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建構路徑與傳播載體
（一）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建構路徑
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建構路徑有二：其一是從中國傳統學說中尋找男女平等的理論基礎。1896年，陳熾在《婦學》中說：“《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古人立教，男女並重，未嚐有偏倚於其間也。”康同薇也舉證說：“是故孔佛之道，男女平等，孔子編詩，則首關雎，傳禮則詳《內則》，大義昭然，至可信據。”這些說法的潛在含義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在中國古已有之，隻是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被扭曲、被淹沒了。其二，論證男女平等是近代西方走向強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梁啟超在《論女學》中指出：“西方全盛之國，莫美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男女平權之論，大倡於美，而漸行於日本。”在《倡設女學堂啟》中，他指出：“男女平權，美國斯甚。女學布鑊，日本以強。興國民智，靡不始此。”因此，今日中國要重新強盛起來，也必然要從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重視女子教育做起，正所謂“今而欲為起化之漸，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
（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傳播載體
近代女子教育思傳播的主要載體是報刊。
第一類為綜合性報紙。有影響力的主要有：
一是由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ErnestMajor）於1872年4月30日創辦、由中國報人擔任主筆的上海中文商業報紙《申報》。該報自1876年起連載發表了一係列討論女子教育的政論文章，如《與友人論中外書塾》、隸華書屋的《論女學》、悟癡生發表的《書論女學校》、《再論女學》、《論設女教以端士習》等，這是近代中國較早開始關注中國女子教育問題的中文報紙。
二是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於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創辦的《萬國公報》。該報自1878年3月3日開辟具有“社論”性質的“公報牟言”版發表《中國女學》起，在此後的幾十年裏發表了大量有關女子教育的文章，或介紹中外各國女子教育的製度或信息，或者對中國傳統女子教育提出批評意見和改革建議。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謝子榮（ZelotosDevelloSheffield）、英國傳教士華立熙（W.GilbertWalshe）等人都在《萬國公報》上發表過與女子教育有關的文章。尤其是林樂知從1900年開始，連續3年，以連載的形式在《萬國公報》上發表他所搜集整理的古今中外世界各國的婦女風俗和女子教育資料，後於1903年由上海華美書局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為名刻印出版。
三是由英斂之於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創辦的《大公報》。戊戌維新後，有關女子教育的討論在報紙等媒體已成熱門話題。《大公報》也順勢而變，搜求素材，邀約文章，闡發見解。自1919年4月2日起，《大公報》在連續的新聞報道中從女子教育的“立國”觀、女子教育道德觀和女子教育留學觀等方麵，表明了自己對民初的女子教育實踐和政策的看法和觀點。
第二類是女性報刊。在康有維、梁啟超的影響下，由李閏（譚嗣同夫人）和黃謹娛（康廣仁夫人）於1898年7月24日在上海發起倡辦的《女學報》是中國第一份婦女報紙，初名《官話女學報》。這份刊物的誕生，標誌著女性最初的覺醒。該報不單隻以女性讀者為主，連主筆、編輯均是女性，代表著女性擺脫男權的影響，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女性自己呼喊出“婦女解放”，擁有專門為女性發聲的媒介。作為中國第一份麵向女性讀者的刊物，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宣傳婦女解放，並且希望喚醒其他女性。它“以提倡女學、爭取女權為宗旨，主張婦女平等、婚姻自由、婦女參政等，並自覺地把婦女解放與國家興亡聯係起來”。該報於1899年出版第12期後停刊。
有人將維新派在上海創辦的這份《女學報》與由陳擷芬和康同薇創辦的另一份《女學報》混淆起來，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陳擷芬和康同薇於1899年在上海創辦《女報》，四年後即1902年將《女報》改為《女學報》。和維新派的《女學報》一樣，這份報紙均由女性主持，針對女性問題，以麵向女性讀者為主。該報同樣也以“提倡女學、尊重女權”為宗旨。陳擷芬曾在《盡力》一文中寫道：“中國為什麼不強？因為沒有人才。為什麼沒有人才？因為女學不興。”“要是我們兩萬萬人，盡力要興女學，豈有興不起來的理。”關於女權的宣傳，該報也不遺餘力。如有文稱：“蓋權的由來，在於開智。民智不開，民權不伸，君胡以強國；女智不開，女權不興，男何以興家。”該報的“女界近史”等專欄經常刊載上海等地興辦女學及女子出國留學的情況。1903年《蘇報》案發生，蘇報館和《女學報》均被查封。陳擷芬出亡日本，繼續編印《女學報》最後一期即第4期後停刊。
晚清的女性報刊數量大約有30種。到民國初年，專門麵向女性的報刊數量約有40餘種。晚清女性報刊有革命與改良之分野，其改良派女性刊物注重對女性進行現代知識啟蒙，以“提倡女學”、“開通女智”、“講論女德”和反對纏足為主旨；而集中於日本東京、上海等地的革命派女性報刊則傾向從政治角度論述女性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問題，鼓勵婦女既做女權運動的先鋒，又做民族民主革命的鬥士。1912-1918年新出版的女性刊物，按內容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由民初女子參政運動中的女界精英創辦或領導，直接服務於女子參政運動，注重對女性政治權利的發揚，唐群英、張漢英等創辦的幾種刊物都屬此類。另一類，以提倡女學為宗旨，注重女性知識啟蒙，以成都《女界報》、天津《女子國學報》、北京《女學日報》等為代表。此類知識啟蒙的刊物試圖將女權與女學相聯係，吳曾蘭《女界緣起》一文指出，女學是實現女權的重要步驟，“蓋女學不明則女權不伸，而平等自由之幸福，亦即無其資格以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