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教育的內容則服從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念和賢母良妻的教育目標，形成了婦德（指婦女應具備的德行）、婦言（指婦女的言語）、婦容（指婦女的服飾打扮、舉止儀態）、婦工（指婦女所做紡織、縫紉等事），構成以德為本的“三從四德”的女子教育內容體係。這種女學體係在清代發展到了高峰，出現了從通俗的《女兒經》到權威的《內則衍義》等一係列女學典籍。清代賀瑞麟利用三字經的形式，對以德為本的女學體係，進行簡明概括，以便於民間記誦和傳世。他在新編的《女兒經》中說：“女兒經，女兒經，女兒經要女兒聽，第一件，習德行；第二件，修女容；第三件，謹女言；第四件，勤女工。”《內則衍義》序言中強調：“謹案《內則》所載，皆閨門之內，起敬起孝，興仁興讓之事。而首曰‘後王命塚宰，降德於眾兆民’，謂之此乃王後世子所躬心得，而可為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
3.西方女權思想的輸入
西方女權主義大致源於18世紀末期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中文的“女權”、“女性主義”與英文的Feminism一詞是對等的，Feminism一詞來自法語Felninisme。它最早可見於由空想社會主義哲學家查爾斯·傅立葉（FrangoisMarieCharlesFourier）的著作中，傅立葉用這個詞表達他所想論述的“婦女解放”。大約在1890年，這個意思首次被英文Feminism來指代，由此在英美等國流行開來。這個詞經由日本傳入我國，當時被譯為女權主義。
19世紀下半葉，西方處於第一代女權主義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女權主義的主要訴求是要求婦女在受教育、立法以及經濟上應當與男性平等，是一種政治運動與意識形態，後來逐漸演變為一種文化思潮，甚至成為一個象征性詞彙，既表明了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有償工作、公民個體自主、受教育權），同時也表明婦女集體登上政治舞台。到19世紀末，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資產階級分子繼續豐富和發展男女平權思想，催生了女權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的曆史進程。
西方女權思想進入中國社會主流話語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曆經了循序漸進的過程。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逐步提出了女權的思想；在戊戌變法時期，國人開始了對“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權”思想的初步探討；20世紀初期，“女權”一詞被越來越頻繁地使用，表現出晚清論者對婦女應得權利的強調以及將理論付諸行動的迫切要求。通過出版物和女報，維新人士和新式知識女性共同參與並推動“女權”主流化。
馬君武（1881-1940）是女權思想傳播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出洋留學的過程中，接觸到西方的女權思想，並將西方的相關譯介介紹到中國來，同時結合中國社會現實與個人經驗予以闡發。1902-1903年，他將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Spencer）的《女權篇》、穆勒（JohnStuartMill）的《女人壓製論》和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女權宣言書》等三部著作介紹到中國，使國人不必經由日本人的第二手轉述而了解到西方女權思想。其中，《女權篇》係第一次以“女權”命名的書，自此以後，“女權”這一概念在知識界廣為傳播和運用。
近代知識界對西方女權思想的接受主要從女性人格獨立的視角切入，並將之納入民權革命、救亡圖存的圖景之中，從而使西方女權思想在中國經曆了本土化的過程。如馬君武曾指出：“凡一國而為專製之國也，其國中之一家，亦必專製焉；凡一國之人民而為君主之奴仆也，其國中之女人，亦必為男人之奴仆焉。”因故，他竭力呼籲：“必自革命以致其國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權始。”在馬君武的論證裏，女權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女性自身的解放問題，而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聯係在一起了，女權革命成為解決民族危機的重要路徑。馬君武的這一思想成為近代女權運動的主導精神和理念。
綜上所論，近代女權運動“既是民族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卻又承受著民族主義情緒中對‘西方’的抗拒；既是反男性中心社會的，卻被男性接過去，成為男性試圖解放自己的武器。”女權思想“既改變了中國婦女及她們的日常生活，卻遭遇並接受了中國本土傳統和現實的改造；它既促成並建構中國現代化，同時也在這一進程中被不斷地轉化和改寫”。在新與舊、中與西的衝突、碰撞和融合中，西方女權思想在被近代先進知識分子接受的同時，也被印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
（二）近代的社會背景
其一，近代的中國社會動蕩，人們的觀念受到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衝擊。當時的國人正經曆著從學習西方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理念和製度的劇烈變化。隨著西方通過其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之後，他們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在華辦教育的權利，西式學校教育製度逐步傳入中國。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國人逐漸了解和接受了西方女權思想中的男女平等觀念。因此，國人對男女平等觀念的認知主要受到來華西方傳教士在華興辦女子學校教育的實踐及其對女子教育的呼籲的影響。
其二，以家庭為中心的女子，除了實際生活的訓練外，與其他新知識處於“絕緣”狀態。在西洋教育製度未進入中國以前，女子教育隻是富厚之家的“裝飾品”。但是自鴉片戰爭後，世界工商業組織的潮流漸漸動搖了中國的小農製度和組織，社會組織逐漸工商業化，激起了識字的需要。“鄉間男子亦因中等以上之學校集中都市，初在都市就學，繼在都市謀生，而對女子知識的要求上，發生重大影響……女子也非有相當的知識不能得到適當的生活，於是女子教育逐漸成為問題，逐漸被人重視而逐漸發展。”
其三，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迫使有識之士深切地感受到，要實現喚醒民眾、救亡圖存的曆史使命，就不可忽視占當時中國人口一半的女性。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關於女性的陳腐觀念受到猛烈抨擊。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將興女學與國家富強聯係起來，把女子教育提到“保種強國”、“興國智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