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哲泰勒（Charles Taylor）於其近著《俗世的時代》（A Secular Age），權挪“超越與內涵”（transcendent/immanent）的分辨，以突顯西方近代宗教的轉折與特征。泰勒固知曉定義“宗教”（religion）一辭的困難，因此上述的對比，隻是方便的法門而已。但不意此一對比，若放在討論中國宗教的脈絡下加以蠡測，尤其是關涉儒教的變化時，則會顯得力有未逮。因為儒教從古至今，即具有俗世的特質；是故，以“俗世化”說明近代儒教的際遇與嬗演，恐有以尺鬥水之憾。以下，將以李紱（1675—1750）為入手，揭開儒教之強烈俗世性格的特質與傾向（orientation）。本文希望借由對近世儒教的俗世性格之分析，揭示泰勒等人所提議的宗教理型定義，猶有商權餘地。
清初陸王學派的健將——李紱（1675—1750）撰有一篇名文——《原教》，內容宏富，而有要旨，甚能說明儒教的俗世性格。案以“原教”為篇名，傳統上均用來闡發教門宗旨，而帶有濃鬱的護教意味。又可與古來《原道》之文互通。“原教”的文類，較早可能出現在釋教文獻，舉其例：宋代高僧契嵩（1007—1072）作《原教》、《廣原教》，以與當時辟佛者抗辯；儒者恐是後起而仿效。之後，則甚為流行，一度且曾為科舉命題。
李紱在《原教》一文中，有個論點，甚值注意：首先他援引《中庸》謂“修道之謂教”，以界定“教”字。又說：
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
可見“道”存於人倫的關係之中，“教”遂亦見諸人倫的關係之中。
於李紱而言，遠古之史固無須多論，若唐虞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或《魯論》所述的“四教”、《周禮》的“六德”、“六行”、“六藝”，均不外“五倫之所有事”。那麼“五倫”所指為何呢？就是孟子所述的人倫規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一表述原是儒者一般的見解，並無特別新穎之處。
可是李紱接續的申論卻頗寓新意。依李紱之見，普天之下的人，皆無所脫逃於人倫的網絡。換言之，“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可是後世出了楊、墨，出了釋、老的異端邪說，“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倫外之人”。然而李紱並不苟同先儒韓愈（768—824）、歐陽修（1007—1072）汲汲與教外爭辯，因為“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與二氏在言詞上爭勝負。蓋李紱不屑宋明儒本末倒置，終日談心言性。他認為真正解決之法，唯有“實指五倫為道”，讓世人明了活於世上，即無所逃於人倫之際。換言之，士農工商隻要修“五達道”，便是踐行聖人之教的儒者，所以不必致疑守儒教者眾，而遵二氏者鮮。雙方信徒的寡眾懸殊，原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該立論之所以成立，一如徐乾學（1631—1694）前雲：“吾人不能離五倫、泯四端，即不能不為儒。”而李紱的說詞，恐是反映該時猶陷“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的焦慮；他的辯解原是儒生一貫的老調，卻能極大化儒教的共同體，涵蓋全民，而非隻限於“士”的階層而已。其實，李紱之所以能致此，在概念上，無非得利於儒教與生俱來的俗世性格。
因為同以“原教”命篇的諸儒，無不異口同聲肯定倫常與儒教世俗的關聯性。茲舉二例以佐成：北宋的王安石（1021—1086）便曾說：“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清儒朱彝尊（1629—1709）也曾說：“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
按儒教的著力點本來即置於俗世的“五倫”網絡之內，這原是儒者一向的共識。明儒劉宗周（1578—1645）說得好：“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為五大倫關切之身。”又說：“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因為儒教成德的典範——“聖人”，依孟子之言也不過是“人倫之至”；荀子亦言“聖也者，盡倫者也”而已。故下迄明清，儒者猶順著說：
若吾儒之學也，學以經世。世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天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達道。聖人非有所強也，不過順此天倫之道，一為之經綸焉爾。
毋怪該時講求實學的李顒（1627—1705），一反恍兮忽兮的性理之學，乃主張：
最上道理，隻在最下修能，不必騖高遠。說“精微”，談“道學”，論“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極近處做起。
“但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極近處做起”，可見儒家獨厚人間世，且毋分古今。
上述李顒無異在發揮孔子“庸德之行”的教誨，至為明白不過了。孔聖不就曾說過：“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上古的經典——《中庸》也演繹道：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明儒王陽明更為之定調：“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他的追隨者王艮（1483—1541）遂宣稱：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有清的章學誠（1738—1801）也言道：“道在事物，初不出人倫日用之間。”這在在都在呼應儒者之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的宗旨。
倘挪儒教的俗世性格，與釋、道二教作一對比，則尤為顯豁。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便言道：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隻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按“三綱五常”，於釋、道而言，乃是“世間法”而已。要之，朱子旨在總結之前儒生對佛老的評斷。前述韓愈在維護儒道的名文，即判定佛、老為禍天下，滅其天常，以致“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清淨寂滅者”。北宋的孫複（992—1057）以“佛老之徒橫乎中國”，謂之“儒辱”，遂鳴鼓而攻之，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
同為宋初三先生的石介（1005—1045）也同仇敵愾抨擊佛門道：
彼其滅君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
職是之故，後儒遂判定“儒佛之分，千載未決之公案”，盡在：