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經曆著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轉型。這次轉型既有中國社會內部因素的積累與爆發，更有外來文化和勢力的衝擊與逼迫。民族災難和亡國滅種的危機，強烈刺激著國人尋求救亡圖強的道路，中國由此開啟了現代化的曆史步伐。學習發達國家，爭取國家獨立富強，實現社會進步，成為近代先進中國人的執著追求。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女性觀在民族主義和世界範圍內興起的婦女解放運動的雙重影響下得以發展，為近代中國女子學校教育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可以說，近代中國的女子學校教育，既是社會變遷的產物，又是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
（一）西方女權思想的輸入
1.中國古代的女性觀
教育家楊賢江指出：“在野蠻時代，女權特別優越；未開化時代，女子地位仍然極高。”不過，在中國上古社會，“女權特別優越”、“女子地位仍然極高”這種狀況大約從殷周時期就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了。《連山》、《歸藏》和《周易》是體現夏商周三代古人思想觀念的最重要的典籍。乾卦和坤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地位變化，其實質反映的是母統（女權）和父統（男權）觀念的轉變。“殷人重母統，所以殷易《歸藏》首坤次乾；周人重父統，所以《周易》首乾次坤。”《周易》將乾坤視為“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但乾健坤順，乾坤各有其位。乾為“純陽至健”，表現出一種完全獨立、不受限製的剛健性格，它給予萬物以始；然而，坤則要順承乾，才能給予萬物以生，坤的性格是至柔至順的，它的行為受製於也必須受製於乾。乾尊坤卑，扶陽抑陰，是《周易》貫徹始終的根本思想。《係辭傳上》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由以上所述可見，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深刻地蘊藏於《周易》表述的哲學思想之中。這樣的哲學思想滲透於中國古人的日常生活行為之中，在其後的幾千年中不斷地被係統化和製度化，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男女兩性必須遵循的基本社會規範。
2.中國傳統女學的基本特征
男尊女卑的性別隔離觀念進一步強化了已經存在的社會性別分工，女性被排斥在社會公共生活與公共管理之外，女性的社會角色被“逼回”到家庭。男尊女卑的觀念確立了中國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模式及社會性別等級秩序，並得到了合法化。這種合法化的文字表述既散見於六經諸子的典籍之中，更集中體現於《女誡》（班昭）、《列女傳》（劉向）、《女孝經》、《女訓》等女學典籍之中。總的來說，男尊女卑的性別隔離觀念對中國傳統女學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麵：
一是女性在正規教育空間和正式教育場所中的缺位，女性處於“有教無學”的處境當中。古代中國女子接受教育的場所主要在家庭等非正規場所，她們被排斥在中國古代正規學校教育係統之外，沒有機會進入私塾或書院接受係統化的教育。這一點，晚清學者有清醒的認識。宋恕在《變通篇·開化章第四》中試圖說明這點，他說：“赤縣，秦前學校最盛，男女無不知書，秦後頻遭慘劫，劫餘之族，日以昏愚。”“愚民之主皆以絕女學為要義，故秦一統，漢繼之，而赤縣女學遂絕。”經元善在《勸女子讀書說》一文中也說：“上古無不讀書之女子也，三百篇，閭巷婦人之作居半也。是以中壘列傳，有取於靜女，蘭台續史，特進乎大家。前徽不沫。可按而稽。自後世以文章取士，仍謂無女狀元科，遂至沉痼之疾，無以砭箴，迄於今日，民誌日愚，國勢日蹙。”
二是女性教育理念上強化了女才和女德的對立，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原初意義為：女子有才能，但不在丈夫麵前顯露，而是表現得謙卑、柔順，這才是女子的德行所在。這樣的意義大體上符合《周易》中體現的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性別觀念。“乾健坤順”的中國傳統哲學觀雖然強調“首乾次坤”，但對“乾坤”、“陰陽”的關係的理解是辯證的，正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各有各的性命、各有各的存在價值、各有各的位置，萬物的關係是和諧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兩性都各得其正，才能和諧，也才能共生。然而，“首乾次坤”又確實蘊含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的觀念，這樣的觀念在實際生活中則演變為女性柔而至順，女性也逐步處於男性的依附地位。中國古代女性的這種依附性在明末以前表現得並不特別明顯，在這之前，中國古代女性所特有的淳樸、健康的天性還能有所發揮。“宋代以前，晉代婦女之風雅，唐代婦女之能詩，都不為當時社會所禁止，吟詩聚會成為女性抒發情感、排除苦悶的一種較高雅的形式。”
從明末以後，中國女性的身心不斷地遭受壓迫和禁錮，女才和女德的對立逐漸明顯。據研究，“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是明代嘉靖至崇禎間的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所言。這句話當時並未獲得廣泛的認同。例如明代張岱《公祭祁夫人文》引文中所說：“眉公（即陳繼儒）曰：‘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殊為未確！”但到清代，盡管也有持反對意見者，但是更受到文人的認同，視之為警策。“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意義演變為：女性無須有才能，隻需順從丈夫就可以了。這句話開始成為男性拒斥女性識字讀書的理論基石。石成金《家訓鈔》引《靳河台庭訓》稱：女子識字，喜看曲本小說，挑動邪心，做出無恥醜事，反不如不識字。“陳眉公曰：‘女子無才便是德’，可謂至言！”李仲麟《增訂願體集》更是以陳繼儒的話為根據高調宣稱：婦女“不必令有學識，一概不令其讀書，尤不可容看戲文、聽說唱也！”沈複在《浮生六記·坎坷記愁》中說道：“女子無才便有德，真千古至言也！”
三是女性教育目標和教育內容非常褊狹。女性教育目標的提出往往受女性的人格依附地位的影響。培養“溫順、賢良、服從的賢母良妻”的女性教育目標，排斥了女性參與社會事務的可能性。中國曆史上能名之為傑出女性或才女的，一般都有三種形象。一是母親的形象，如孟母、嶽母等。二是為男人服務的政治使者形象，如昭君、文成公主、武則天等。三是閑情逸致、風流邪僻的詩人或文學家形象。“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至矣。若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為浮浪之子，靡論婦人。”無論是哪一種傑出女性的形象，都是以男性為主體的構建，強烈地體現出女性作為男人依附品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