。即使王朔獲得了這麼大的成功，當時很多人也不認可他。他們認為王朔那東西是“痞子文學”，把年輕人都給帶壞了，也確實，王朔，我們現在叫朔爺，一聽這名，就有點兒北京痞子的味道。從文學創作上來講呢，王朔不是體製內的人，他以前也沒搞過專門文學創作，也沒到哪個文學院校、哪個中文係學習過。
王朔出身部隊大院，他母親是個醫生，他父親是解放軍政治學院的普通教員。王朔高中畢業，入伍到北海艦隊當了一名衛生員。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部隊看他年輕力壯，挺活泛的，就給他3000塊錢，讓他到廣州那邊買電視。他就用這3000塊錢本錢——就等於其實把公款挪用了，倒騰上電視機了。掙倆錢又開始倒騰T恤衫——那時已經有T恤衫、文化衫，上麵寫“煩著呢，別理我”——他當時就倒騰這玩意兒。結果王朔真掙著錢了，掙了得有五六千塊錢。王朔1980年轉業以後，分配到了一個單位，一個月工資才36塊錢——那時候王朔家底已經有五六千塊錢了。
可是你別忘了，這種倒賣行為啊，當時在法律上是個模糊地帶，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從法律上講，這叫投機倒把，等於是經濟犯罪。結果到1983年嚴打，相關部門把王朔逮起來了——你這是經濟犯罪，不判刑就不錯了！罰款！罰了他1000多塊錢。王朔說那行——掙了五六千，罰1000沒啥。可問題是王朔之前呢，花天酒地地把那掙的五六千塊錢都花了。這1000多塊錢罰款怎麼出呢？你不是有工資嗎？一個月36塊錢工資，給你留6塊錢吃飯，每月罰你那30塊！王朔一算賬，一個月罰30，我剩6塊錢，一年罰360，這1000多塊錢得罰我3年多，我一個月就剩6塊錢，那哪受得了！王朔一來氣，工作不要了，不幹了！不幹你就罰不著我了。當時可難了。20世紀80年代初，你要沒個單位，那叫待業青年、社會閑散人員，連對象都找不著，沒人願意把姑娘嫁給一個沒工作的人。當時王朔就琢磨，我得找工作，那會兒工作都是分配，沒有應聘這說法，都是正式編製。所以你說找工作，哪兒那麼容易找，在家待了一年多也沒找到工作。自己得掙錢啊！王朔就琢磨，我幹啥吃飯呢？想起來了，1977年恢複高考，王朔當時還想考大學，但是沒考上。可有人跟他說，你作文寫得不錯，王朔當時就寫了一篇作文——其實就是小說，名字叫《等待》。他家是部隊大院的，這小說就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王朔想起1977年這麼一個事兒，看來寫作是自己的特長，那就寫東西掙稿費吧！王朔就走這行了。
咱們想想，這都是天才，他之前沒什麼訓練，就覺得自己應該謀生就開始寫了，他就走上這條道路了。他開始寫的第一本小說叫《空中小姐》，是寫一個部隊的人和空中小姐之間戀愛的事，一起稿，改了九遍，最後發表在《當代文學》上。接著浮出水麵的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也發表了。但是這部作品，不足以確立王朔在文壇的地位，他寫的都是男女談戀愛這個事。這些作品呢，有那種痞勁兒，可是沒有太多的深度。所以，王朔作品當時沒有引起廣泛注意，反而有人指責，你這東西不能登大雅之堂，痞子氣十足，宣傳頹廢的資產階級的生活觀，沒有積極向上地引導年輕人。總之，給他的作品“扣帽子”。比較典型的是當時他那部改編成電影《大喘氣》的原作《橡皮人》，就遭到了很多非議。
這裏咱得提王朔一個好朋友——馬未都。很多人非常驚詫——他倆還認識？馬未都不是搞收藏的嗎？馬未都當年是幹嗎的？他是《青年文學》的編輯，王朔投稿正投到他那兒——那部《橡皮人》，馬未都一看覺得這部小說很好，非常有意思，而且是一種嶄新的寫作方式，馬未都很欣賞。可是，《青年文學》的主編和馬未都觀點就不一樣。《橡皮人》這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在當時文壇極有殺傷力，即“一切都從我第一次遺精開始”，它反映一個男孩子進入青春期，出現性特征的時候，對心理的這種深刻影響，馬未都認為這太好了，這句話有極強的時間指向意義，是很好的一個起點。
可是主編不這麼認為——這是汙言穢語，什麼遺精，聽著多惡心呢，這句得刪去！馬未都說你把這個刪去，後麵接不上，它就不完整了，就這麼吵來吵去。到最後，這個小說要發表了，發表在《青年文學》上。不得編輯拿它到印刷廠嗎？然後簽字，改後發片，最後印刷。那天趕巧是馬未都去簽，馬未都臨時把這句話壯著膽硬給加回去了！就這麼著，出版了之後，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所以你想一下，他這個作品，遭受了如此多的非難！很多人都認為，王朔的作品代表的就是痞子文學！你看當時多奇怪，多擰巴，各個文學雜誌發表，發完了再罵，痞子文學、流氓，說你寫的都是流氓的東西。那時候文學作品裏，有一些跟性有關的描寫，你比方說男女之間接吻，我就記得當時看《當代文學》還是《十月》，裏頭就有，光寫接吻就寫4000多字，沒人說這是黃色描寫，可是王朔寫就不行，王朔寫男孩女孩一接觸，女孩哭了，就這麼幾個字——流氓！你想這裏頭，得多惡心。其實為啥說這是“流氓文學”？是因為看這個東西的人，他想到了一些流氓行為，他自己先往上麵琢磨，這叫“老流氓的變態心理”。所以那時就說王朔流氓。當時琢磨著，文學雜誌要給王朔頒個獎，馬上就有一幫老少站出來，怎麼能給流氓頒獎呢？後來把王朔叫來一看，這就是一個普通男青年，哪是大流氓？
那個時候對王朔這種打壓很厲害。後來馬未都也評價這個現象，說一個底層，你想到上層，這過程得遭受無數輪蔑視，這是有道理的。古往今來都是這個理兒，你要衝破你原來那階層，往上走，就容易占人家那位置，人家覺得自個兒有可能地位不保，就給你擋道所以這是中國人典型的陰暗心理，古往今來概莫能外。那王朔呢，披荊斬棘地總等殺到這個領域來了——帶著一身傷，也帶著一身桀驁不馴的氣質殺上來了。
1990年前後，王朔突然發現有一個很好的機會。這一年呢，有個著名的導演鄭曉龍——就是拍《甄嬛傳》的那個導演，在北京電視劇藝術中心要拍一部長篇電視劇《渴望》。
《渴望》其實就是把中國女人所有的美德，都挪到劉慧芳一個人身上，然後圍繞她來製造矛盾衝突——很簡單，但是非常能打動人。《渴望》播出的時候火到什麼程度，北京市自來水公司都抗議了——兩集中間不是有廣告時間嗎，所有人就憋著，想上廁所都不上，把電視劇得看完了，然後等放廣告的時候再上廁所——結果觀眾上廁所的時候，瞬間造成抽水馬桶用水太多，自來水公司那兒告急，都要出事了。而《渴望》播完了以後呢，北京市公安局都要給劇組送錦旗了——凡是《渴望》播出的時候，犯罪率幾乎是零，要有也是小偷小摸的——這時候都看電視劇，影響就那麼大。
王朔發現，這電視劇、電影可比小說影響大多了，我遭那麼多罪，寫小說費那麼大勁兒出版了，影響的人有限——我幹脆幹這個得了。就這麼著王朔開始操刀一件事——攢《編輯部的故事》的本子。當時馬未都也是其中的編劇之一。總之，王朔弄了這夥人在一塊兒幹。結果他寫這東西始終通不過審查，這幾個人就有點兒散心，一而再、再而三，也不掙錢，幹脆別幹了！除了王朔以外呢，其餘4個人都有公職，能掙工資，就王朔一個人不掙錢，那幾個人說我們得回去上班，不能老跟你扯這個。別人可以不幹，王朔不能不幹，他指這個掙錢呢！這時候馮小剛出現了，說咱倆幹脆合作一下，把這個弄完得了。就這麼著，馮小剛參與《編輯部的故事》的整個劇本寫作，把《編輯部的故事》給弄出來了。
這下子，王朔打開了他在電視劇、電影界的這個水龍頭——開了以後可就關不上了，接下來《過把癮》《愛你沒商量》等，王朔的作品大量地出現！而王朔在作品改編成影視劇的時候呢，也幫助親自操刀改編成電影，包括那部讓他很出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當時他認為這個改編電影太難，但薑文就要改，王朔也同意了。薑文找了王朔，說你能不能給我編劇？王朔說我不幹。後來薑文自個兒把那本子寫出來了。
總而言之，那個時代，就我剛才提到的這些作品，你想得有多少出自王朔之手？幾乎當時那些我們看起來具有時代意義的、很新潮的影視劇，大半優秀作品都是從王朔手底下出來的。所以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王朔當年稱得上“文壇第一闖將”，盡管遇到那麼多阻力，他卻以自己不怕天不怕地的桀驁不馴的精神，給自己生生闖出一片天，也給中國的文學和影視劇闖出一片天。
可是到2000年以後，王朔突然間有一段時間銷聲匿跡了。你看當時他鼓搗起來這些事，包括馮小剛拍的《甲方乙方》什麼的，都是從王朔這裏汲取了很多營養——馮小剛自己都承認，“那幾年我是狠狠地趴在王朔身上吸了幾口血”。馮小剛早期作品裏麵，都充滿了王朔那種京味兒幽默和那種京痞子的氣質。所以王朔等於大功告成之後，不再接著幹了。
後來到2006年，王朔又出來了，帶來兩部作品：第一部作品叫《看上去很美》，基本就是回顧他自己部隊大院那些事。第二部作品叫《夢想照進現實》，簡單得嚇人，拍成電影呢，就兩個演員——徐靜蕾、韓童生，全是靠台詞往前推進，也沒啥故事情節。同時王朔又推出一部小說叫《我的千歲寒》。
這《我的千歲寒》有人說晦澀難懂，也看不明白，就覺得這王朔時代是不是過去了呢？有很多人說，王朔時代沒過去，他那種犀利的語言，那種創作的想象力依然還在。你以為王朔江郎才盡了，寫到這兒就沒東西了，枯竭了嗎？不是。王朔是做了很多功課的，不是說他在這裏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思路全有，說完拉倒了，不是！他在底下下功夫。他有個好朋友叫葉京，給他拍過一個電視劇叫《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那裏頭的主人公就以王朔為原型——就是王朔當年倒騰電視機、倒騰T恤衫時的形象。那裏頭還有一個角色叫馮褲子，是倒騰褲子的，就是以馮小剛為原型，找的演員都像馮小剛。葉京非常了解王朔，說你不要以為王朔他好像隨便一句話就驚世駭俗。2006年《滿城盡帶黃金甲》上映的時候，有記者采訪王朔，說你對張藝謀什麼印象？王朔說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話——張藝謀就是一個搞裝修的。這話說得非常好，就指張藝謀對電影畫麵、道具這些極盡雕琢，而編故事、闡述裏麵的道理思想是張藝謀的弱項——他就是搞裝修的。葉京就說，你以為他這話隨便來的嗎，那都在家裏研究多長時間，恨不能背完一部成語辭典呢，才能出來！所以王朔是做了功課的。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他沒有拿出更多的像以前那樣的作品來呢？你看，後來《非誠勿擾2》的劇本也是他寫的，很多人就覺得這裏頭太擰巴了，前麵那麼搞笑，後麵還玩深刻的，“孫紅雷”臨死之前自己說死了，我自己舉行個葬禮，說說我這一生。
有人就說，王朔原先就寫生活，包括他以前《空中小姐》那個作品，其實就寫的他跟他妻子之間的感情故事；到後來的一些作品，往往就寫他部隊大院那些事兒；說他現在沒這生活了，脫離實際了，寫不出來了。其實不是這樣，王朔這時候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2000年前後，王朔的父母，包括身邊有幾個好哥們兒，像那個《我愛我家》的編劇梁左，都去逝了。王朔當時很受打擊，突然覺得我四十多歲的時候，這死亡離我就這麼近了！所以在那個時候，他在思維上開始有所轉變。他去美國待了一段時間，然後又把高中物理翻開了——能量守恒定律，我這人死了回歸天地，什麼時候再回來，開始琢磨這個；再把佛學的《金剛經》打開，研究生死這些概念，所以王朔一下子感覺有點兒參悟透人生的味道。所以你看《非誠勿擾2》裏麵“孫紅雷”喪禮上說那話，其實是王朔借他的嘴，表達自己的人生觀點。
可是馮小剛當時還想在《非誠勿擾2》裏繼續原來那種“馮氏風格”“王氏幽默”，所以兩個人的創作理念已經不一樣了，一塊兒合作就很擰巴，所以前麵搞笑，後頭深刻，顯得不像一個編劇的作品一樣。這個說明了什麼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王朔2000年以後也沒寫啥，盡看他罵人了。這是什麼原因？
不是王朔江郎才盡，而是他的人生在經曆一個非常正常的思維轉變。包括我們自己身上都有這些東西，在年輕的時候看什麼都憤怒，看什麼都來氣，所以寫的東西裏麵，自然就有那種青春的叛逆和闖勁兒，甚至有股痞子氣。可是你一點點活著，40歲、50歲，到知天命的年齡了，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就有變化了，往往看得更透徹、更深刻了，所以王朔現在玩兒這些東西呢，你覺得看不懂，大概是他深刻得有點兒矯枉過正了，超前了一些。所以我說，王朔骨子裏的東西沒有變化，他變化的是對這個世界的一些看法。當他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恒定下來，還覺得有必要再以更通俗的形式灌輸給大家的時候，我們以前熟悉的那個犀利、幽默，有幾分“黑色”的王朔，還會回來。據說王朔跟馮小剛合作，又要拍一部喜劇電影了，所以我們希望這部喜劇電影裏，以前熟悉的王朔還能回來。“回來”的王朔跟以前不一樣的是，他對人生的感悟，對人生的深刻體會，更加駕輕就熟，更加遊刃有餘，會帶給我們全新的、這種京味文學的體會。
莫言：從泥土裏長出來的作家
有一位耳熟能詳的文學大家，他在2012年造成了一時的轟動，他獲得了中國文學界夢寐以求的諾貝爾文學獎，那就是著名的文學家莫言。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我們想象當中，一定是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著紮實的文字功底，實際不是這樣。莫言也就是個小學畢業的文化水平，在他的成長經曆當中，寫作的這些技巧，近乎無師自通。那麼，莫言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呢？
莫言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老家是在山東高密縣（今山東省高密市）的大欄鄉。他是20世紀50年代生人，出生沒多長時間就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本來農村就窮，所以莫言小時候這日子過得是非常苦的。挨餓那種滋味真是不好受。莫言當時整天就琢磨，家裏怎麼能混口吃的。他後來走上文學道路，就跟挨餓有直接關係——他想吃點兒好的，想吃飽。
小時候，莫言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他媽媽自殺。他心裏頭有這個烙印，那個時候家裏糧食不夠吃，為了能再多弄點兒糧食，他媽媽就帶著莫言偷偷摸摸到集體用地裏撿麥穗去。可是這集體用地有人看著呢，看地人就追上來了！莫言他母親身體還不好，有肺病，沒跑多遠，一個跟頭摔那兒了。這個中年男子追上來左右開弓打嘴巴，把他母親扇得嘴角直淌血。這對一個人來說是多大的屈辱——就為這麼一口吃的。打完了，他母親晃晃悠悠站起來，莫言在旁邊直哭。她母親拉著莫言回家，一道上嘴角還淌血，但是一聲不吱。作為孩子，莫言受了多麼大的刺激！這一幕，給他帶來的陰影太大了，再加上莫言的母親有肺病，偶爾抱怨兩句，莫言就信以為真了，害怕母親承受不了而自殺。莫言就害怕，說我媽媽要死了，我這家就完了。所以一天天長大的莫言，天天琢磨這事兒，在外頭幹活隻要完事兒，趕緊往家跑，進屋裏裏外外看母親在哪兒呢。
莫言那會兒就處在這樣一種狀態。後來在他的文學創作裏頭，也有類似場景。這說明什麼？那個年代，饑餓把人的尊嚴都壓沒了。
莫言走上文學道路是個機緣巧合。他們家鄰居有個兒子，考上大學了，回家探親時就和莫言聊上了。莫言問他這天底下什麼職業最好？這大學生跟他說，作家最好，天天吃餃子——一天吃三頓餃子，餃子都是肥肉餡的，一咬直冒油。其實這完全是這個大學生的想象，莫言當時信以為真了——他想走上文學道路，他想創作，就是想一天三頓吃肥肉餡餃子——這就是饑餓給逼出來的！當然，後來莫言也確實得償所願。
他發表的第一個小說，名字叫作《春夜雨霏霏》。稿費有十來二十塊錢，當時能買好多東西。他就買了一瓶白酒，一大盤餃子，4隻燒雞，一頓就給吃了。這個對現在很多年輕人來說，應該有點兒啟示——如果你的生活，沒有給你一種足夠上進的動力，恐怕你很難打開局麵。
當然我說的僅僅是開始的一個動力，莫言當時在農村，接受一點兒文化教育很困難。村裏藏書有限，很快就看沒了。莫言這時候就去聽評書。每逢初一、十五——有的是趕上初一、初六，農村有集市，莫言就來趕集，蹭著聽這說書先生的書——聽完了，一要錢他就跑了。他聽了好多東西。他就覺得，說書先生的這個世界有神氣！
一開始他母親反對他聽這個，怕他學壞了，後來莫言想了個辦法得到母親的同意了。他回家給他母親講先生說的故事《白蛇傳》，他講個開頭就不講了，任何人都有好奇心，他母親就著急，他還改成大團圓的結局。他母親愛聽了，一點點默許他。從那時候，莫言開始了“創作”，他把他聽來的東西按照母親的欣賞習慣進行改編。其實這就是作家形成創作風格的開始——一方麵表達自己的感情，另一方麵為讀者服務。於是莫言就知道了，要根據讀者的價值取向，決定自己的寫作走向。其實很多人，尤其文化不高的人，都是通過聽書得到一些曆史知識和人文知識的。這些曲藝形式，對於民間教育，尤其曆史教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寫作本身就是為讀者構建另外一個世界，所以真要寫作，光知道得多不行，還得有雄奇奔放的想象力。莫言天生骨子裏就富有這種想象力。他在院裏邊，抬頭看天上的火燒雲，這火燒雲像個狗，這個有點兒像狐狸，這狗跟狐狸在一塊兒幹嗎呢？琢磨偷雞，就編段故事，狗跟狐狸的對話，商量晚上怎麼偷雞，你別管我，偷完雞撕了咱倆一人一半，等等。走到戶外呢，他看這兒有棵大樹，旁邊有棵小樹苗，看來是爺兒倆，他就默默地編故事。
這種人和動物的溝通，往往就是發揮想象力的開始。中國古人有雄奇的想象力，人跟動物能溝通了，永遠都不寂寞；跟植物能溝通了，哪兒都是我的家，都有我的朋友。當時莫言就充滿了帶有這種鄉土氣息的、原生態的想象力。靠著這些天賦，莫言才從一個偏僻農村走出來。
莫言剛一開始搞創作時也不是很順利。他一開始也恨不得給主要角色懷裏都塞一本《列寧選集》，張嘴都是高貴的愛情觀。可寫了一陣他覺得這不是他自己該創作的，還是得回過頭寫以前的東西，寫家裏那些事兒，寫農村那些事兒——這才形成了現在莫言的這種創作風格。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頒獎詞說莫言的創作風格是魔幻現實主義——有點兒類似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就是有一些東西是脫離現實的，它不完全是貼近現實的東西。
莫言跟張藝謀合作，最成功的是《紅高粱》，那是莫言1986年寫的，出發點就是他老家的一座石橋，當年老百姓在這兒炸過日本鬼子的汽車，打死過39個日本鬼子。莫言根據這個題材，創作了《紅高粱》。當時正好張藝謀想轉行當導演，看到《紅高粱》，覺得這個題材太好了，就去跟莫言見麵談，兩人一拍即合，於是就有了後來的電影《紅高粱》。
後來這個片子在柏林電影節得了金熊獎。那是中國電影首次在國際上有這麼高的聲譽。可以說是中國電影界最好的藝術大師和文學大師的一次聯袂之作，才給我們奉獻了精彩絕倫的《紅高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