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第二大問題的討論，康有為是從三方麵展開。首先，他認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女子獨立的重要手段。他指出：“女之與男子既同為人體，同為天民，亦同為國民。同為天民，則有天權而不可侵之；同為國民，則有民權而不可攘之。女子亦同受天職而不可失，同任國職而不可讓焉。”因而，“婦女之需學，比男子為尤甚；……女不知學，則性情不能陶冶，胸襟不能開拓，以故嫉妒褊狹，乖戾愚蠢，鍾於性情，扇於風俗，成於教訓”。另外，女子要獨立，“非學不成。無專門之學，何以自營而養生；無普通之學，何以通力而濟眾；無與男子平等之學，何以成名譽而合大群，何以充職業而任師長”。其次，他從胎教的角度切入女子受教育對於“優生”、“保種”的益處。他指出，女子從受孕開始，就應“以高潔、寡欲、學道、養身為正誼”。孕婦要“欣喜歡受、中正無邪”，接受“人道之公理，仁愛慈惠之故事，高妙精微之新理”，“以涵養其仁心，使之厚益加厚，以發揚其智慧，使之明益加明”，閱讀“高明、超妙、廣大、精微、中和、純粹、仁慈、慈惠、吉祥、順正以及嘉言、懿行，足以蓄德、理性、興起仁心”的書籍，如此才有利於生出“和平中正”的後代。最後，他認為女子受教育是國家強盛、民族振興的重要基礎。他說：“婦女之中，奇才甚夥，且性靜質沈，尤善沉思；以之為專門之業，製器尚象，利用前民，其功大矣。”他認為女子接受教育，成為有用之才，則國家的選用人才可以增加一倍，這非常有益於國家富強。
3.梁啟超
梁啟超是當時女性教育最積極和最有號召力的提倡者之一。在康、梁之中，以梁啟超的女子教育思想之影響為最大，舒新城指出：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中正式提出“賢母良妻”為女子教育目的的要以梁啟超為始。梁啟超關於女子教育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論女學》、《倡設女學堂啟》等文獻中。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梁啟超進一步駁斥女子在才智上不如男子的傳統觀念，從生理和學理上論證“女子可教”，承認女性也有能力從事學術活動，甚至有超越男性的可能，因為她們“其居靜，其心細”。他指出，男女生理結構的差異不會造成智力上的懸殊，男女都是“軀體峙立，首含清陽者，其聰明必不甚相遠，所以生差別者，在智慧之開與不開耳”。而智慧“開與不開”的決定因素在於有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男子智慧之“開”，隻不過是他們有機會接受教育罷了，女子並不愚鈍。麵對“婦人之數，千年莫或以學名”的曆史事實，梁啟超遺憾地指出，這是由於“去聖彌遠，古義浸墜”，女性並沒有被很好地教育和引導，她們受教育的機會和程度都遠不及男性。如果讓女子也接受教育，那麼“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之法，而婦人創之”。
其二，梁啟超從家庭、國家和民族、女子自身諸多方麵係統、深入地論證了女子教育的價值，向國人揭示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女子接受教育，可以“開民智”。梁啟超深感中國之所以落於人後，民智不開是最重要的原因。而占全國人口半數的廣大女性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利和途徑，正是造成人民愚昧無知、因循守舊、缺乏自強自立精神的最主要原因之所在。因此，他認為，“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從母教始；母教之本，必從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其次，女子受教育具有重大的經濟價值。梁啟超論證了女學興衰與“生利分利”之間的關係，這顯然受到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刊登於《萬國公報》的《生利分利之法——一言破萬迷說》、《論生利與分利之別》這兩篇文章的影響。梁啟超指出，在全中國人口中，婦女占一半，而婦女沒有文化，沒有職業，這使得“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因此，隻有讓廣大婦女都受到應有的教育，使她們有知識，有職業，這樣才可能做到人人能自養，成為“生利者”。隨著廣大女性成為生利者，則可“使一國之內，而執業之人，驟增一倍，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亦必驟增一倍”。最後，女子受教育可以“善種”、“作新民”。在《倡設女學堂啟》一文中，梁啟超指出，興女學“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在他看來，婦女的文化知識水平對兒童的早期教育和整個民族的素質都有重要的影響。他指出：“孩提之童，母親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以故母善教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因此“婦學為保種之權輿”。
其三，梁啟超從“母強國強”的角度第一次係統地論證了女子教育的目標在於培養“賢母良妻”，並構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女學體係。1897年，梁啟超與經元善等倡設女學堂於上海，其擬定的宗旨為：“學堂之設，悉尊吾儒聖教，堂中亦供奉至聖先師神位。辦理宗旨，欲複三代婦學宏觀，為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這一宗旨實則暗含雙重價值標準，既尊重強調儒家美德的女學傳統，又期待婦女成為未來“民智”之源。但在1898年女學堂正式開辦時，這一宗旨被修訂為：“其教育宗旨，以彝倫為本，所以啟其智慧，養其德性，健其身體，以造就將來為賢母為賢婦之始基。”
何以造就“賢母良妻”？梁啟超提出的女子教育的總體原則是“複前代之遺規，采泰西之美製，儀先聖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在此基礎上，梁啟超進而以“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論證了“賢母良妻”的教育路徑、實用目的。他所謂“複前代之遺規”乃是指傳統儒學中“三百五篇之訓，勤勤於母儀；七十後學之記，眷眷於胎教”的婦德準則。所謂“泰西之美製”並非以女學“全盛之國”美國為例，而是把“東方新興之國”日本的女子學校課程設置介紹給中國教育界。“日本之女學，約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言教授及蒙養之法），三國語（謂日本文），四漢文，五曆史（兼外國史），六地理，七數學，八理科（謂格致），九家事，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女子教育的知識結構和體係的預設是廣泛的，但是他還未能擺脫“前代之遺規、先聖之明訓”的束縛。也就是說，無論多麼寬廣的知識結構，都不能影響到他所理解的與婦德相關的學問。
無論如何，明確地將“賢母良妻”的教育宗旨融入辦學實踐之中，並明確將之看作是“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這是中國女子教育史上的第一次。不過，正如日本學者須藤瑞代指出的，中國清末民初以來的“賢母良妻”一詞是一個深受日本影響的近代概念。日本於1895年1月通過的《高等女學校規定》以及1899年發布的《高等女學校令》，在法律上正式確立了女子高等教育製度，在實踐中形成“良妻賢母”的婦女教育宗旨。經由日本而來並在批判傳統女學與女性形象的基礎上的“賢母良妻”所呈現的女性形象，不同於傳統的“賢良”之處在於以下三點：①女性從為一個家庭而生存變為為民族國家承擔一定的義務，為善種強國做貢獻；②不惟酒食是議，女性要具有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具有相夫教子的能力；③女性改變在家庭中為奴隸、為工具的地位，變被動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這三點正是梁啟超女子教育思想中著重關注的問題。
綜而言之，在梁啟超的女子教育思想中，“賢母良妻”是被分解為“賢母”與“良妻”兩個角色的，這兩個角色的地位並不完全對等，他所構想的女子教育之目標首先是指向“賢母”。“婦學-母教-國強”，這是貫穿於梁啟超有關女子教育的論證中的隱蔽邏輯。在梁啟超那裏，無論是女性的職業自養，還是女性作為“國民之母”、“善種”之母，都是從女性的社會責任角度入手，將女性看作是改良和國家富強的工具。他的女子教育思想與論述之特色在於“把儒家倫理傳統中占據優先地位的‘婦德’與新興的國族意識巧妙而和諧地融合起來，在西方知識的衝擊與救亡焦慮的合圍裏，他堅定地守護傳統女性教化的領地”。
（三）革命派的女子教育思想
維新派的“賢母良妻”主義一方麵以建立近代女學為口號，鼓勵女性走出閨房進入學校，要求女性以道德的方式直接滿足其國家責任，但另一方麵，“賢母良妻”卻仍然將女性的活動領域局限於家庭，而忽略她們進一步的職業活動或者政治活動。從這個意義上，盡管“男女平權”觀念早在歐美傳教士在華興辦教會女校時就已被國人所知，但在維新派那裏，“男女平權”的觀念還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隨著晚清社會體係在西方軍事力量和國內革命力量的雙重打擊下而逐步麵臨崩潰、資產階級革命興起之時，男女平權的觀念才開始真正進入當時國人的認知與行動之中。女國民教育與“超賢母良妻”主義的女子教育思想是男女平權觀念在教育領域中的重要體現。革命派指出：婦女要對國家盡義務，首先要取得自身的解放，獲得男女平等的教育。“為他人母，為他人妻，其名曰賢母，曰良妻。”這實際上隻是對男子而言，其實還是男子奴隸；與以前不同的是用學來的一點知識，更好地為男子服務，從奴隸成為高等奴隸，最終沒有跳出奴隸的圈套。因而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批判“賢母良妻”的基礎上，提出了與其尖銳對立的女國民教育宗旨，這是一種著重於國民義務的女子教育思潮。金天翮（1874－1947）是這一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金天翮是近代中國著名的革命活動家，也是有多方麵成就的學者。他的著作《女界鍾》是晚清女權主義的代表作。書中從自由平等思想出發，全麵控訴中國婦女所受壓迫和各種苦楚，係統討論男女平等問題，力主男女婚姻自由，倡導婦女教育，倡導女子參政。《女界鍾》是近代中國人寫的第一部係統研究女權主義專著，在中國女權主義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女界鍾》共分十節，除了篇首小引、緒論、結論，其餘七節分別論述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權利、參與政治和婚姻進化論。金天翮有關女子教育的思想主要有兩個基礎。
其一是深入分析男女不平等之根源，運用科學的證據論證男女平等。他分析指出，男尊女卑“半自野蠻時代聖賢之垂訓，半由專製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即是說，男女不平等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曆史上逐步形成的，是與專製統治聯係在一起的。要恢複男女平等，就要把鬥爭的矛頭對準專製製度，經過必要的鬥爭，“終不可向聖賢君主之手乞而得焉，自出手腕並死力以爭已失之權利，不得則寧犧牲平和，以進於激烈之現象”。同時，運用近代生理學的知識來論證“男女在生理結構、稟賦、能力方麵，並無貴賤尊卑差別”這個問題。他說：“能力者，智慧之果也；智慧者，腦之花也”，而男女大腦的構成並沒有什麼不同。無論男女，腦重量均占全身的四十五分之一到四十六分之一。他用當時科學家對歐洲和日本男女考察記錄的兩組數據，證明男女腦圍並無明顯差別，有些女子腦圍比男子還大些，從而說明，從生理結構上說，女子智力並不比男子差。他列舉中西曆史上有成就的女文學家、美術家、哲學家等，證明女子智力在事實上也不讓須眉。
其二是具體分析在當時之背景下，女子應當享有的權利範圍。他在《女界鍾》中指出，女子應當恢複的權利有以下六種：入學之權利，交友之權利，營業之權利，掌握財產之權利，出入自由之權利，婚姻自主之權利等。同時，他尤為強調女子的參政權利。《女界鍾》第五節的標題就是“女子參預政治”。他指出，女子既然與男子平等，在政治上也應享有同樣的權利。金天翮從理論和事實兩個方麵，係統地駁斥了所謂女子同小兒同權、男子治外女子治內、女子無議政之才、女子無參政曆史等女子無權參預政治的說法，然後指出：女子議政之問題，在今日世界已不可得而避矣，“女界風潮，盤渦東下，身無彩鳳，突飛有期”。他認為，在當時的中國，首要的任務是“以革命為實行，以共和為目的”，即推翻清朝專製，建立共和政府。這兩大任務都是“吾男子與女子共同之義務也”。為一完成這兩大任務，他號召人們“絞以腦，卷以舌，達以筆，腦涸舌敝筆禿而濺以淚，淚盡而迸以血，血溢而助以劍，劍窮而持贈以爆裂丸與低列毒炮”。女子參政思想的提出，並不始於金天翮。戊戌變法時期，廣東女子盧翠在《女學報》上寫過一篇《女子愛國說》，文中也提出了女子參政說，要求朝廷仿西國例，“設貴婦院於頤和園”，召各王公大臣命婦，一年一次，會集京師，以便討論女學及其他有關女子權利的事宜，並要求設女學部大臣。金天翮女子參政的思想特色，在於他明確地把女權與革命、共和聯係在一起。
基於以上論證，金天翮構建了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他對之前的教育為奴隸的教育進行了強烈的批評，“女子者奴隸之奴也，並奴隸之教育亦不聞”，進而係統闡述了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他指出，教育對人能力的形成關係極大。女子在稟賦與生理結構等方麵都不比男子差，可是過去女子能力普遍低於男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對女子進行適當的教育。對女子進行教育，不能采用傳統的教育方式，要采用以平權、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新式教育。女子教育不隻對於女子有益，對整個國民都有益。他指出，“教育者造國民之器械也。女子與男子，各居國民之半部分，是教育當普及，吾未嚐聞有偏枯之教育而國不受其病者也。身體亦然，其左部不仁，則右部亦隨而廢。教育者，又精神之庫也，無精神之教育，是禁人之食穀而雜堆雀鼠以為糧者也。”他進一步指出，進行女子教育，不隻是為了將女子培養成相夫教子的良妻賢母，而主要是為了將女子培養成革命的新人，這是一種偏重於國民義務的女子教育。因此，他以為當以養成有人格有個性的人為宗旨，他提出女子教育的八項目的：“一、高尚純潔完全天賦之人；二、擺脫壓製、自由自在之人；三、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四、改造風氣、女界先覺之人；五、體質強壯、誕育健兒之人；六、德性純粹、模範國民之人；七、熱心公益、悲憫眾生之人；八、堅貞節烈、提倡革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